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國家檔案：潘漢年和日汪共三方密約(組圖)
再談潘漢年
遠籐譽出版了一本書，轟動日本史學界，這本書的中文名字應該翻譯成「毛澤東，與日軍勾結的男人」。（ 圖片來源：免費圖片 作家張又普）
我的文章「特工潘漢年被滅口 到底是想掩蓋什麼？」大意是說，抗戰期間，受毛澤東和周恩來委派，潘漢年代表延安政府前往南京，秘密會見汪精衛，簽署日汪共三方密約，相互停戰，事實上結成三方秘密軍事同盟。文章發表後，收到許多不同種類的反饋，全都表示文章內容令人感到震驚和意外，他們不敢相信這一事實，也不願意相信。甚至有人說，他們絕對不會相信這一歷史事實。並且，所有人都要求我提供相關證據。
我生長在中國大陸，自幼接受官方的正統教育：共產黨八路軍是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使用人民戰爭，八年打敗日本狗強盜，並從兩萬軍隊增長到120萬，最終統一大陸，建立新中國。抗戰期間我父親一直生活在國民黨統治區的陝西省，在我與父親共同生活的近30年期間，父親給我講述過許多抗戰的故事，我意外地發現，與正統教育大相逕庭。這引起了我極大的好奇心，我很想知道真相是什麼。1985年4月至1988年3月，我在日本筑波大學攻讀計算機博士學位，筑波大學圖書館巨大無比，藏書無窮，其中的東亞圖書館佔了好幾間房子，專門論述抗日戰爭的資料就有一屋子。在那三年期間，我懷著極大的好奇心，常常利用業餘休息時間，博覽資料，無意中看到了潘漢年和日汪共三方密約的歷史記錄。然而我僅僅是個理工男，不是歷史學家，看那些閑書，完全出於好奇心，就是想知道日本人是怎樣評價中日戰爭的。我沒有做讀書筆記，也沒有搞任何研究工作。2013年11月，我完全依靠自己的記憶力，寫出了「歷史人物潘漢年」的初稿，並在一些QQ群和微信群裡發表，2017年12月整理改進後發表到《華夏文摘》上。受到質疑後，才注意到，我確實不記得資料的名字了。不過，讀者們的質疑全都被轉換成了我繼續學習研究的動力，促使我瞭解到了下面這些知識，才產生了本文，向質疑者們提供證據。
抗戰期間，擁有許多租界的國際大都會上海變成了遠東地區的情報中心，日、汪、國、共，都在上海設有自己的情報點，日本情報部門的首領是岩井英一，他們的辦公大樓則被人稱之為「岩井公館」。日汪共三方密談時，岩井英一是當時日方的談判代表之一。戰爭結束後，岩井英一返回日本，寫了一本回憶錄，名字是「回想的上海」，詳細講述了他在上海期間的情報間諜生涯。內容豐富多彩，全都是當事人的第一手資料。除了潘漢年及日汪共三方密約之外，還有兩件事情我覺得值得一提，並且都是我以往所不知道的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毛澤東「高瞻遠矚、足智多謀」，從1936年開始，就構思出了與日軍合作，共同抗擊國軍的戰略意圖。
第二件事情是：抗戰期間，國共合作，雙方是軍事同盟，周恩來常駐重慶。因此，延安政府可以通過合法和秘密手段，知道許多國軍的作戰計畫和軍事秘密。他們通過潘漢年，將這些秘密情報交付給岩井英一，再由岩井英一轉交給日本軍方，對中國抗日戰爭的進程，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在岩井英一的回憶錄中，對這些事實都有詳細的記錄和描述。作為回報，岩井英一在岩井公館裡為潘漢年設置了一個獨立的辦公室，並提供電臺等辦公用品。同時，岩井英一每個月都要發給潘漢年兩千港幣，作為潘漢年提供情報的費用，兩千港幣相當於當時香港普通工人五年的工資。
岩井英一每個月都要發給潘漢年兩千港幣，相當於當時香港普通工人五年的工資。（圖片來源：網路圖片）
戰爭結束後，日本政府解密了所有戰爭期間的保密文件，日本國家檔案館裡成百上千噸的檔案資料，消耗了無數位歷史學家們畢生的精力。
1941年， 遠籐譽女士出生於長春市，1952年隨父母返回日本，1975年獲得東京都立大學大學院理學研究所博士學位，先後在千葉大學、筑波大學、帝京大學、東京福祉大學任教，並在中國社會科學院以及上海交通大學任客座教授。她是一位日本職業歷史學家，通曉中文，專門研究中日關係。 遠籐譽教授先後花費了幾十年的時間研究日本國家檔案館裡眾多的資料，發掘出了包括「回想的上海」在內的一大批彌足珍貴的歷史文獻。2015年，她出版了一本書，日語原名是『毛沢東，日本軍と共謀した男』，轟動日本史學界。這本書的中文名字似乎應該翻譯成「毛澤東，與日軍勾結的男人」。
我很驚喜地發現， 遠籐譽教授在書中所講述的潘漢年及日汪共三方密約的歷史事件，與我當年在筑波大學圖書館看到資料完全一樣，似可證明吾言不虛，亦可證明她言不虛。美中不足的地方是，以上文獻全都是日語資料。2016年，美國之音中文部專門採訪了 遠籐譽教授，並製作了一份長達41分鐘的採訪視頻，採訪過程完全使用中文，並對所有日語和英語部分添加了中文字幕或中文解說。當然，如果哪位讀者願意搞歷史研究，並且通曉日語的話，請直接閱讀遠籐譽教授的書，請自己閱讀並核實書中的參考資料，例如岩井英一的「回想的上海」。這就是我為讀者反饋所提供的證據。歡迎大家進一步的反饋，補充、訂正、反駁、責難。
（本文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