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法治有多重要？專家：中國必為《國安法》付沉重代價(圖)

圖為香港交易廣場。（圖片來源： Feeiduhjudy /wikimedia CC BY-SA 4.0）

【看中國2023年8月21日訊】（看中國記者李懷橘編譯報導）北京政府一直宣傳中國大陸才是香港的衣食父母，香港只有背靠祖國才能得以發展，因此香港人要「愛國愛黨」，懂得感恩。不過近日一位經濟學教授指出，大陸沒有法治，沒有市場金融（market finance），因此香港就成為大陸經濟的安全閥，沒有香港，中國經濟的偉大成功將永遠不會發生。一旦香港失去法治等自由市場的保障，中國經濟將為此付出沉重代價。

美國麻省理工大學（MIT）斯隆管理學院副院長、華裔政治經濟學教授黃亞生（Yasheng Huang）近日發表題為《如何扼殺中國的活力》（How to Kill Chinese Dynamism）的文章。他在文章中指出香港在過去數十年對中國經濟取得的巨大成就做出的貢獻。

有觀點認為中國已經發現並創造了一種獨特的方式來促進創新產業——既能利用市場經濟，又能發揮國家力量、以舉國之力辦大事，無需依賴資本主義法治和市場金融等制度，但黃亞生不同意這一觀點。他認為，擁有法治和市場金融的香港，為大陸經濟發展提供了保障，這也是為何許多大陸高科技企業來港註冊和集資的原因。

黃亞生表示，中國大陸沒有法治和市場金融，鄧小平實施改革開放後，香港就彌補了這一缺陷。

他以計算機巨頭聯想公司為例指，該公司成立於1984年，由中國科學院主管，自1993年起將其業務設在香港，這一舉措對該公司的早期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能夠利用香港的金融資本是聯想崛起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在從中國科學院獲得了初始資金（initial funding）後，聯想在香港的傳統西方資本市場上籌集很多資金，包括在創業階段及後期發展中所投入的資金。

1988年，聯想從一家總部設在香港的公司「中國科技（China Technology）」那裡獲得了90萬港元（115,000美元），投資成立合資企業——香港聯想。1994年，聯想在香港上市，為該公司在中國大陸的投資籌集了所需資金。這是在沒有依靠中國政府資金而成功的一個典型例子。

黃亞生指，1994年香港仍然是英國的殖民地，而在1997年至2019年間，香港在「一國兩制」下得以保留從歷史繼承而來的自由經濟、以市場為主導的金融體系、法治和財產保障權。這些都是中國大陸無法提供的核心功能，而中國政府讓這些功能為部分大陸企業所用。

黃亞生認為，改革開放有巨大成就，不只因為允許外國企業在中國設廠，而是讓中國企業借助香港聯繫國際，並使用國際上的先進制度。假如中國大陸沒有香港在門口，就不會出現聯想發跡的故事。這也是為什麼中國高科技公司普遍在中國大陸之外註冊的原因。

他舉例指，中國互聯網三巨頭BAT（百度、阿里巴巴、騰訊）中，只有騰訊在中國（深圳）註冊。 （而騰訊早期獲得南非Naspers媒體公司的支持。）根據登記機構記錄，阿里巴巴控股在開曼群島註冊，但另一個登記機構顯示，其大陸運營公司是於1999年由香港公司和中國公司合資成立的。很可能開曼群島的公司通過在香港的控股公司來運作其大陸業務。

同樣，百度控股在英屬維爾京群島註冊。中國最大的人臉識別公司商湯（美國政府已列入黑名單）以及字節跳動，即TikTok的最終控股公司，均在香港註冊，而中國第二大電子商務公司京東（JD.com）則在開曼群島註冊。

總而言之，不是中共的國家資本主義有多厲害，而是中國科技巨頭依賴香港和海外資本市場才得以發展。香港曾經是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之一，為中國企業提供了一個制度上的逃生閥。

目前有評論認為香港對中國已不再重要，因為中國經濟現在已超越了香港。1997年，香港的經濟規模是中國的五分之一，而到了2018年，這個比例只有三十分之一。不過黃亞生指出，中國的三家領先生物技術公司：百濟神州、無錫藥明康德和再鼎醫藥（BeiGene、WuXi AppTec、Zai Lab）均在香港註冊。因此不能低估法治和市場金融對企業發展的重要性。

2020年7月實施的《國家法》讓香港遠離了法治，也削弱了香港為中國企業提供法律保護的屏障。黃亞生指雖然如新加坡等的安全避風港已經冒起，但這些地方只接收了中國的經濟難民，不能為他們提供體制功能（institutional functions）。一旦香港無法充當逃生閥的作用，中國政府很快就會感受到這一影響，而且會為其對經濟的嚴重誤判而付出沉重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