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赫赫有名的《大公報》迎來一座地獄(組圖)


抗戰期間,張季鸞與《大公報》同仁合影。(網絡圖片)

編者按:鐵流先生1957年他曾被中共劃為右派遭勞改關押,蒙冤受屈長達23年。他也是本網站《往事微痕》欄目的創始人與主要撰稿人之一,內容都是當事人在反右、文革等運動中親歷、親見的事件。

題記:一位哲人曾說:「對嚴冬的回顧,猶如對春天的讚美。」回憶逝去的痛苦歲月,正是對未來時代的嚮往和企盼。一夜之間使55萬民族知識精英淪為政治「賤民」,自此銷聲匿跡埋葬一生,然而他們每一個名字都是棵長青的綠樹,都是「「新中國」」的奉獻者……一位覺醒者曾慘痛地喊出:我們營造的是一座紅彤彤的新世界,得到的卻是一座黑沉沉的地獄!

57年前那一場「反右鬥爭」,一夜之間使55萬民族知識精英淪為政治「賤民」,自此銷聲匿跡埋葬一生,然而他們每一個名字都是棵長青的綠樹,都是「新中國」的奉獻者!在那逝去的歲月裡,他們用激情燃燒的一腔熱血和生命,真誠無私的青春年華,去努力追求和營造心目中理想完美的共和國,得到的卻是皮鞭、鐐銬、飢餓、勞累,甚至是抽筋剝皮的殺戮。一位覺醒者曾慘痛地喊出:我們營造的是一座紅彤彤的新世界,得到的卻是一座黑沉沉的地獄!

吳永良先生,曾是北京《大公報》的名記者,生活在今天的年青一代,甚至上溯到他們的父輩,也搞不清楚《大公報》是一張什麼樣的報紙?它對中國的民主進程,在蔣、毛兩家逐鹿中原的決鬥中,起到過什麼樣的作用,它曾擁有一支什麼樣的採編隊伍,有過哪些堪稱世界一流的名記者?

先說說《大公報》的歷史,20世紀上半葉,《大公報》在中國是一張赫赫有名的大報。1902年創刊,時值清朝末年,由吳鼎昌、胡政之和張季鸞聯合接辦。以「不黨、不盲、不私、不賣」為辦報宗旨,堅持以文人論政為特色的民間性,在中國新聞史上獨樹一幟,這對當時政局的演變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因而於1941年獲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榮譽獎章,這是中國唯一獲此殊榮的報社。在《大公報》全盛時期同時或先後出版有該報的天津版、上海版、武漢版、重慶版、桂林版和香港版等,也是中國報紙中唯一的一家。抗戰時期,重慶版的發行量是重慶其它報紙的總和,可見它在讀者中的聲譽。

1949年以後,天津《大公報》更名為《進步日報》。上海《大公報》則繼續出版,但原來的特色已不復存在,因而失去了相當一部分的讀者。1953年,上海《大公報》北遷與《進步日報》合併,並於1956年9月將社址遷到北京,按照計畫經濟的模式,該報分工報導財經工作。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1966年9月14日,這張具有六十五年卓越歷史的報紙被迫停刊。現在只有香港還在出版這份報紙,它是作為香港地方的一份報紙而存在,延續著《大公報》倖存的一脈生命,但已沒有昔日《大公報》的精神,僅是中共在香港的一個聲音代表。


《大公報》已沒有昔日的戰鬥精神,僅是中共在香港的一個聲音代表。(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這樣一份人才薈萃,群星閃爍的報紙,引起世人的關注和喜愛。其中有朱啟平在二戰中被該報派遣在美國太平洋艦隊任隨軍記者,1945年9月2日,他參加密蘇里號戰艦上日本向盟軍的投降儀式,發表了傳誦一時的通訊《落日》,後來他又被派駐美國;蕭離是抗戰前的北大學生,抗戰爆發後一直活躍在抗日文化戰線,抗日勝利後在北平《平明日報》,1954年以後任《大公報》記者部的領導,他才思敏捷,語言幽默,待人親切,有不少膾炙人口的文章;高汾是活躍在抗戰時期的女強人記者,30年代末在夏衍主持的桂林《救亡日報》,後在重慶《新民報》,抗戰勝利後任《大公報》駐南京記者,在國民黨首都報導政治文化消息,鋒頭甚健。

沒有想到在1957年的那場摧英毀蓓的反右運動的狂飆中,竟把這些在中華民族的民主自由進程中作出巨大貢獻的《大公報》精英們,整整二十人被劃為「反黨反人民的敵對分子」,淪為人世間的「賤民」,飽受凌辱達二十餘年。他們是:總編輯袁毓明、副總編輯趙恩源,記者部副主任蕭離、記者蕭鳳、戈衍棣、單于越、尤在、吳永良、顧國權,理論部編輯朱沛人、毛健吾,副刊部編輯高汾(當時在中共中央黨校學習時被劃為右派後回報社),國際部編輯徐梅芳、總編室編輯曹銘、通聯組編輯余悅、香港《大公報》駐京記者朱啟平;經理部有:副經理趙英達、業務科副科長馮雋民、財務科科員徐文蘭、業務科科員石文華等。這些人都是新聞界的資深人員,如朱沛人,曾任南京國民黨《中央日報》副總編輯、北平《世界日報》總編輯;毛健吾,抗戰時期任《大公報》社長;袁毓明,曾在《晉綏日報》,後任《西南新華日報》總編輯;趙恩源,抗戰勝利後任天津《大公報》編輯部主任。

吳永良先生在他的《雨雪霏霏》一書中寫道:「我戴了二十多年右派份子的帽子,長期受壓抑而無力擺脫的焦慮情緒……,無論何時何地,自己總是一個『有身份』的人,總是處在遭受冷眼歧視的政治賤民地位,常被斥責譏諷,以致動不動就被批判懲罰。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說的『腸一日而九回』的滋味,我深有體會。尤其是右派生活的最初三年,被遣送到北大荒勞動,正是大躍進的三年,後來被官方稱為『三年自然災害時期』,老百姓則明白無誤地稱之為餓飯時期。我親身體驗到什麼是飢寒交迫,也親自經歷過一些夥伴被奪去年輕生命的悲劇。」

當提及為什麼被劃為右派份子時,他筆下詼諧而調侃:「我被劃為右派的根據有五、六條之多,其中有幾條是『附和右派言論』,『同情右派言論』和『右派主張』等罪名,似乎是用來湊數的。比如我的所謂罪行中說我附和徐盈、子岡等人的右派言論,其實我從未讀過他們的此類言論,而且,他們早已離開報社了,我和他們再也沒有來往過,這在法律上是根本不成立的。只有強加給我的第一條的罪狀倒是事出有因,即刊登在1957年5月12日《大公報》頭版下方的一篇題為《阻撓、限制、刁難、歧視——本報記者申訴採訪中的一些遭遇》一文,此文雖未署名,是我綜合整理本報十幾位記者提供的材料寫成的。」從他的該書中摘錄如下:

「此文被定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其實很可笑。因為所講述的內容,無非是記者到一些單位去採訪,碰了釘子,或者到某些地方要看材料,吃了閉門羹,等等雞毛蒜皮的小事,此文竟被扣上那樣大的罪名,說明主其事者真是草木皆兵,神經衰弱。而且,我在寫作時,完全出於補臺的願望,無非是籲請有關部門注意克服缺點,以利記者採訪,就好像是在說,您的鞋上沾了點土,請擦掉,注意抹去棱角,可以說達到了四平八穩的水平。想不到卻恰逢上級黨組織在盛怒之際,忠而獲咎。」

「我後來又聽說,由於外國通訊社或境外報紙轉載(或摘登)了此文。依照『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的這一定式來推論,問題可就大了,遂被附加一些雞毛蒜皮的東西而定了我的案。事實究竟如何,時過境遷,我早已失去考證淵源的興趣了。」


1957年的反右運動把《大公報》精英們,整整二十人被劃為「反黨反人民的敵對分子」,淪為人世間的「賤民」,飽受凌辱達二十餘年。(網絡圖片)

書中還記述了幾位名記者落難的淒涼慘況,就像是一幅幅水墨畫:「1958年3月25日,《大公報》社劃定的右派份子——朱啟平、蕭離、徐文蘭、高汾、余悅、尤在、吳永良、石文華等八人被列入中央幾個部門約六百名『地、富、反、壞、右』的行列,遣送到黑龍江東部農場墾荒。那裡的人們習慣地稱之為北大荒,是著名的勞改農場。」

「唐代詩人孟浩然的詩云:洛陽訪才子,江嶺作流人。現在的鏡頭不是才子,而是一群垂頭喪氣的右派份子到北大荒去作流人了。高汾和徐文蘭大姐,在北大荒一直在灶房勞動,長期勞累和營養不良,形容憔悴,名副其實的『滿面灰塵煙火色』。1959年初,由於飢餓,不斷傳來她們也患浮腫的消息,特別是高汾面部浮腫尤為犯忌。轉述者加上一句話說:『男怕穿靴(即腳腫),女怕戴帽(即面部腫)。』夥伴們一直為她擔心,幸好高汾於當年夏季奉調回京,而徐文蘭也在年底和全體女右派份子一道調回。」

「余悅約為三十四五歲,稍小於上述兩位大姐,比較幸運。她到北大荒後,由於身體較差,生活很不適應,大家一直比較擔心。所幸1958年6、7月間,《大公報》的一批人被下放到貴州省,她的丈夫陳楚熊在內。她因此得以早日離開北大荒,和楚熊雙雙去了貴陽。1980年我調到《財貿戰線報》(《經濟日報》前身)貴州記者站後,曾到他們府上看望,她患腦血管病在家療養。她談起1958年在北大荒的事,唏噓不已,慶幸自己能夠死裡逃生。」

「記者尤在,較我年長兩歲,以孤兒而自學成材,有一種流浪者的氣質。他在採訪中常能追根問底,其報導文章頗有氣勢。他口無遮攔,在1957年的一次社內的鳴放會上,把自己在四川某地採訪中的見聞,歸納為三句話:言論不自由,人權無保障,社會地位不平等。當時,這類情況在某些地方確實存在,絕非妄語。然而,他卻因這一席話而被定為右派份子。」

「尤在的身體瘦小,在北大荒的強勞動中,常常力不從心。他面黃肌瘦,用『面如土色』來形容很貼切。同組的難友電影演員張瑩的語言幽默,曾開玩笑說:『尤在,不管什麼時候,在你臉上蒙一塊黃紙,都可哭。』但他終於熬過了漫漫長夜,於1960年秋先我兩個多月回到北京。次年又被報社下放到湖南省勞動基地養豬。我的年齡排在倒數第二,1958年我三十二歲,是足球場上的老將,作為流人,還算年輕,體力和心態都略強於尤在,但在一般人的眼中,我屬於弱勢人群中的一員。這些年,我曾兩次親耳聽到消息,說我已死在北大荒了。」

「一次是在1983年春季的一個傍晚,和復旦新聞系的同窗、詩人張天授兄,在重慶一家小茶館對座品茗,我明明坐在他的對面,他卻皺著雙眉對我說:『有人確實告訴過我,你早已死在北大荒了。』我聽了覺得有些好笑,但又有些吃驚。我想,很可能是有的夥伴據我當時的情景而有此判斷,想不到我福大命大,安然脫險了。」

「另外一位傳謠的是文化部的焦勇夫兄,我們在北大荒是難友,雖然交往極少,但彼此是相識的。直到1985年,他和《經濟日報》的一位同事同赴歐洲訪問時,交談中得悉我在《經濟日報》工作,他有些吃驚地說:「聽說他早已死了,居然還在。」這說明我當時的形象不是一般的狼狽。然而我居然活了下來,安然進入了21世紀。此所謂「世亂遭飄蕩,生還偶然遂」吧。……在北大荒當流人,將近三年時間,每天勞動十二至十六個小時左右。冬天冒著零下四十度的嚴寒,苦戰、夜戰,再加上兩年左右的飢饉,人食狗彘食——以豆葉、玉米葉充當部分糧食,以至於個個浮腫,終於葬身黑土地中的不乏其人。」

歷史,歷史,一部可怕的辛酸血淚史!想忘記卻又忘不了,五十多年了整整半個世紀啊!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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