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在文革期間為何取消過年？(圖)
文革期間的紅衛兵大串聯。（圖片來源：網絡圖片）
1967年初，在23歲的上海針織漂染一廠技術員劉其舜的印象裡，是一個特別寒冷的嚴冬。他當時想，文化大革命差不多了吧？天冷了，該過年了，還要搞下去嗎？但他錯了，文革不是差不多了，而是正在進入高潮。「一月奪權風暴」席捲而來，從上海蔓延至全國。
最鬧心的是，連新年也過不成了。1月5日，署名「章仁興」的倡議書在「工總司」控制下的《解放日報》以「革命造反派來信」的形式登了出來。時年18歲的章仁興是上海玻璃機器廠的一位青年工人，也是該廠的一位造反派。這封倡議書雖然署的是他的名，但卻是廠裡的造反派頭頭假他的名字寫的。倡議書呼籲：在兩條路線和奪權鬥爭進行得這樣尖銳激烈的時刻，決不能丟下革命和生產，回鄉去過年。
同時刊登的還有國棉31廠「毛澤東思想戰鬥隊」的類似來信，並配發「本報評論員」文章宣布：新年算得了啥！我們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的最盛大的節日來到了！
從這一天開始，全國各地的報紙紛紛刊登所謂「讀者來信」和「倡議書」，開足馬力大造輿論。上海「工總司」控制下的另一家報紙《文匯報》發表「本報評論員」文章《戰地黃花分外香》，深情地稱讚「章仁興」的話「說得多好啊」：回鄉探親，畢竟是私事，是小事；聽毛主席的話，「抓革命，促生產」，鞏固剛剛奪來的大權，才是公事，才是大事。
僅僅4天之後的1月9日，中共國務院便順應「廣大革命群眾的要求」，向全國發出了關於1967年新年不放假的通知。北京火車站，宣傳車開始反覆廣播該通知。許多準備回家探親的人，立刻到車站售票處退票。從包頭去杭州的一個幹部在北京轉車時聽到廣播，立刻換了回包頭的車票。
雖然不放假，新年還是一天一天臨近了。上海話說：過了臘月二十三，白相過年關。但這一年的年關，全國一浪高過一浪的奪權大戲，成了新年俗。「……什麼敬神、拜年、請客、送禮、吃喝玩樂，都統統見鬼去吧！我們工人階級從來沒有這些骯髒的習慣。」
奪權大戲的高潮，發生在臘月二十六。往年正是家家戶戶「割年肉」開始準備年夜飯的日子。而1967年的這一天，上海不知有臘月二十六，只知道這是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紀念日——2月5日。
這一天，全面奪權後的上海市造反派在人民廣場召開了百萬人參加的「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會，宣布「一切權力歸上海人民公社臨時委員會」。張春橋任主任，姚文元、王洪文任副主任。章仁興和劉其舜都在這百萬大軍的海洋裡。
章仁興記得，各單位都是一卡車一卡車拉去的。他們廠的造反派都去了，多人坐了四輛卡車。劉其舜是自己一個人去的。新年前不久，劉其舜被造反派一紙借令借調去當了工人記者。他去逛了一圈就走了，沒有寫任何報導。反正上面有統一稿件，湊湊熱鬧就行了。
在熱熱鬧鬧的奪權聲浪裡，1967年的新年還是靜悄悄地來到了。2月8日除夕這天，上海玻璃機器廠正常上班。章仁興一直到下午4點半才准點下班。晚飯和平時一樣，在食堂吃的。
不過上海針織漂染一廠下午2點時就幾乎沒人了。雖然不放假，可是大家心照不宣，都提前開溜。造反派頭頭們也睜隻眼閉隻眼，他們其實也盼人早點走完了自己好回家過年。
取消過年，消減了合家歡的氣氛，也消減了中國人對於傳統文化及人倫秩序的敬重之心。直到1980年，中國才重新全面恢復了新年休假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