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德國觀察和考量馬克思恩格斯(圖)
2013年5月1日的五一勞動節，在德國柏林，一些左翼的共產黨支持者舉著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和毛澤東的肖像遊行。（圖片來源：Sean Gallup/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3年10月20日訊】中國的知識份子，身處國內的部分，一般都仍遵從馬列毛的意識形態，即使內心完全否定馬列毛一套，也不便公開表示對抗和反對；已經出國定居的部分，則多半用敬而遠之的態度對待這類問題，除了像李澤厚等哲學名人（學術上轉彎子絕非輕而易舉），仍然標榜自己是馬克思主義者，很多人都對馬列毛嗤之以鼻，不屑一顧。依然對馬克思恩格斯的論述，認真閱讀，旁徵博引，奉為圭臬，是比較罕見的。當然，我們同樣尊重他的選擇和認同。
我想介紹的是，德國知識界對馬克思主義的態度，以及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是否被修改、刪除過，現在的情況到底如何，以及近年來德國人民中涉及馬克思主義的看法，德國人民對國際共運，工運和百年老黨社會民主黨的態度。
在國內我讀過一些馬列毛著作
文革時我高中畢業，讀過一些馬列毛著作。閱讀時，我的狀態不甚好。充滿了自卑。因為文革時期家庭出身被看得非常重，所謂黑五類子女，到處都受壓抑。讀書時，心裏想的也常常是所謂的改造世界觀，跟自己的反動家庭劃清界限。通讀毛選四卷，後來又讀完了第五卷，此外凡是我所能找到的所有毛選以外的毛主席指示、講話和詩詞（包括一些被誤傳為毛詩詞的作品），我都要求自己閱讀，詩詞則要求背誦（已譜曲的學會哼唱）。文革期間甚至要求自己每看到一條新出現的毛語錄，立刻就要能說出該語錄出自第幾卷，哪一篇文章。
我通讀了斯大林主持編寫的《聯共黨史（布）簡明教程》。因中學一直學習俄語，所以還嘗試用俄文還原該書中人名地名的拼寫。並按該書的辯證唯物主義提綱，重溫學校中所講授的哲學教條。我選讀了斯大林全集中關於中國革命問題的內容（革命的武裝反抗反革命的武裝），《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並附毛的學習筆記。我讀過列寧的《青年團的任務》、《論左派幼稚病》、《黨的組織和黨的文學》。我沒有通讀馬克思的《資本論》，這麼厚本的巨著，中學和街道裡不會有這樣的藏書。我讀得較多的是《共產黨宣言》。生怕自己不能用先進的思想抵抗自己的世界觀。也讀過《法蘭西內戰》和恩格斯的《反杜林論》，《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恩格斯對科學的闡述，對基督教迷信的嘲弄，還是非常動人心魄的。有些艱深的內容，我也不免囫圇吞棗。其餘，中國科學院和高校編印的馬恩關於美學和文學藝術的論述節錄，能找到的我都找來讀過。此外，還讀過一些列寧推薦的普列漢諾夫著作、法國和德國的反基督教的科學著作。我和很多知青一樣，讀過《馬克思青年時代》；還因為覺得恩格斯也是出身於剝削階級家庭，所以我特地遠路借來《恩格斯傳》仔細閱讀，天真地希望自己也能脫胎換骨，成為無產階級革命的戰士。文革結束後，考上大學，文藝理論課又重溫了有關的馬列論述，國際共運和工運的歷史知識也得到了系統的梳理。
撥亂反正，大哥的右派改正了，父親的反革命平反了。我隨著留學的人流來到了國外。改造世界觀的壓力沒有了，孩子上學的宗教問題就出現了。德國從小學開始就有宗教課程。天主教和福音新教家庭的孩子，有傳統的宗教課程。對移民中的穆斯林學童，逐漸開設了相關的伊斯蘭教課程。中國人的孩子，Konfession宗教一欄填寫什麼呢？考慮再三，我填上了Konfuzianismus儒家文化。學校安排我的兒子在小學是旁聽一點基督教課程，進中學則聽哲學和美學講座。我並不隨意放棄我的無神論科學觀，也不能隨意地服從任何宗教意識形態。我皈依了民主和科學的普世價值。置身國外，我贏得了意識形態上的選擇權，我和我的孩子再也不會有面對官方意識形態的自卑和屈辱之憾。
德國人民對馬克思的態度
到達德國的第一個星期，我就有機會瞻仰了特里爾市馬克思故居博物館。當時東西兩個德國還沒有統一，西德的百姓對於馬克思恩格斯，既沒有崇拜，也沒有鄙視。心態相當的平常。
自從八九六四以來，我曾擔任留學生中文報紙《歐華導報》的編輯整整三十年。我翻譯介紹了德國社會民主黨政治家威利勃蘭特的生平，尤其是在他當主席的任內，社會民主黨拋棄了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過程。2005年著名的《明鏡》週刊第36期刊登了該刊採訪兩位德國學者的對話《馬克思主義的舛誤和全球化的選擇》。我將此文關於馬克思主義的部分翻譯了出來，介紹給中文讀者，並加入了我的評論。（見附錄）。
2018年是馬克思誕辰200週年。中共中央主席習近平發表了紀念馬克思誕辰的長篇講話，中國方面還贈送了一尊馬克思的造像，千里迢迢，送到馬克思故鄉城市特里爾，在德國引起了一陣小小的討論，到底要不要接受這份禮物。一部分馬屁華僑搞了一場迎神賽會式的歡迎儀式，大部分德國人民根本不屑一顧。
社會民主黨雖然放棄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但是仍然尊重歷史，承認馬恩仍是創黨時代的理論家和活動家，（跟中蘇兩黨所貶斥的拉薩爾、考茨基、伯恩施坦等人並列）。我藉此機會閱讀了一些他們的文章，從中瞭解到一些我們在國內不瞭解的情況。在不同的觀點當中，當今社會民主黨的主流派認為伯恩施坦贏得了勝利。
我還發現了一本近年新出的關於馬恩生活軼事和書信摘錄的書《馬恩的私房話》。經過德文編纂者的同意，我獲得了翻譯授權，並找到了出版資助。在翻譯和註釋的過程中，我接觸了馬恩全集的文本，不僅是德文版，還有俄文版，英文版和中文版，瞭解了其中的一些真相，（怎樣收集、整理；存在一些毀損；學術性保護），看到讀者們對這類問題的關心，我覺得應該把我所瞭解的情況告訴相關的讀者。
此外，關於馬克思的私生子問題的傳聞，過去在蘇聯、東德和中國都一直被封鎖，不准議論，不准揭露。到了本世紀初，中國官方的馬列編譯局出版了從最新英文版（作者是David Mclellan)翻譯成中文的《馬克思傳》，不得不面對歷史，承認了事實。據說翻譯者王珍女士竟然為此而徹夜難眠。多年閃爍其詞的醜聞，變成了鐵板釘釘的史實。在無可否認的史實背後，馬克思夫婦和恩格斯對於婚姻、愛情、女權、宗教、文化等等問題的態度，並不簡單，馬恩在愛情和婚姻中的命運也迥然不同。從這些微末的細節中，我們可以更確切地分析出他們真實的思想面貌，而不一定如黨政宣傳部門所描述的那樣偉大而聖潔。
今天我們如何看待馬克思
出國前我已暗暗有個心眼，就是希望到達國外以後，留心關注馬克思主義在國外的地位和影響，而這是在國內的黨政宣傳監控下無法探索的。根據我的觀察，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光輝形象是靠無產階級階級專政的力量樹立起來的。此話怎講？歷史上的馬克思主義著作出版都很少，《共產黨宣言》是一本宣傳小冊子，所以出版稍多一點，其餘的文章，散見於《新萊茵報》或《德意志意識形態》，沒有太大的影響。到了列寧建立蘇聯政權以後，特別是斯大林經濟上升階段，政府可以拿出一大筆財政金額來從事宣傳的時候，就開始支付數以萬計的英鎊購買馬克思的手稿、遺物。二戰勝利之後，蘇聯和東德一起，組織編輯和出版德、俄、英、中以及其他語文的馬恩全集和大量的單行本，蘇聯不僅壟斷了資料的信息來源，而且通過蘇聯和東德的出版機構（以及「國際書店」），壟斷了市場價格，全面控制了馬恩文獻的出版和銷售。
蘇聯倒臺以後，中國的馬列編譯局成為馬列出版機構的重鎮，繼續承擔相關的出版和解釋的事務，德文版的業務在東德共產黨崩潰以後，一度限於停頓，輾轉被所謂馬列著作國際基金會接納才得以延續。估計這個基金會也是得到中國當局的資助的。可以預料，如果中共的一黨專政也走向末路，馬列主義毛思想之類的宣傳也將無以為繼，風光不再。
根據長期參與馬恩全集編輯工作的東德專家羅爾夫黑克爾先生的說法，黨政領導按自己的需要干預馬恩著作出版的事情是存在的，以斯大林時代最為嚴重。蘇共二十大以後，這類現象受到了強烈的批評，並要求尊重歷史，尊重事實。我相信，德國學者的嚴謹性格是舉世聞名的。經過反斯大林化的洗禮之後，馬恩著作出版過程中明顯的刪節和改竄已不太可能。精通中德英俄多種外文的朱光潛教授曾經質疑馬列著作翻譯上是否準確。翻譯不可能絕對準確，在理解和遣詞上總會因人而異，但是畢竟跟故意的刪節和改竄不可同日而語。何況很多信件和手稿都留下了複印件，可供查證。上述的刪改應該是發生在（俄文版）1956年以前。世界進入網路文明以來，馬恩全集也已列入網站。德文、英文、俄文、中文以及其他多種文本，已經出版的都已上網。德文的第二版代號MEGA2是最具權威的研究版。知道某著作的篇名或信函的日期，就能查到。全集中文版五十卷，俄文版六十卷。
遇羅克曾經引用過馬克思的詞句
遇羅克在文革時期批判反動的血統論，曾經引用過馬克思和毛澤東的語錄。那是在中國當時極度專制沒有任何其他思想資源的情況下發生的。而且他也突破了中共狹隘的「家庭出身決定論」，提出了「社會教育遠大於家庭影響」的重要觀點。我們不妨大膽地設想，如果遇羅克當時躲過了殺身之禍，並且有機會走出國門，定居海外的話，他的思想必定不會侷限於馬克思主義的範圍，定能使用更加廣泛的思想武器。
德國城鎮多有卡爾馬克思大街。把歷史人名移作街名，在德國不像中國那樣嚴格。只要歷史上算個人物，就有可能入選。只要不是希特勒那樣惡貫滿盈的惡魔就行。例如普魯士（德意志）帝國皇家宗室的姓氏是霍倫佐勒，雖是皇家人物，卻無甚功德，德國許多城市竟都有霍倫佐勒大街。在中國就不大會有愛新覺羅大街。上得了德國街名的人物，並不一定有什麼了不起的英雄業績。
每隔若干年就會有人想到馬克思
每隔若干年，就有人會想到馬克思，講述他的故事。大概是因為他身為哲學家和經濟學家，卻又標榜關心底層人民，為勞苦階層吶喊，所以社會輿論會時常想起他。但是他的名聲還是依靠他鼓吹的暴力革命和暴力專政維持住的。這種暴力政權曾經在20世紀中葉席捲了人類的一半，被暴力政權所殺害的人民數以億計。馬克思留給世界的印象，包括他所描繪的用暴力建立的烏托邦共產主義，以及他的經濟學剩餘價值理論。可惜在德國沒有任何大學承認剩餘價值理論的科學性。
1971年，中國紀念巴黎公社100週年，兩報一刊社論強調說，列寧早就指出，馬克思主義的要害是無產階級專政，抽掉了這個要害就是修正主義。毛澤東則殺氣騰騰地強調列寧和斯大林是「兩把刀子」。今天的世界上，堅持讚揚無產階級專政的人已經很少，例如印度叢林裡的毛派游擊隊；其餘的馬克思研究者幾乎都不再贊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反而拉扯到異化之類的話題，2018年的德國電視片《馬克思，德國的預言家》找出了一段馬克思的名言，竟是保護地球環境的論斷：「我們不是地球的所有者，而僅僅是享用者，我們應該將它維護得更好地傳承給子孫後代。」我們從這類轉變中，也可以看出暴力理論的不得人心。環保也未必是馬克思著作的主旨。現在國內的宣傳說馬克思仍然在西方社會受到尊崇，還有人仍在繼續研究，其實都是不值一提的活動，因為這類活動都與馬恩所提倡的革命暴力和無產階級專政這一要害無關。
把恩格斯跟馬克思比較
離開了以馬列毛為官方意識形態的中國，我們可以從容地走出迷信和崇拜，但是我們也並不需要把馬恩簡單地斥之為一無是處的魔鬼混蛋。從我個人的角度出發，對馬恩兩人，我比較更傾向恩格斯一些。馬克思的剩餘價值，並沒有包含資本主義市場上的競爭機制、投資風險、技術更新等諸多因素，（我是經濟學門外漢，僅說一點個人想法）；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英國工人階級生活狀況》都是可以獨立成篇的文化人類學著作。《反杜林論》對教會迷信的嘲諷非常詼諧而有力。他對友情的篤重，矢志不渝；不僅資助了馬克思的家庭，包括他們夫婦和子女，還有女僕和她與馬克思的那個私生子。他又資助了他的妻子伯恩斯的家庭，乃至培養她的外甥女到德國上貴族中學。恩格斯沒有上過大學，卻掌握了德英法以及愛爾蘭和東歐的多種語言，他的評論涉及軍事、經濟、文學、哲學等諸多領域；而且有些論述比馬克思更深入淺出，言簡意賅。比如在文藝學和美學方面，恩格斯的悲劇理論和對現實主義的定義就具有前無古人的歷史坐標性意義：
．論悲劇：歷史的必然要求和這個要求的實際上不可能實現之間的悲劇性衝突。
摘自《致拉薩爾的信》
．論現實主義：除了細節的真實以外，還要真實地再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
摘自《致瑪哈克納斯的信》
無獨有偶，2020年德國在紀念恩格斯誕辰200週年時拍攝的電視記錄片竟然取名為《被低估了的人》。恩格斯的思想能力未必遜色於馬克思。
預言家的預言
馬克思並沒有像國內宣傳的那樣，至今「仍然是對的」（習近平語），相反馬恩的預言很少能找到驗證。2018年德國國家電視臺ZDF拍攝的電視片《馬克思：德國的預言家》的開場白是這樣的：「在經濟學領域裡，自從19世紀末發現邊際效用經濟學以來，馬克思實際上僅只與科學史有關而已。作為一名哲學家，馬克思與黑格爾主義的聯繫如此緊密，以至於自從這個方向被克服以後，他也已屬於過往陳詞。卡爾．馬克思的世界意義僅在於這樣一種狀況，即那些在殘酷性上絕不遜色於法西斯主義的獨裁政權們都懂得，如何從馬克思的理論中構建一套一本正經的意識形態。」獨裁者們就是蘇聯東歐中朝越古柬等政權，標題所說的預言家，純屬諷刺和調侃罷了。
我有一個體會，就是要用平常心對待馬克思恩格斯。我們離開了獨尊馬列毛的中國，來到了讀書和思想都充分自由的民主國家。我們的年齡也從懵懂的學生少年變成了涉世已深的中老年。馬、恩的言論，不過是一兩百年前兩位歐洲讀書人的看法而已，不乏真知灼見，也難免無端妄言。國內的馬列專家們也不敢直接把馬、恩的言論付諸實施：《馬恩全集》第一卷第一篇第一頁就是馬克思聲討書刊檢查制的檄文。國內宣傳部門，那個敢來當真？中宣部心裏明白，國內只要有當年國民黨那樣有限的言論出版自由，中共的統治就很難維持下去。國內如此，我們置身海外，更應該保留我們冷靜的自我，認真讀書，也不唯馬、恩是從。
馬、恩的言論多有不能自洽的言論。我們知道恩格斯說過：共產主義革命將不是僅僅一個國家的革命，而是將在一切文明國家裡，至少在英國、美國、法國、德國同時發生的革命，在這些國家的每一個國家中，共產主義革命發展得較快或較慢，要看這個國家是否有較發達的工業，較多的財富和比較大量的生產力。（《共產主義原理》第十九條），而且馬、恩都強調指出，無產階級革命用暴力推翻資產階級而建立自己的統治。（《共產黨宣言》）階級鬥爭必然要導致無產階級專政。（《致魏德曼的信》）……注意，恩格斯的論述是「將在一切文明國家裡，至少在英國、美國、法國、德國……」，這種19世紀典型的歐洲中心主義的口吻躍然紙上。俄國還可能被提及，亞非拉根本被忽略不計。既然號召「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不文明國家的無產者包不包含在內？要不要一起革命？恩格斯起草這份文件時才二十六七歲，同時參與商議的「正義者同盟」的同道們，大概也是彷彿年紀，思想水平亦大致相若，所以無需多所指責，但也應該看清這類言論中存在的侷限性。再者，「同時發生革命」？革命，尤其是暴力革命，是很難按照人們預想的計畫安排的。每次革命都是某個特定範圍內政治、經濟、社會矛盾集中到無法解決時的總爆發。各國有可能相約同時舉事嗎？一國之內都行之不易，多國聯手更比想像難多了。
忽然間，巴黎公社的工人起義在1871年發出了革命的怒吼。可是這不對呀！一來，沒有跟英美大工業國家同時革命。再則，1871年的德國工業化還不夠發達，至少要到恩格斯晚年的九十年代才成為第一流的工業國，應該等待德國的工業化發育達標（並具備充分的政治司法制度和相當的物質生活條件）才可以考慮。（列寧是突破了馬、恩的理論，錯誤地在一國之內建成了蘇維埃政權，因為「要處在較低的經濟發展階段的社會來解決只是處在高得多的發展階段的社會才產生了的和才能產生的問題和衝突，這在歷史上是不可能的。」）(《論俄國的社會問題．跋》，1894)。馬克思恩格斯對巴黎公社發表過批評，認為公社委員會應該及時進攻凡爾賽，並劫持法蘭西銀行的財產，這樣做比「扣押一萬名人質」更為有效。所幸公社來不及聽取意見便流血失敗了。如果真的如馬、恩所建議那樣（進攻凡爾賽，劫持銀行），公社勝利了，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巴黎公社新政權，那怎樣跟英美同時革命呢？又如何等待德國迎頭趕上呢？而且，直到二十世紀包括中國在內很多國家都在努力跨越工業化的門檻，更別提亞非拉發展中國家的差距有多大了。等待也不要緊，等一千年，進入理想世界也值呀。但是這些發展各不相同的國家如何相互等待，呼應往來，到底是一個什麼景象，我覺得有點滑稽。
馬克思曾經特別指出過，科隆（德國西部工商業重鎮，我在德國買下的住房就離科隆市附近30公里）、倫敦和巴黎三角可以跳過無產階級專政，進入共產主義。1920年列寧曾在《青年團的任務》裡預言說「今天15歲的少年再過十年二十年就可以生活在共產主義社會」。現在，離開列寧的預言已經一百年過去了，離開《共產黨宣言》的預言一百七十多年過去了。世界沒有出現共產主義社會，反而在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原始意義上的工業無產階級，即產業工人的人數正在減少，社會越來越需要更多的科技專業人員。當我離開中國，剛剛踏入德國社會的時候，也到當地的工廠裡打工掙生活費。據我觀察，這裡的工人無論言語思想素質，都沒有馬克思所描述的那麼高。技術含量越低的崗位，工人的言語思想水平越一般。德國社會已經變成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型。最富裕的和最窮困需要救濟的階層都很小，中間階層則越來越大，中產知識份子有文化有教養，也比較有擔當，關注國家事務，影響社會輿論。馬克思從未做工務農，除了當過一兩年編輯（《新萊茵報》和《德法年鑑》）以外，沒有在企業或機關上過一天班，幾乎沒接觸過真正的工人。到他家裡來做客的往往是共運或工運的骨幹，是工人隊伍中的精英人物。他把工人隊伍可笑地理想化了。
暴力理論和虛幻夢想
近期我又讀了恩格斯《馬克思「1848至1850年法蘭西階級鬥爭」一書的導言》。有人說這是恩格斯的一篇政治遺囑，發表這篇文章以後不久，1895年他就去世了。有人認為恩格斯在此文中對於馬克思主義的觀念有所醒悟，提出了一些看法，例如歐洲無產階級革命的時機尚未成熟，鬥爭的方式應該改變，槍炮等熱兵器已經更加精良，面對政府軍的街壘巷戰已經沒有勝算，普選權是可以使用的工具，還給工人階級帶來好處，等等。文章發表後發生了原文是否被伯恩施坦、考茨基等人刪改的爭議，經過馬恩文獻蒐集整理專家梁讚諾夫的考證，現在已經不難讀到恩格斯的原文。不過梁讚諾夫本人卻被斯大林在肅反中殺害了。伯恩斯坦和考茨基都是第二國際的著名人物，也是曾經深得恩格斯信任的門生，伯恩斯坦更是恩格斯生前指定的遺囑執行人。他們都痛感馬、恩的暴力理論已經不能為現代社會所接受，於是勇敢地提出了修正意見。伯恩斯坦提倡和平長入社會主義，反對無產階級專政。考茨基更是典型的學者，他跟列寧針鋒相對，預言蘇維埃政權沒有民主，也必然壽命不長，早晚會變成一個專制獨裁的國家，他的預言不幸而言中。他傾心於普選權，多黨制議會民主，一生期待無產階級的民主革命。伯恩斯坦有一句話，意思是說，「終極目的是微不足道的，運動就是一切」。我在國內時，覺得不好理解。來到德國，閱讀了社會民主黨的歷史，才明白過來：社會民主黨的工作人員認為工人運動不需要虛無縹緲的共產理想。馬克思的那一套理論反而讓工人群眾經常詢問，何時實現共產主義，理想社會到底是什麼情況。踏踏實實的通過議會抗爭，取得實實在在的工人階級的權益，才是現實的成就。民主社會既不要血腥的暴力，也不要虛妄的幻想。聯邦德國七十多年來，實現了全民醫保，包括失業保險和老年護理，《共產黨宣言》和《共產主義原理》所描述的無產者生活無保障的情況早就沒有了。任何政黨都不能再以這些內容做自己的理念和信條。
聯邦德國的社會民主黨多年來是社會黨國際的標桿，戰後由勃蘭特領導改組，1959年公開放棄馬克思主義教條，贏得廣泛的社會（青年）認同，十年之內贏得大選，勃蘭特出任總理，又一跪成名，榮獲諾貝爾和平獎。社民黨也是德國第一大黨，戰後執政時間僅次於基督教民主聯盟。
歷史的真實
恩格斯的晚期文章並沒有放棄他和馬克思的暴力思想，只是想到議會普選也可以是一種活動手段而已。在1891年他還在埋怨20年前巴黎公社竟沒有去打劫法蘭西銀行，如果佔領了銀行，比綁架一萬名人質更加有效。馬恩的這類言行都是恐怖暴力式的，而且至死都沒有悔過和道歉。馬克思死後，恩格斯承認工人運動應該參與議會活動，可是他已經年邁力衰，沒有任何相關的實踐和理論貢獻。相比之下，歐洲各國的社會民主黨摒棄暴力主張，頂著俾斯麥等反動政府的殘酷打壓，運用智慧和才能，積極展開議會抗爭，不斷地贏得工人階級的支持，社會各界的同情，贏得了多項權力，保護女工，廢除童工制度，保障工人安全和健康，中下層人民的子弟同等享受高等教育，乃至推動同性戀合法化，為國際社會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社會民主黨對於他們的黨史採取非常寬容的態度。馬克思和恩格斯是他們的創始人和理論家，拉薩爾、李卜克內西、盧森堡、考茨基和伯恩斯坦……也是黨的理論家和活動家，都是黨所尊崇和紀念的先驅。同時也不否認，每位先驅人物也都有理論缺陷或人格瑕疵。第三國際的蘇共和蘇共扶植的中共則廢黜百家，獨尊馬列。實際上是一種歷史的虛無主義。反而是第二國際（社會黨國際）比較實事求是，能夠歷史地冷靜地尊重歷史。
我在青年時代讀過一點馬恩的著作，老年歲月再次涉獵，完全是平心靜氣的思考和判斷。我覺得馬、恩的思想，剩餘價值，理想社會、無產階級絕對貧困化、無產者大聯合、暴力革命、經無產階級專政過渡到共產主義……，邏輯並不縝密，預言多無驗證；帶給各國人民的災難，則遠遠大於他們的一點點學術貢獻。而且正因為他們披著科學和理想的外衣，更加迷惑了眾多青年和知識份子，掩蓋了恐怖主義暴力本質，導致了二十世紀數以億計的人民生靈塗炭。我的概括是這樣的，當今的西方知識界談馬克思，多是不著邊際（脫離了該理論的暴力主旨）的概念遊戲，當今國內對馬克思的吹捧，都是為領導人臉上貼金，玩拍馬遊戲。馬克思主義已是一具屍居餘氣的殭屍。
馬恩只是因為列寧主義的暴力政權而享受了近百年的虛榮，一旦這類專制的保證覆滅以後，他們的面貌就將失去過度耀眼的浮光，泯然沉入歷史的長河之中。
（文章授權轉載自CND。原文鏈接）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