災難現場報導 為什麼越來越少了？(圖)

2024 年 1 月 25 日，中國中部江西省新余市發生火災，造成至少 39 人死亡（圖片來源:  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4年2月9日訊】2024年的開端不太平。今年一月，河南南陽小學發生火災，造成13名學生遇難，五天後，江西新余再次發生火災，致使39人死亡。而在春運期間，凍雨和暴雪不斷，「應急」和「突發」頻頻，幾乎變成了一種新常態。

與之相對的是相關調查報導的缺位。新余火災後，流傳甚廣的兩篇稿件均為受害者群像，而事件調查往往以官方口徑為準。越來越多的稿件發自後方，來自前方、現場的聲音逐漸微弱、遙遠。

作為一名2021年入行的記者，我常常對此感到有心無力，時間久了，無力感好像也成了某種回應現狀的膝跳反應，但我又知道，過去不是這樣子的。

因此，我找來了四位來自不同世代的媒體人，他們中有70、80和90後，從他們經手過的災難報導出發，我想問一問：過去的災難報導是怎樣的？以及在信息發達的當下，為什麼記者還是要深入現場？

災難發生後，為什麼需要現場報導？

資訊發達的當下，似乎足不出戶也能瞭解現場情況。如今進入災難現場，對於記者和受眾，還意味著什麼呢？

王文（現媒體人，入行近十年）

我剛入行的時候跑文化口，過了兩年才開始做社會新聞。我們常說「天災人禍」，天災裡往往包含著人禍。比如地震不僅和地質情況有關，也和房屋質量脫離不了干係。

2021年鄭州暴雨的時候，引起最大關注的是城市的受災情況，尤其是地鐵。當時有很多特稿，比如倖存者和遇難者家屬採訪，這很好。但當時我覺得我們過於關注典型，侷限在了大家眼光最聚焦的地方。就像石頭投入水面的中心點，它的漣漪擴散範圍可能很大，如果所有人都關注中心，周邊可能就被忽視了。這時候就需要媒體不斷地派人拓展事件的視野邊界。

因為每天看到的都是城市、地鐵的報導，我就想探索一下農村的情況。我當時並沒有去到現場，就在家裡天天打電話，把不同交通資源的電話全都打了一遍。

其實鄭州周邊的很多縣級市、鄉鎮，受災也非常嚴重，因為它們靠近山區，水的破壞力和殺傷力非常大，整個村子都有可能被削平。後來我拿到一條線索，做了一篇周邊村落的稿件，打了幾十個電話交叉驗證，慢慢統計出來村子裡死了23個人。一開始我不瞭解情況，以為這個數字不大，但採得多了，才發現他們的傷亡很嚴重，並且村子居然瞞報了這個信息，還不讓受災村民回去。

那是一個非常需要救援的地方，村子的做法讓那裡變成了一個巨大的墳場。後來我交叉驗證這個消息，把遇難者名單大致列了出來。這是那次水災裡，我覺得自己寫的最有影響力的稿子。

稿子發出來之後，有很多人開始關注那個村子，不少同行也跟進了。包括視頻航拍的，文字的，跟進了將近10篇稿件。後來省委書記也去了，他們發了一個通告回應我的稿子，說這裡遇難人數就是8人。大概過了兩天之後，他們終於承認是23人。

現場很多變的，死亡人數的統計也存在波動，媒體要不斷地跟進。有個女生的媽媽，因為路上的基建太差，掉到了下水道裡，被水沖走了，還有很多在城裡打工的老年人都是這樣沒的，這些人也是需要被關注的，數量也很大。

唐建光（前媒體人，在行業近20年，轉行近十年）

我是94年進入到媒體行業。除了有一線經驗，也擔任過社會新聞部主任，機動新聞部主任，應對過很多社會新聞和突發事件。比如98年的長江洪水、03年開縣井噴、04年印度洋海嘯、05年松花江污染、08年的汶川地震等等。08年之後我退居二線，沒有在一線參加過災難報導了。

90、00年代，媒體可以不計成本地跑一個現場。以前資源充足的時候，可能為了核實一個現場，專門跑一趟、飛一趟，或者開幾百公里的路去看一下現場的情況，否則記者沒辦法寫。有時在現場，可能一呆就是一個月。

當時我個人是非常反對電話採訪的，哪怕我們為了核實一件事都可能把記者派過去，花半天時間看一下。也許你沒有採訪到什麼信息，但你要看現場是什麼樣子。當然現在後方的指揮者需要考慮很多成本因素，比如到了現場可能會被趕回來、或者會扑空，或者稿件發不了。記者白跑一趟，報社承擔成本。

電話採訪成為常態，其實非常致命。因為電話採訪的往往是單一信源，現場可能會有由各種相關人源來構成信息調查：當事人、對立觀點、旁觀者、政府視角等等。構成多緯度信息，才能反映事情的原貌。

現場非常重要，一件發生在甘肅和在泉州的事情截然不同，因為當地的生活形態、地理、民俗、社會關係都不一樣，兩地當事人的動機和行為模式可能就不同。

陳光（現媒體人、入行近三年）

2020年，我成了一名跑社會新聞的實習記者，5個月後正式加入了現在供職的媒體。

2023年，甘肅積石山地震，這是我第一次跑地震現場。到了那邊才發現，其實這次地震，通訊和交通都沒有問題，吃、喝的問題也都能解決。當地最大的問題還是太窮了，房屋質量也很差；另一個就是冷，當時甘肅室外應該有零下十幾度，人根本受不了。

當地最缺的是保暖帳篷，村子分散，運輸也很費力。當地很多少數民族，留守的孩子老人也多，習慣一大家人住在一起，多的一戶有十五六個人。以戶計算的話，捐獻的帳篷完全不夠。

我們那時候去到一個村子，那個沒人的村子距離受災嚴重的地區有點距離，整體上不太嚴重，村裡沒有房屋倒塌，有個別房屋牆壁有裂縫。這次地震範圍很大，震區的村子分散，初期救援力量分配上有一些盲區，後續信息流通起來就很快補齊了。

我們剛去的時候，村子還沒有人管，找不到幹部，也沒有救援隊或者任何政府的工作人員。有的人去找其他親戚投奔，村子裡有一些人還是住在自己的危房裡，因為他們什麼也沒有。

地震的範圍非常大，涉及到兩個省，所以我們剛去的時候幾乎沒有受到什麼封鎖，甘肅管不著青海，青海也管不著甘肅，又不能說完全把路封了，因為救援隊的物資還要運輸，所以沒有辦法把現場給圍起來。但是到了晚上就讓記者走了，後面幾天聽同行說就不讓靠近現場。

其實我們第二天就收到指令，說現場除了央媒外其他媒體記者都要撤掉。但是沒有人理他們，大家還是都在現場採訪，我猜他們可能覺得攔不住了，然後也沒有再管了。當時好像沒有聽說哪家媒體會被撤走。記者但凡到了現場肯定想採東西，將在外軍令有所不受嘛。

採了就有可能發出來。甘肅地震那次還挺順利的，我們收到的指令是外派記者撤回，發稿倒是沒說不能發，國內媒體都在發。所以基本上稿子、素材都發出來了。

還有一次，我們在另一個現場呆了十幾個小時，核實了死者名單，因為其實沒有一個現成的名單，我們是一點點從不同村民那裡找到遇難者的直系親屬，拼湊出了遇難者的名字和年齡。

當時收到了禁令，但出來之後我們還是爭取了一下，給領導寫了特別長的說明，說我們採到了什麼，進去有多辛苦，寫出來大概會是一個什麼稿子，當時領導沒回覆，就說先回來休整。兩三天以後才突然說可以發，本來是通知我可以開始寫稿了，但我怕離開現場久了會忘記一些細節，一回來就開始寫，領導說可以發的時候我剛寫完，最後很順利地發在了客戶端，就是沒有向三方平臺去推。現在想想都覺得挺不可思議的。

重重阻礙的現場

現場瞬息萬變，記者不僅要打開受訪者的話匣，也要和「封鎖條」鬥智鬥勇。

唐建光

03年我們報導井噴（註：2003年12月23日，重慶開縣中石油川東北氣田羅家寨16號井發生井噴事故，劇毒硫化氫奪走了243條人命，4000多人中毒就醫，10萬人連夜疏散，直接經濟損失達6432.31萬元），事故之後我立刻帶著一個記者去了現場。

中石油是中央企業，所以當時立刻就不讓去現場了。井噴的地方在山上，離城市有幾十公里，但井噴發生後，周圍幾公里都沒有人煙了，因為事故導致周圍的人和牲畜都死了。所以現場封鎖的理由是：危險區域，禁止通行。

那個時候雖然有警戒線，但不可能把現場全都圍起來，周圍幾公里還是可以步行走小路進去的。到了離現場幾公里的地方，我跟另一位記者分工，讓他先下車步行到核心區，採訪搶險工人。我就在開縣縣內，通過朋友約了本地的官員和老百姓吃飯喝酒。當時說不聊這個事，但實際喝起來就聊開了。他們雖然不能正式接受你的採訪，但是在這個過程中會把一些信息透露出來。

那個時候還有很多空隙可以鑽。比如很多信息傳遞是通過列印傳真，所以我就去打聽中石油的調查組在哪個酒店，他們肯定要列印東西，會利用酒店的列印設備。我就去了那個酒店，用他們前臺的電腦搜索到沒有刪除的文件，裡面有匯報的材料底稿，非常詳細地記錄了事情的起因經過、處置和死亡人數。

我在後方所獲得的這些信息和文件，和前方記者所獲得的現場，最後構成了報導的主脈（《新聞週刊：重慶開縣井噴》）。

潘俊文（現媒體人，入行近八年）

我入行近八年，前前後後參與過很多災難報導：武漢疫情、江西洪災、鄭州暴雨、東航墜機等等。

在災難報導中，主要有兩個突破方向，一個是核心人員，直接和災難相關的受害者、救災者、相關責任方，或者是比較邊緣的，比如周邊的目擊者、受害者的工友，受害者家屬等。

剛入行那幾年，也就是16年-18年的時候，現場封鎖的沒有那麼快，只要去到現場，基本上就能找到核心採訪對象、突破核心現場。邊緣受訪對象也沒有這麼大的防備心，只要承諾匿名，對方基本上還是會跟你說，你能採到很多東西。

有一次我們去東莞採訪，那裡有一個廠子爆炸，死了很多人。我們進不了現場，找不到核心受訪，於是就去了殯儀館。在那裡等了一天，後來混進遇難家屬的中巴車到了賓館。找到跟我年齡差不多的、感覺可以溝通的家屬，告訴Ta，我是記者，希望Ta不要暴露我，我們來報導這個事情是想幫助你們的。這樣比較容易溝通，也能找到突破口。

現在記者去到現場，基本上已經拉起封鎖線了，無法接近最核心的現場，甚至一些最核心的人會先被相關部門「保護」起來。願意說的邊緣受訪對象也變少了，可能之前找10個人有5個人跟你說，但現在找20個人，只有1個人願意說，或者讓你直接去找宣傳部。大家都覺得採訪的風險很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除非他們實在有訴求，才會找記者。

和禁令賽跑

「禁令」有很多種，不僅來自官方的文件，有時也來自長久以來的性別成見。

唐建光

媒體的報導禁令一直存在，一般來說，分為幾種類型：一種是在災難發生之後，地方到中央對本地媒體的報導口徑要求，比如不要深挖什麼東西，另外像受災人數、災情，這種需要以官方數據為準；另一種是對於災難的原因，會有報導要求以官方通報為準。

以前，地方宣傳部門相對還比較開明，很多情況下，不會直接下令媒體不能參與某些報導。這個時候，地方媒體可以搶時間，比如當晚的事情，當晚就報導出來，宣傳部門可能會措手不及。另一個方法是找異地的媒體補上，比如河南礦難了，四川、廣州的媒體可能會來報導，之後本地的媒體再去說服宣傳部門：你看其他媒體的報導了，我們不報導不行，形成一種互相撬動的狀態。如果一開始地方媒體受到的壓力太大，可能就會把信息透給外地媒體，「裡應外合」打破新聞管制。

後來宣傳部門也會有它的應對措施，比如24小時值班，發生事情第一時間下發報導禁令或者方向通知。此外，國務院新聞辦公室開始執行新聞發言制度，或者說是新聞歸口制度，要求所有的採訪信息必須出自於宣傳部門，比如之前可以直接採訪消防部門，但後來必須通過消防部門的宣傳口，得到許可後才能深入採訪。

2005年，松花江污染的事情，我們當時也派了記者。所有相關部門都不接受採訪、不讓報導，但是當時有個央媒記者告訴我了一個信息：他們會在什麼時間什麼地點開一個會，可能有幾十人上百人參加。記者就以參會人員的名義混進去了，在現場錄了音。

當時很多管控經驗還沒有吸取到位。另外如果信息泄漏出來，也不會像今天這樣處罰嚴重。也有官員會向記者透露信息，無論（一部分）官方還是媒體都還相信，信息公開、透明是正常和正確的。

潘俊文

剛當記者那會感覺禁令沒這麼多，空間還比較大。後來就越來越嚴了，哪些事件能報導，要按哪個方向去報導，能不能派記者去現場……要求非常詳細，非常多。

現在我們的記者，有的剛剛把包拿出來打車，還沒到機場就不能做了。有的到機場被叫回來，有的剛下飛機被叫回來，有的剛剛採訪完被叫回來。

不同的媒體在現場的待遇也不一樣。2020年初的時候，百步亭社區有一個萬人宴事件，感染了很多人。當時我人在武漢，去和百步亭社區現場溝通了好久，工作人員拒絕地很堅定，有各種理由。後來我正準備走，剛出門就看著一個車帶著央媒過來了，領導帶著他們採訪，態度特別恭敬，對比特別鮮明。

陳光

雖然我們經常出差，但是像地震和水災這種災難，機構很少給女記者去現場的機會。土耳其地震的時候，我主動辦了簽證，申請要去，河南洪災的時候，我也是申請要去，他們都說女孩子不要去了，不安全。他們之前也有派過女記者，但都是非常經驗老道的，年輕的女記者普遍得不到太多這樣的機會。

我去年有機會跑幾個突發現場，都是因為我駐站了，離事發地點近，從總部派人過去反而不方便。但如果同站有另外一個男記者，就不太可能再派我。

他們自己應該也沒有細想過這個問題，就是習慣性認為：跑突發，男記者肯定比較靠譜。如果你非要說女生有什麼麻煩，比方說河南水災的現場，可能很長時間人得泡在水裡，如果女生來月經的話，真的可能會有點不方便，容易生病。但是我覺得男領導可能也想不到這一層。

另外像土耳其。他們覺得那個地方有穆斯林，地方文化整體上對女性不太友好，但是我覺得他們不太信任女記者，彷彿你在現場各方面都不如男記者。

記者不是去救援的，也不是去搬東西，正常情況下女性的體力應該夠用。另外一方面，女記者其實會比男性更有優勢，因為災難現場，受災者其實心理非常脆弱，他們對女生會防備心更低一點，大部分女生應該也會更有親和力，跟採訪對象接觸的時候，肯定也會比男生做得更好。

就算不是災難現場，報導現場也有很多阻攔。我們這樣的年輕女性走到農村裡面，大家一看你就是外地人，就會有人盯著我們。這種情況下你就沒有辦法採訪。敲門去別人家，他們可能就會被村幹部威脅，採訪完全沒有辦法進行。

有一次去到村裡，我們採訪完開車要走，有兩輛車一直跟著我們，甚至等我們的車停在村裡的停車場，他們就在車後面停幾輛車，把我們圍起來不讓我們走，然後問你們是來幹嘛的，有沒有記者證？像黑社會一樣。當時還是在疫情期間，他們還問你們有沒有核酸證明？那個時候我拿著手機去拍他，那個人把我手機直接打掉了，非常凶。

還有一次我們去災後現場，徒步了很久才走到那個村子裡，一直採訪到晚上。當時我們帶著一堆裝備也很顯眼，鎮上的幹部就知道我們是記者了，找人盯著我們。我們怕被他攔下來，第二天早上凌晨4點就去山上損傷最嚴重的一個村子，可能就休息了兩三個小時的樣子，去上面呆了10個小時左右，把所有的家屬都給採訪到，才拿到死者的名單。

其實到了現場之後，會發現地方部門對於應對這類事件已經非常熟練了。尤其是某幾個省。出現這種突發災難之後，對於數量有限的受害者，他們會把所有的家屬控制起來，管這個叫專班，幫他們辦一些對接撫恤這類的手續，提供心理援助。但同時家屬也無法接受媒體採訪，官方也有可能會告訴他們，如果你把這個事情說出去、不聽安排，拿到的撫恤金可能就會變少。

報導不夠，非虛構來湊？

近年來，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對於事件源起的追問和深挖漸漸缺位，非虛構寫作反而相對火熱。另外像這次新余火災，流傳最廣的是兩篇逝者報導。幾位記者如何看待這種現象？

唐建光

之前有一篇稿子批判了目前非虛構寫作的興盛，說目前的非虛構相對比較粗糙，我基本認同這篇稿子的判斷。

理想狀態下的非虛構，是在一個比較完整的新聞生態中，建立在海量的新聞信息和深度報導上，它無法取代即時新聞和全局新聞。但現在很多人直接去寫了，用非虛構做替代報導。

但媒體需要協作，比如系列報導不是個人和單一媒體能完成的。現在的動態化信息和情緒化表達會多一些。

其實這個情況和記錄片比較相似，在國外的記錄片，尤其是歐美記錄片的生態中，記錄片分為兩類，媒體記錄片和獨立記錄片。媒體記錄片，是關於社會事件、社會議題的記錄，類似媒體中的社會報導、重大新聞報導。但這個東西在中國是幾乎絕跡了。

中國更多獨立記錄片，獨立記錄片也有一些關注社會議題的，比如關於塵肺病和疫情的，但都是以個體視角而非機構視角。

這其實就是一種內化，大家更關注個體的感受。記錄片如此，廣義的媒體也如此。對於社會趨勢、重大事件、全局性的變化的關注是缺失的。

潘俊文

我以前在學校裡的時候，也是特別喜歡特稿、非虛構，對文本細節特別在意。剛入門的時候寫一個案子，會把細節寫得很豐滿，但統統被編輯刪掉，要求我把所有的信源標出來，可這就打破了文本的美感，讓我非常頭疼。

後來新聞越做越多，尤其在疫情的時候，新聞觀被徹底改變了。因為在這種大型的公共事件裡，再多的人物特寫、再豐沛的故事和情感，在那種試圖趨向核心的調查報導面前，簡直不堪一擊。

那時候我就慢慢地在改觀，覺得自己要寫這樣的稿子，要去調查、去質疑。

但是對於特稿來說，可能也是因為很多網路媒體沒有採訪資質，只能做一些軟性的，比如人物、中產階級、社會現象的稿子，越來越軟，這是沒辦法的選擇。

早些年的特稿其實不一樣，比如李海鵬寫的都是些很硬的新聞。現在一大批特稿記者，不是在做新聞，而是在做一個作品，採訪和寫作是圍繞著自己的作品來的，不會想著這是一個新聞，怎麼去推動解決問題。

其實不單只是新聞了，比如說記錄片。這幾年其實社會議題的記錄片越來越少，私影像——拍拍家人、拍朋友，拍拍親密關係的——越來越多了。其實是同樣的原因：社會面的這些東西我沒法關注時候，我就轉向內，向內書寫、記錄。

王文

我覺得這兩者是相輔相成、互相配合的。正常的媒體生態有點像打仗，就是不同的兵種互相配合。現在沒有這種配合，但不是說剩下能做的報導（比如逝者報導）就是無用的。

在災難的報導裡，後續思考性的、深度的報導，其實都是建立些前面的快速報導基礎上。因為後面加入的記者會引用這些報導，並建構起自己對這次災難的認知。包括一些可能極端的、碎片化的報導，只要它也是事件的一部分，就能幫助構建起全局。

2022年發生了很多事情。長沙自建樓倒塌的時候，有一個女記者用自己的自媒體梳理了遇難人員的信息，也留下了一點東西。

這次新余的火災，也是有禁令的，流傳的稿子也比較有侷限性。但是它創造了一個出口，調動起大家的情緒，通過這些信息和出口，讀者結合別的信息，拼湊出遇難者的形象。其實當人們對真實的認知加深、越來越悲觀和絕望的時候，這些情緒也能推著人們找到突破的方式，激發人的力量。

*陳光、王文為化名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