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競爭力排名再跌 看看專家如何分析(視頻)

【看中國2023年6月26日訊】(看中國記者梁路思、李淨瑤採訪報導)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MD)最新公佈的「2023年IMD世界競爭力年報」(IMD World Competitiveness Yearbook)顯示,香港的排名下跌2位至第7,中國排名比去年下跌3位至第27。《看中國》就此採訪了經濟學家羅家聰以及財經評論員利世民。

吸金最多才是贏家

對於瑞士洛桑世界競爭力排名,利世民表示他一直以來都很少給予評論,因爲他個人覺得該排名本身很有問題。他說:「在大家心目中,到底競爭力是什麽?例如量度身高體重,大家都很容易明白,有多高多重。但如果複雜一點,主觀一些的觀念,例如靚仔,哪一個比較靚仔,這很難去排名。所以我覺得競爭力排名是一種很有問題的排名,但很多人卻喜歡這種排名。」

羅家聰表示,這個排名已經做了很多年,不是沒有基礎的,裏面有很多可以計算的東西,例如成本營商成本能計算。羅家聰說:「通常競爭力都是講這些,租金人工貴不貴等等。可能加上其它的調查,例如管治程度、制度、基建,問一問企業高層之後,當作一個民意調查,拿到數據後整理個排命出來。要看這個排名側重點在哪裏,例如側重在某一點,其實香港的排名會很高,就是管治能力。你動不動就抓,動不動就鎖,政府的能力當然很高。把所有事情混在一起,第一、以什麽爲主,大家都不清楚其概念。第二、權重的改變也會影響到排名,有些方面很高分,有些方面很低分,看看哪一樣比重有多大。其實這些排名大家看了也不會當一回事的。

如果說競爭力,很大程度上都要看你能不能吸引人來做生意,這是很簡單的指標。FDI已經看得很清楚,如果要量度更細緻點,就要原始的數據,但如果以成敗論英雄,最終要看誰吸引更多錢進來,誰生意多誰就是贏家。」

指數有偏向 無參考價值

利世民表示,量度經濟表現,另外一種就是在經濟學上,很常用的是看輸入多少產品,輸出有多少價值,這是最簡單的量度方法。「歷來都有人嘗試這種方法。如果這麽看,我發現香港是很誇張的高增值,我想其中一個原因是香港是地球上極少數這麽高度金融化的地方。我記得我小時候不光是炒股票,還有炒外匯、黃金。這種怎麽用競爭力量度,香港用哪個城市對比,拿柏林與香港比,大家的性質都不一樣。其實用新加坡和香港比,也很難作比較的。拿兩個城市來對比不容易。

另外,競爭力排名是國家,國家跟城市難以對比,複雜程度要排除基數,不是那麽容易的。每次我看到這些排名,都不太舒服。但有時候單純拿出來,量一量還可以。有時候有智庫做自由指數,自由經濟指數前兩名,一是香港,二是新加坡,知道爲什麽嗎,因爲這兩個都是城市。別的沒有以城市為單位,你看有沒有澳門?好像沒有。整個指數的編制,在選擇上有一種偏向。所以,這些指數大家看完就算了,沒什麽參考價值的。」

羅家聰說:「我看他首先會篩選很多地方再排名。有的專門排城市,有的專門排國家,分開來做,有些可能黑箱作業。最終爲什麽有些高分有些低分,怎麽給分都不清楚。我們一般人聽完就算了。認真將它當作一份研究看,這個方法究竟怎麽做出來的,都沒說清楚。」

利世民認爲,這種排名就像是多了一個比賽,「我看到很多人很認真對待這個排名,我心裏有一點不舒服。我覺得量度一些東西沒問題,但是要知道自己在量度什麽。其實很多人沒有一個標準,沒有一個尺度去看問題,很容易就相信這些排名和評級機構。」

報告解釋不清晰

被問及競爭力下跌是否跟政治有關聯?利世民說:「會不會因爲政治氣氛差了,所以香港的競爭力就下跌?其實沒有什麽關係。退一步來説,什麽是競爭力,你賣的東西便宜些,有競爭力;賣的東西好一點,也有競爭力;功能强大一些有競爭力;售後服務好一點,也是有競爭力。什麽叫競爭力,我們經濟學中說相對優勢,中國曾經有廉價勞動力,現在不知道了。人工高有人工高的競爭力;人工低有人工低的競爭力,最後看到人工與競爭力無關。這樣說的話,到底競爭力是什麽,越來越難定義。

看到香港又跌排名了,香港究竟什麽跌了,如果報告能說明白一點,香港下跌是因爲何事,我會覺得要多聼一些。但它純粹說某些國家排的高,新加坡、台灣比香港高,所以香港就很差了。問題是我看完這份報告,比如我是李家超就要問,我應該做些什麽,才能使排名變高。」

羅家聰表示,這種排名還不止是這些,它還有很多制度管治等,抽象概念都計算在内。「民主有沒有算入就不記得。但就你剛才說的情況,是不是勞工和資本隨便可以取代,還不是的,這要看本身生產的結構如何,比如行業分佈如何,第一二三產業是怎麽分佈,每一個產業應用科技的程度,也是有分別的。每一個資本和勞工,有利潤最佳級別,利潤太多,利潤太少……理論上是可以互換的,但是這樣就不是最佳的。所以一個經濟體,是不是做的最好狀態,是有數可以計算的。生產成本便宜,這個很容易量度,但是做出來的質量是多高,或者服務之類的概念,都應該在GDP和相關數字上反映出來。一分報告如果質疑GDP不能反映全部,只反映數量,質量未必能反映,那就另外補充一些東西。能說清楚一點會好些。這些報告出來,通常記者就是照抄,抄完很多詳情都不知道。」

研究人員懶 最常用民意調查  

另外,利世民還指出,通常這些排名不是那些機構做完所有數據搜集,他們經常是用別人的數據,例如世界銀行和IMF等,將別人的數據重新包裝整理,屬於複合的二次研究。利世民說:「我假設人家的數據可信,我就拿過來用。這幾年我覺得,這些排名的度量很懶,通常是民意調查,派出500張問卷,商界認爲5分是滿分,你給多少分?這裏其中有很多偏差,我不喜歡用這種5分滿分你給多少分的來做評價標準。就是他用數字包裝了主觀感覺,然後就説這很科學。

說營商環境理想與否,好多是這樣出來的。我覺得是研究人員懶惰。我舉例法治,法治是不是能做量化計算,其實是有的。重點是如果法治的定義就是任何人跟政府打官司,都有機會贏的話,這叫做法治。人人打官司都有機會贏,不是説一定會贏,但有合理的勝算。如果用這個作爲標準,法庭判案出來的結果,是很清晰的資料。將民衆和政府打官司,刑事民事分開,不同案件種類,勝訴的機率是可以計算出來的。從這可以看到法治的狀態在改變。這幾年香港的情況,有很多官司根本沒機會贏,沒有機會贏就是反映了法治環境。」

「這不是很準的,贏了也可以釋法的。如果有人用槍指著你,恐嚇你別打官司,這情況你也見過。官司都沒打過,怎麽量度他們贏還是輸?」羅家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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