中國打造反烏托邦世界 西方也難倖免(圖)
在北京的一個酒吧和餐館區的入口處，可以看到安全攝像頭。（圖片來源：NOEL CELIS/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4年3月9日訊】（看中國記者路克編譯）中國現在擁有7億個閉路電視攝像頭，構成了一個迄今為止最完整的國家監視系統。這些電子眼不僅可以識別遠處的面孔，而且在面部特徵被隱藏或模糊時，還能夠識別步態，這種能力可以並且很快將被增強到這樣的程度：由智能攝像頭監控的眼睛本身的運動足以識別任何人。
那些瘋狂而天真的工程師，如此熱情地幫助構建這個系統，它被稱為「天網」，靈感來自科幻小說《終結者》系列中的流氓和全視技術。這個名字還借用了中國一句著名的短語：「天網恢恢，疏而不漏」，生動地描述了新國家監控機器的廣泛能力。
與之結合的是中國社會信用體系，該體系為非自願參與者分配分數，反映了他們對黨的指示的遵守程度，從而實現了對個人在電子領域的全面掌控，包括最敏感的領域，如儲蓄和出行。
對中國人來說，甚至對遊客來說，如果社會信用評分超過某個閾值，他們接觸世界的機會可能會減少到零。這意味著被排除在幾乎所有可以虛擬化的活動之外，包括開車、購物、工作、用餐、尋找住所，甚至與朋友和家人交往（因為與社會信用評分較低的人在一起可能導致自己的評分下降）。
這種體系為政府提供了向公民榨取奴隸般勞動力的機會。通過向國家無償提供勞動來提高分數成為一種手段，對那些犯錯誤的男女公民來說，這是維持社會一部分的一種方式。這不是契約安排中自由公民應享有的「為我工作並從中受益」，而是「為我工作，我將解除我所施加的剝奪」，這正是奴隸販子夢寐以求的支付制度。
這種「反烏托邦」的世界不僅僅是中國的問題，因為中共採用的技術是西方技術的延伸。在西方，我們也面臨類似的趨勢，受到假設的危機所驅使，我們逐漸向著相似的方向前進。這包括假設的廣泛性和自動化身份識別的「便利」，以及我們所面臨的任何問題都可以被用來證明不斷擴大的影響範圍是合理的，是為了構建一個安全而照顧的國家。
我們生活在一個虛擬世界中，購買和電子媒介通信模式使我們的自我簡化到「數據」的程度，這成為我們身份的現代版本，同樣構成了我們足跡的形象。這種身份不僅可以被企業經紀人買賣，用於向我們銷售所需之物，而且還可用於跟蹤、監控和懲罰我們的行為和言論。
行為科學家通過在幕後操縱無形的激勵措施，將人們引導向特定意識形態的決策方向，進一步推動了這一過程。企業通過跟蹤購買決策和開發演算法，預測我們最有可能感興趣的事物，不僅是為了提供我們所需之物，還是為了塑造我們需要的東西。
政府與這些企業代理人勾結，描繪我們的行為、思想和言論，以便對偏離預期目標的行為進行映射、獎勵和懲罰。數字身份和貨幣的發展可能最終導致這種趨勢的結果，將兩者結合在一起，促進像喬治·奧威爾描述的那樣的範圍，這是烏托邦思想家幾乎無法想像的。
隨著新的人工智慧系統的迅速湧現，監視的可能性不斷增加，範圍超越了未經增強的人類的想像。這些系統確保我們的態度、行為和個性可以被操縱到我們無法看到的超級國家所構建的現實之外。這標誌著一個法西斯主義的終極勾結，即自利企業與偏執的國家之間的合謀，迷戀於反人類的統治。
我們已經出賣了我們的靈魂，以追求眼前的滿足和便利，同時受到恐懼理論家的誘惑，他們向我們保證追求我們如此渴望的安全是正義之舉。這不是一個黨派問題，而是一個關係到每個關心維護個人安全、隱私和自主權的人的問題。
在加拿大，國家的過度越權行為發生在工人階級抗議中，特別是在新冠疫情封鎖期間。這顯示出國家和企業代理人越來越有能力和意願，同時行動上也更加協調。他們不僅可以監控我們的行為，而且可以精確地描繪我們的思想和言論，以便對偏離權力核心的行為進行映射、獎勵和懲罰。
儘管一些法律判定這種做法違憲，但並沒有阻止國家過度介入。新的立法要求建立一個官僚機構，以法外方式監督和懲罰所謂的「仇恨犯罪」，這一術語很快被定義為官僚機構和企業發表的任何言論或行為。這引發了對行為前的可能犯罪的擔憂，因為法庭代理人現在有權判斷一個人是否可能在未來犯下所謂的「仇恨犯罪」，並安裝電子監控設備對其進行限制。
隨著監控公民的能力不斷增強，對潛在犯罪的迫害變得越來越可能。 「如果你沒有什麼可隱藏的，你就沒有什麼可害怕的」成為那些最有可能轉向監視以保護和控制的人的座右銘。
前蘇聯秘密警察頭子拉夫連季·貝利亞，曾說過一句蘇聯時代的笑話：「讓我看一下那個人，我就能告訴你他是個罪犯。」在約瑟夫·斯大林的恐怖時代，這些話是足夠正確的——而且當時的警察也足夠秘密。但與我們現在能夠並且可能會產生的東西相比根本不算什麼：警察如此秘密，以至於我們甚至無法發現他們全面而細微的活動，監控如此普遍的犯罪，以至於每個在體制支配下的人都會有一些隱藏的事情，這讓人感到不寒而慄。
（本文譯自加拿大心理學教授喬丹·彼得森發表在《電訊報》的評論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