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蘭健：楊恆均案嚇壞騎牆派(圖)
楊恆均（X平台/楊恆均）
【看中國2024年2月8日訊】（看中國記者肖然採訪報導）澳大利亞澳籍華裔作家楊恆均2月5號因間諜罪在北京被判死緩。有評論指出，中共持續搞人質外交，楊恆均事件對騎墻派造成恐怖影響，王軍濤則認為，習近平抓楊恆均案更多的是判給中國人看，為了示警中共國安法律的嚴厲。
中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王軍濤接受《看中國》採訪時分析，目前澳大利亞基本上跟美國看齊，不管中共怎麼制裁澳大利亞，但是澳大利亞對中共還是有三大強硬措施，第一就是清空間諜；第二是在中國的周邊打造一個地緣政治的圍堵圈，不讓中共勢力在海上擴展。澳大利亞是美國最大的盟友，要進口美國的核動力潛艇等；第三，在高科技領域封殺中共。
王軍濤透露，他和楊恆均有私交。“楊恆均是我很好的個人朋友，我每次去澳洲的時候，他都來找我，他當時搞了一個圈子，他很多網友都是支持民主自由。以我的觀察，楊這個案子可能跟國安系統的運作有關係，中共給出的理由包括拿境外勢力的錢、出賣了44份絕密情報等，楊都矢口否認。據BBC報導，澳洲媒體說，因為楊恆均和他的老師馮忠義教授都在中國被抓過，抓了後，當局明確說不許洩漏他們被抓的情況，和被抓前被調查的案件情況。
中共調查楊的一個朋友是澳洲的一個記者，據說中共懷疑他是澳洲刑事部門的，可能楊出來就告訴這個人了。所以就以這個藉口懲罰楊恆均。因為習近平一上臺就制定了一系列很嚴厲的國安法律，這些法律就是為了個人獨裁保駕護航，所以拿楊恆均開刀問斬就是想向世人說明國安系統在這方面作業非常嚴厲，這個國安法不是空的。
世界各國都有這個問題，如果法律立了之後要拿案例，一般不光是有國家權力機構施法，而且要有案例來解釋法律。
像楊恆均這個判案更多是給中國人看的，澳大利亞總理表態其實也挺複雜，要知道楊本身在中國國安機構工作過，其實美國給予這樣的人身份都是非常非常慎重的，澳大利亞可能比美國還要緊的多。
在這方面，西方政府的表態一直比較猶豫，就是因為對於在中共公安系統內，或參與過威脅自由民主世界利益活動的，或參與過政治迫害的這些機構工作過的人，西方政府能做到總理發一個東西已經很不容易了。”
王軍濤並不認為楊真的是間諜。
“他的簡歷顯示1999年到2000年，他自己說那時已經跟國安脫離了關係。中共國安系統有幾次洗牌，其中一次重新洗牌是在江澤民上來後曾試圖控制這個系統，之後好多國安系統的人就脫離了關係。
有人說他從87年大學畢業後就開始做公安，也有人說他是89年以後轉入的公安，有人說他到了香港再轉入國安。他在國安系統工作中可能就負責監視，比如中資公司在香港的活動、監視海南的幹部，但可能不是對西方有威脅性的那種角色。
很多人認為，他既然在要害部門給中共賣過命，他這個結局是活該。但也有人說，他在傳播中國民主理念方面作為民主小販起了很大作用，也有人說，也許這個就是為了讓他有一個掩護的身份。”王軍濤告訴《看中國》。
趙蘭健：楊恆均事件嚇壞騎牆派
前中國媒體人趙蘭健接受《看中國》採訪時表示，楊恆均被判死緩事件引發牆內外恐怖蔓延。
他說，處置楊恆均基於30多年前他被派駐香港做間諜期間，楊出賣情報給臺灣，之後30多年楊恆均經常出入中國境內外，並和中共官方、民間、輿論社群有特別多來往。中共依照30年前的理由，判楊恆均死刑，令海外華人和國際社會深感中共的恐怖和殘忍。
我在牆內有體制內的朋友熟悉楊恆均，楊恆均的人生際遇很令他們羨慕，無論是金錢收入、國際關注度、娶年輕老婆。楊恆均一直被視為中庸之道的最佳受益者，被稱為騎牆派代表人物。即能販賣民主，也能懷擁五毛。
楊恆均被判死刑引發廣泛關注，源於海外類似楊恆均一樣的騎牆派，有感於人人自危的處境。中共一直向國際社會派出大量安全人員，這些人在國際社會和中共之間，承擔溝通與配合工作，收穫著「民主」「人權」帶來的社會榮譽和經營成果。
那些為楊恆均震驚的光環名人，其實已覺察到自身處境危險。一個邪惡的極權社會體制，殘害生命和殺人只是隨機概率問題。楊恆均們的幸運，源自過去三十年改革開放，中國走向世界才需要楊恆均這些掮客去遊說國際社會。
這些被特殊培養的職業特工們，在嚴苛的極權管制下，從未有過自由的自主選擇權。宣傳民主和人權，是楊恆均內心的一種逆反嚮往，是對一直存於內心恐懼的反映。
而終究楊恆均的身體是誠實的，如同用腳去選擇移民路徑一樣，楊恆均選擇了五毛意識形態的染香作為生活伴侶，這也是楊恆均這樣八面玲瓏的人，真實的內心寫照。
中共對楊恆均宣判死刑，更是對國際社會人類文明社會次序的一次挑戰，勢必對中國和國際社會的交易交流產生影響。當今的世界主流社會，沒有哪個國家或企業，會願意和納粹一樣的殘暴國家、組織、個人交往。
因此，楊恆均被判死刑，不只是對騎牆派造成恐怖影響，更會對國際企業和資本產生恐懼影響。
中共持續人質外交
「人權觀察」亞洲區主任皮爾森(Elaine Pearson)告訴自由亞洲電台，楊恆均遭重判顯示中共針對澳大利亞的人質外交並未停止。「歸根究底，如果法治不被尊重，又如何能建立緊密的跨國商業關係呢？很多中國法律，訂立過程並不透明，條文定義又模糊不清，造成外國人淪為人質外交的工具。」
前澳大利亞國防部政策分析員、目前於澳大利亞國立大學（ANU）擔任研究員的郝傑明(Benjamin Herscovitch)指出，人質外交一直是中共慣用手段。澳藉記者成蕾稍早獲釋時，正好就是澳大利亞政府向中國態度開始軟化的時候。「中國似乎是要和澳大利亞政府交換條件，非得要讓澳方就範，才釋放被羈押的澳大利亞人。」他說。
郝傑明相信，外國政府反制中共人質外交的辦法就是不能讓中共予取予求。皮爾森也認為澳大利亞政府應強烈要求釋放楊恆均和在中國遭任意羈押的人士，並提醒民主國家和中（共）國交往時，必須經常將人權列為推進雙邊貿易和安全關係的重點事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