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紙運動中被抓捕的年輕人 你們還好嗎?(圖)


2022年12月4日,美國華盛頓DC白紙運動現場(圖片來源:看中國)

八月的一天,小寒要離開中國去加拿大讀書了。臨行前,她和朋友又去了一趟不二酒館。

酒館在北京鼓樓附近的東四街邊。她遠遠看見掛著閃亮塑料穗子的小窗,燈光溫暖。「經歷了這麼多事,它(酒館)還在,真好。」她對自己心說,想起大半年前的亮馬橋之夜。

其實酒館已換了主人,變了名字。林昀,30歲左右,音樂人,曾經的老闆;楊柳,前《新京報》記者,林昀女友。自2022年11月27日亮馬橋抗議及隨後的抓捕後,人們再也沒在酒館裡見過他們。

2022年11月24日,封控中的烏魯木齊吉祥小區發生大火,官方稱10人遇難。大火點燃了人們對新冠清零政策的不滿,11月26日,上海烏魯木齊中路爆發白紙抗議,27日,北京亮馬橋一帶,至少數千人參與抗議。

楊柳和林昀也在人群中。12月18日,事發三週後,大範圍抓捕開始,楊、林先後失去自由。和北京的多數被捕者一樣,他們被關押1個月左右,2023年春節前取保候審。林昀被貴州警方帶回老家,楊柳則被要求回老家山西臨汾。

抓捕抗議者的同時,中國也放棄了清零政策。但多個城市的參與年輕人,遭受廣泛報復。曹芷馨、翟登蕊、李思琪等十名北京的抗議者,被檢察院批捕,關押到次年4月19日,才取保候審。她們都被要求回到原籍居住。

其它城市參與者處境各有不同。歪腦獲悉,在成都,一名叫亞夏爾的維吾爾男生,在第一輪抓捕後被關了37天,本已取保候審,但2023年8月,成都大運會(世界大學生夏季運動會)結束次日,再次被帶回新疆,以新的罪名關押。他的朋友都非常擔憂他。

白紙抗議讓外界看到中國新一代年輕人的訴求。抗議被打壓後,持續高壓的政治空氣,讓不少人感到痛苦絕望。部分參與者選擇離開,到國外求學或暫避,小寒是其中的一員。

亮馬橋之夜,小寒就在現場。如今,在北美的秋日陽光下,寬鬆的大學氛圍裡,一切有點恍惚,她盡量不再想那一天,但記憶常常不經意閃回那一夜。

回到現場

我最擔心那個喊出「要民族自決」的男生

2022年10月,聽著央視的二十大播報,小寒開始填留學申請。她原本捨不得家裡的貓,但二十大召開讓她想法變得決絕。

作為記者,她趕上所謂中國新聞「黃金年代」的尾巴,做不少深度報導,但和同齡人一樣,沒有好運氣,趕上「新時代」。2020年起的三年疫情封控,尤其是2021年以來的清零政策,每一天她都在煎熬中度過,她覺得自己「都要瘋了,出門就想咬人的那種」。

二十大前發生了太多的事情。九月18日,為清零而轉運居民的貴州大巴墜下山崖。那前後,封控相關的慘劇幾乎天天發生。小寒發現自己陷入一種「政治虛幻症」之中,開始聽推特上各種有關中國的政治流言,但最終什麼也沒有發生。

10月16日,她在網上看到彭載舟在四通橋貼反抗標語的報導,她被震驚了。「這個人不要命了。」她想。

接下來,各種網站、報紙首頁變成了大紅色,二十大開張,領導人連任,一週後的閉幕式,前國家主席胡錦濤被架了出去,中國政治原本就是一個黑洞,但網路上流傳的這個畫面,還是讓人們震驚。

二十大及其後中共第二十屆中央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於10月23日結束,封控沒有放鬆。十月後,小寒居住的北京以及多個城市也沒有解封的跡象,清零政策還在持續,而彭載舟也音訊全無。小寒在絕望中放棄了「一定要學新聞,在國外繼續當調查記者」的執念,短時間填完留學表格,申請了「備胎」學校,專業也與新聞無關。她希望盡早離開中國。

27日晚上,小寒在微信群看到,有人要去「烏魯木齊駐京辦」悼念死者,那是張畫面簡陋的海報。但很快又有消息稱當天「駐京辦」不開門,且已有警察在,於是人群輾轉到亮馬橋。小寒沒有多想,約了一位同行就出門了。

她到亮馬橋時,路邊已站滿了人。

人群裡口號聲此起彼伏。她聽到四通橋的標語在現場一次次被喊出。「不要核酸要吃飯!」「不要領袖要選票!」「新聞自由」也被喊了很多次,她聽出其中一個聲音是自己的朋友。「要堂食!」「要看電影!」有男生喊出「要吃肯德基!」時,大家哄然笑了。

夾雜在彭載舟的口號中的,是清零政策下被壓抑的生活訴求,及平時不能表達的心聲。另一當晚在場的女生,曾透露:大家都很理智,因為警察就在身邊,不能喊出更激烈的口號,但「我們幾乎喊出了所有心裏想要喊的。」她說那一刻她感受到的氣氛更多是歡樂,因為人們實在壓抑太久,「那一刻我才覺得自己是真正活著。」

小寒也喊了很多遍「要新聞自由」:「我當時就想,沒有新聞自由,我們到哪裡去看電影,哪裡去堂食?」

但那晚她印象的一幕,是在很多口號間隙,突然有個新疆男生喊了聲:「我們要民族自決!」

小寒記得,現場突然一片寂靜。雖然一起喊了很多口號,但這樣的訴求,顯然不屬於大家的經驗,因為現場大部分是漢族人。一片沉寂中,那個喊口號的二十多歲年輕人,突然低頭哭了。她覺得他很可憐,就走上前擁抱了他。

「在中國,大漢族主義其實一直是很強大的。強大到人們甚至都意識不到它的存在。那天晚上的這個聲音,顯得很邊緣,很陌生,但它是真實的。」

那一刻,她看到拿著執法記錄儀的警察走過來。她意識到這個人會很危險,趕緊拉他到人群邊的陰影裡。

一年就要過去,小寒常常會想起他。雖然那晚人很多,她最牽掛的還是那個人:「只希望他平安無事。」

一個父親對孩子說:站在這裡的,是一群不想做核酸的人

2023年夏,Tara坐在紐約的公園。她剛剛在匆促中離開中國,到美國留學。

她也是亮馬橋的抗議者。當天傍晚,她和朋友一起運動時,知道了有人要去祭奠的消息。

其他朋友都第一時間表示「要去」,但她一直猶豫。一個原因是她多年在公民社會領域工作,沒少和思想警察打交道。她清楚,一旦出事,自己會比別人更危險,「以後做事的空間也會更小。」朋友曾告訴她,自己多年被定期「維穩」,再去一些現場只能帶來更多騷擾,比一般「素人」更麻煩。「那麼,到底要不要去?」

Tara最終決定出門。晚上十點多,她到了現場,為了防止被拍,「頭臉和全身都裹得嚴嚴實實。」

站在人群裡,作為一個「很難有激情喊出口號」的人,她還是加入了「要新聞自由」的呼喊,因為自己也是一個寫作者。

她看到年輕人們聚集在橋底。路過的車鳴喇叭聲援,有人大聲喊「上海放人」。此起彼伏的口號間隙,她聽到身邊幾個人說:「年薪百萬的工作可以再找,今天晚上這個現場一定要來。」她忍不住笑了。

她也記得當晚氛圍很「歡樂」。雖然警察非常多,在人群中走來走去,但人們並不恐懼。路邊也每隔十幾步就有警察,但也只是看著大家。

她看到一個大叔手拿一疊白紙,不斷送給身邊的人。微信朋友圈裡她看到,有人上傳了很多現場照片。

現場年輕人居多,也有各個年齡段的人。她身旁停著幾輛摩托車和電瓶車,站著幾個外賣小哥。「你覺得今晚怎麼樣?」其中一位突然問她,然後自答:「我覺得今天的行動是成功的。」又補充一句,「這麼多人在一起,本身就是成功。」他若有所思的樣子讓Tara至今難忘。

在同一個夜晚,小寒聽到了一對父女的談話。父親抱著三四歲的女兒,站在人群裡。

「爸爸,這麼多人站在這裡,他們是在等著做核酸嗎?」

「不是。他們是一群不願意做核酸的人。」

這一年來的他們

亮馬橋抗議持續到半夜兩點多。小寒11點多回家,次日看到消息稱上海警察在地鐵查乘客手機,警覺起來。晚上八點多,她忙著刪除手機信息,四五個警察和一名社區工作人員敲開了她的家門。

她被帶到派出所反覆盤問,被查看手機,但她冷靜及「混不吝」的回答,讓警方找不出漏洞。加上她的手機是英文設置,最終警察看起來不耐煩了,放她走了。半夜,她回到了家。讓她感激的是,室友迅速通知了她所有朋友,提醒其他人刪除信息。

接下來的日子,小寒每天上網搜尋失蹤朋友的信息。她原本就知道其中的一些人。例如楊柳,她知道楊柳是一位優秀的記者。

她看了曹芷馨被抓走前錄的呼救視頻。「我只看了第一次,就不敢再看第二次,我的心受不了(痛)。」

在小寒看來,警方確定抓捕對象有偶然性,因為抗議完全自發無組織。同樣是抗議,被批捕的曹、翟等人,因同在一個分享消息的群組,就被按圖索驥,所有該群有關的人被「一網打盡」。

「這也正是中國法律的荒謬。這種案子,往往在等待‘定調’之後,再圍繞著定調定性,去搜尋所謂證據。這個群組基本成了他們蒐集所謂證據的來源。」一名參與救助的律師告訴歪腦。

小寒認為,被捕者多無與警察打交道經驗,一些人可能未及時刪除手機信息,而「警察從來都是挑最薄弱的環節下手」。

時隔近一年,小寒的一些想法被證實。知情者告訴歪腦,一名女性甚至根本沒有去現場,只因她恰巧在一個抗議者聚集的群組,而另一名抗議者被抓時她也在家裡,就同時被帶走關押37天。

「她們所有的人,都是在為我們受難。」小寒也因此對警察執法的隨意有了進一步的認知。

讓小寒憤然的是,楊柳被抓後,其所在媒體不再聘用她。被捕者的供職單位,沒有一家為員工說話。一個記者群裡,有人分享楊柳的消息,結果有人說:「或許我們不要在這裡提到她,才是對她更好的保護?」

同為記者,新聞同行出了事,不積極聲援而迴避躲藏的態度,讓她難過。很快她聽到,另一在媒體工作的女生王雪,也丟了工作。

成都:維族男孩再次失去自由

亮馬橋抗議的同一天,成都「網紅街道」望平街,也爆發了白紙抗議。

當晚律師Cheryl因有事不在現場。後晚上十點多,有去瞭望平街的朋友在一處燒烤攤聚了起來,她立即趕了過去。

大家談論著剛剛發生的抗議,剛參加完抗議的胖虎和黃顥夫妻倆也在。

妻子胖虎是紋身師,頭髮很短,氣質颯爽;丈夫黃顥長發過肩,目前在律師事務所實習,熱愛cosplay,喜歡女裝。二人都自我認知為女權主義者。

在成都這個時尚城市中,他們是時尚前沿的那一撥人。「他們充滿個性的打扮,每次見面都讓人耳目一新。」這是他們平日留給Cheryl的印象。

當晚聚會來了四、五撥朋友,深夜才散。第二天,Cheryl就得知,胖虎和黃顥被警察帶走了。他們打電話求助,請朋友照顧家裡的狗。

他們被關押了37天後被取保候審。期間朋友四處打聽消息,請了律師。胖虎回來那天,Cheryl和朋友去接她,買了束花。她沒想到,胖虎精神還不錯,「笑嘻嘻的」。

外地趕來的胖虎媽媽在一旁絮叨著,而胖虎只想和朋友們在一起。大家吃了餃子,又去洗浴中心放鬆。Cheryl注意到,胖虎雖然狀態不錯,但還是「受到了某種傷害」。

「她內心有一些東西被打碎了。」

成都被捕的人,還有24歲的新疆男子亞夏爾。如今,朋友們最擔心的還是他。

在望平街的人群中,亞夏爾顯得相當溫和。「現場有人喊一些比較激烈的口號,他還站出來,一直說,大家應該把主題轉到悼念烏魯木齊死難者上來。」他的一位朋友回憶。

亞夏爾個頭很高,一頭捲髮,朋友們的印象是「陽光帥氣」。他在大學學了設計,畢業後先在北京,後因疫情呆不下去,到了成都某文化公司工作。

亞夏爾的家鄉在新疆最西邊的博樂縣。其父是一位退休教師,身體不好,妹妹馬上要上大學。家人先是聯繫不上他,後來得知被抓,又不知關在何處。父親想來成都,還得等發了工資,才能湊齊機票錢。最終有熱心人幫買了機票,父親背著妻子打的20個饢為乾糧,來成都找兒子。

2023年春節前,亞夏爾被取保候審;但今年八月,他再次失蹤。知情者告訴歪腦,後來他們才知道,成都「大運會」結束次日,新疆方面來了十多個人,把亞夏爾重新關進成都看守所,當晚飛往博樂縣繼續關押。

亞夏爾就此與成都朋友失聯。8月至今,沒有人知道其近況,只聽說他又被掛上一條罪名,「宣揚極端主義罪」。歪腦獲悉,目前已有律師代理此案,律師已提交了相關的法律文書,要求會見,但還沒有結果。另一位知情者說,亞夏爾被釋放後,曾接受媒體採訪,可能是他遭受報復原因之一。

知情者說,第一次取保候審後,亞夏爾不時被警告、談話、騷擾。大運會前,有個把月的時間他遭遇貼身監管,「要把人逼瘋了」。大家以為大運會結束就沒事了,沒想到很快被帶走。

他的一位朋友告訴歪腦,取保候審後,亞夏爾得到很多人關心,一些公共空間的活動,他也會去。年輕人彼此理解,他不再孤立無援。在人群和公共生活中,他看起來快樂了很多。「如今,他一個人被孤零零地關押在新疆。我們很難想像,他會遭遇什麼。」

「他一直計畫著要好好工作,養活自己和家人。他也有一個很可愛的女朋友。」這位朋友說。「他努力避免麻煩,希望不要被盯上。他哪裡是什麼革命者和反抗者?他只是一個希望過平穩生活的年輕人。但在現實中卻做不到。」

他們是誰?白紙抗議是政治表達嗎?

九月的一天,陳東見到了楊柳。楊柳個子高挑,穿藍色的短衫和牛仔褲。「她狀態還不錯。」陳東回憶。

亮馬橋之夜,法律工作者陳東也在現場。

那天他剛出差回來,打了出租車,司機聽說去亮馬橋,說了句「那兒鬧事呢,你幹嘛去?」就把他放在了很遠的地方,他只能走過去。

人群密密麻麻,身邊全是年輕面孔。事後他一直回想,那晚這些年輕人,到底是哪一種人?後來他想,他們就是那些「敏銳,純粹,又驕傲的年輕人」。

「他們很單純,但也很敏銳。他們對生活和現實非常敏感。很多人都有藝術家的氣息,喜歡詩和電影。」

他最欣賞的是他們身上那種驕傲的氣息。這種驕傲,或許是出於對自己主體價值的確認,是現代人生命本身的自信。這種氣息陳東曾在很多年輕人身上見過。「我很喜歡。」他說。

站在人群中,陳東內心激動。「原本是身處黑箱的感覺,突然很受鼓舞,發現有這麼多人和自己想法一樣。」

幾個月後,他在成都一個活動上,見到了一對「很酷帥、健談」的青年,大家聊天,喝酒。後來他知道他們是胖虎、黃顥。在他們身上,他看到同樣的特質。

2023年春節前,陳東陸續收到多名被捕者家屬的求助,包括楊柳等人。律師們盡心盡力地奔走,最終春節前一天多人被釋放,楊柳也在其中。

楊柳被要求立即回到山西老家,男友林昀則需返回貴州。另一知情者告訴歪腦,接下來好幾個月,楊柳被禁止去北京,也不能離開老家,後來情況慢慢好些。

陳東曾見過林昀,印象中林有藝術家氣質,神情憂鬱。他談及自己很希望能重回北京,但當時不被獲准。

「那個夜晚,是政治的表達嗎?」「當然是!」

陳東生於1980年代,曾於媒體工作,見證中國公民社會活躍時期,也遭遇希望與失望。最終他轉入法律行業。

在亮馬河現場,他感受到最多的是「一種鼓舞」。「這些年來,原本以為人們都已馴服了。但那天晚上,我看到了很多勇敢和驕傲的表達。」

外界有一種普遍認識,認為「白紙抗議的年輕人,只是提出解封的訴求,並不是政治表達」,但陳東對此有不同意見。

「那個亮馬河之夜,是十分珍貴的。我突然意識到,這是20多年來,北京街頭第一次的政治表達。在中國,其實你只要走到街頭,就是政治性的表達。」陳東認為。

「不要封控要自由。不要領袖要選票。這是一個月前彭載舟寫在四通橋上的話。而在當時,核酸政策就是中國最大的政治。反對核酸,這不是政治的表達,又是什麼呢?」另一位寫作者小威爾遜說。

「政治不是權力的暗箱操作。政治是公共生活的部分。在我看來,這就是中國最大的反抗,獨立個體最勇敢的呼籲。」陳東說。

陳東觀察到大部分參與者是文化傳媒領域的年輕人。他記得看到了好幾支樂隊,他們在寒暄:「這是我們樂隊的吉他手。」「這是我們打鼓的。」

陳東身旁不遠,面對警察的人牆,有年輕人朗讀了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他叫辛賞。辛賞很快失聯,關押數天後釋放。此後他似乎消失了,不再有消息。在網上,還能找到電影人辛賞給2004年「超級女聲」亞軍李霄雲拍的一部記錄片,用很多跳躍的鏡頭組成。

一年,抗議之後那些留下來的

2023年10月30日,西方傳統節日萬聖節。這一天的上海萬聖夜照片引爆網際網路。

藉著各種裝扮,上海年輕人充分展現對現實的反諷批判:有人畫著慘白的妝,綬帶上寫著「2070年終於光榮退休」,諷刺延遲退休;有人扮成魯迅演講,號召青年「不要變冷,要發光發熱」;有人扮演成「大白」,手拿巨大棉簽,把人們拉回三年「封控」。

一年前曾參加過上海白紙抗議的「F女士」接受「不明白播客」採訪時說:今年萬聖節那天晚上,她也在現場。她能感受到一種氣氛,人們在表達憤怒,但十分巧妙。

回來路上,F女士記下自己的感受:「我能清晰地意識到,街上身著奇裝異服的每一個人,都不是正在參加這次萬聖節活動的變裝‘鬼魂’,而是活生生的、共同經歷了疫情三年的人們,是經歷過隔離、靜默、封城,強拉方艙,動態清零、白紙革命的人們,是共同承受著疫情和清零政策所帶來的深切集體創傷的人們。」

她感知到「在歡樂、戲謔氛圍下人潮裡暗湧流轉的憤怒與譏諷,還有當下年輕人們對自由表達與講述的渴望。」

「我感覺大家似乎都意識到了,這是為數不多的能夠光明正大地上街、在街頭自由表達的機會。」

這種感受並不屬於F女士一人。有上海市民告訴歪腦,萬聖節很多年輕人,就是一年前祭奠死難者、舉起白紙的年輕人。

「當我看到上海年輕人的表現時,我一點都不意外。在上海街頭的年輕人,就是我這一年來所見到的年輕人。」Cheryl說。這一年多來,她主持一個公共空間的對話,每天都在和這樣的年輕人打交道。

「如果要問他們是什麼樣的年輕人?我相信,他們是那種願意思考的人。」Cheryl說。這一年,她目睹大大小小的書店雨後春筍般開張,感受到三年封控下,人們被壓抑已久的公共表達願望,看到很多年輕人思考社會,思考自己的未來。

Cheryl說,自己近期主持的話題非常寬泛,從女性凍卵到巴以衝突,每次都有數十人聞訊參加,討論熱烈,有時持續到深夜。她發現,參與的年輕人都很理性。「他們有討論問題、也包容不同觀點的能力。」

「生活本身是有力量的。」Cheryl認為,年輕人們在等待機會,也會善用這樣的力量。雖然他們遭遇這個時代,但不會那麼悲情,也不會拔高自己,認為自己一定在擔當什麼。

「他們沒有一個範式。」她說。「可為什麼一定要有呢?」「在生活中,他們可能屬於那些你在現實中看到的很溫和很乖的人。不是那種強調‘男子氣概’的,暴力美學的。他們就是要做自己。他們是本色的,個體的。但這也讓他們區別於以往的任何一代年輕人。」Cheryl說。

「他們互相並不熟悉,可能彼此生活也不交集,這是一個自由的社群。」Cheryl認定就是他們,在那個白紙之夜,站在了街頭。

一年過去,曾因抗議遭受打壓的年輕人,正慢慢恢復生活。曾在上海街頭舉著花大聲演講的那位年輕人,據信已在海外。

北京抗議者林敘緒,如今身在東南亞享受著慢生活。那一夜的灼熱氣息似乎已經淡遠,她試著去寫下那天發生了什麼。她說,她害怕遺忘。

這個十月的東京,白原搭乘地鐵,去聽中國學者的講座,內容是中國現當代歷史,他渴望瞭解自己的國家更多。他因在某中部城市的地鐵站,舉了一張白紙,招來警察上門。

在廣州海珠廣場抗議的楊紫荊(網名點心),和其他被捕者一樣,釋放後被要求呆在老家。

Cheryl忙碌著各種事情,說自己似乎比過去開心些。她常想起自己遇到的一個出租車司機。那是在事發半年多後,她坐上一輛車。因為一些由頭,他們談起那個晚上,她吃驚的是,他非常坦誠,沒有一點試探,就突然說:「那天晚上,我在。」

他原本是小包工頭,疫情中失去所有,就開車來維持生計。那天晚上他聽到消息後,毫不猶豫就去了,並力所能及地走到了最前面。

Cheryl吃驚的是這個人語言中的堅決。他十分明白地說:這樣的體制不能再這樣繼續下去。他告訴Cheryl,他被生活壓得喘不過氣,但他知道,如果有一天,需要他站出來,他知道自己會站在哪一邊。

從那以後,主持對話時,Cheryl常常會在觀眾席尋找這個人。「我希望能看到他在那裡。我想告訴他,他不是孤單的。」

(應採訪對象要求,小寒,Tara,陳東,白原,Cheryl為化名。另外為保護知情者,文中對他們的信息隱匿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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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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