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在袁世凱時代享受多大程度的言論自由?(圖)


袁世凱與孫中山。(圖片來源:公用領域 wikipedia)

宋教仁橫遭暗殺,新生的民國波瀾迭起,孫中山選擇武力解決之途,迅速被袁世凱的優勢武力擊敗,民國締造者孫、黃等再度踏上流亡之路,章太炎則被軟禁在北京,這位「以大勛章作扇墜,臨總統府之門,大詬袁世凱的包藏禍心者」,與湯國梨新婚未久,在將近三年的幽禁之中,他們南北隔絕,只能書信往還。但是那些經過檢查發出的信中仍有刺有骨,並非只有家長裡短、兒女情致。比如1913年10月25日,章太炎在信中稱袁世凱為「袁棍」。同年11月4日,他在信中感慨袁還不如曹操,自己欲做禰衡而不得:「觀其所為,實非奸雄氣象,乃腐敗官僚之魁首耳。嗚呼,苟遇曹孟德,雖為禰衡亦何不願,奈其人無孟德之能力何!奈其人無孟德之價值何!夫復何言。」這樣的信僥倖通過檢查,予以放行。

當時的報紙,對於章太炎在南北紛爭、大動干戈之際突然北上,曾有過種種的議論和揣測,對此,他曾在給夫人的家書中說:「報章蜚語,不必深辯,從前報分數黨,尚有價值,今則悉是政府機關,又何足校?此等但以天師符觀之可也。」民國初創,《臨時憲法》確立的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原則給新聞界帶來了希望,章太炎們幾篇文章、聲明就可以迫使南京臨時政府收回「暫行報律」。僅僅1912年就出現了一個辦報的浪潮,報紙多達500種。然而從袁上臺到他死去的四年間,至少有71家報紙被封,49家受到傳訊,9家被搗毀。60個新聞記者被捕,至少24人被殺,1913年起報紙的總數迅速從500家凋零到130家。這些數據與章太炎的說法相互印證,可以看出袁世凱時代新聞自由的大致情況。

在袁世凱當政之初,新聞界還是有自由的空氣,1912年12月12日在北京出版的《少年中國週刊》上,名記者黃遠生發表的《少年中國之自白》中對袁世凱做過這樣的評論:「大抵袁總統之為人,並非不可與為善之人,然自其受政以來,則善日少而惡日多者……」,他承認袁自有其長處,之所以「為善日少而惡日多」,「一由智識之不能與新社會相接,一由於公心太少,而自扶植勢力之意太多,綜言之,則新智識與道德之不備而已。故不能利用其長於極善之域,而反以濟惡。」

此前,他在12月4日發表的《遁甲術專門之袁總統》文中說:「其實雄才大略之袁公,四通八達,綽綽乎游刃有餘,受任未及期年,而大權一一在握。約法上之所為種種限制之不足以羈勒袁公,猶之吾國小說家所言習遁甲術者。……吾人雖可斬頭瀝血,以證明大總統實無要做皇帝之心。」(此時離袁稱帝尚遠)此後12月19日發表的《個人勢力與國家權力之別》中直言:「袁總統者能扶植個人之勢力而不能執行國家之權力也。」

等到袁的權力越來越集中,新聞界的自由空間也就越來越狹小。所以,到1915年11月,黃遠生在《東方雜誌》發表《懺悔錄》時,感慨當時的新聞自由甚至遠比不上前清之時。

當然,這並不意味著那個時代,袁世凱就能一手遮天,讓人真心實意對他俯首帖耳。世人皆知,以《天演論》等譯作影響過一個時代的翻譯家嚴復列名臭名昭著的「籌安六君子」之一,他私下對人說過,自己確實贊成君主立憲,列名「籌安會」則是楊度擅為,對於袁世凱他更是有自己的看法。從他1915年寫給熊純如的私人信件中,我們可以看到,他眼裡的袁雖是「一時之傑」,充其量也不過是一個「舊日帝制時才督撫耳」,要面對新的世界潮流,應付列強的挑戰,他認為袁「太乏科哲學識,太無世界眼光,又過欲以人從己,不欲以己從人」。多年後這封信發表在《學衡》雜誌上。儘管,嚴復的信只是當時私下的看法,袁不知道,世人當時也不知道。但是梁啟超等人對袁世凱的批評則是公開發表在報刊上的。

章太炎眼中不如曹操的「袁棍」,嚴復眼中一個無科哲學識、無世界眼光的舊督撫,梁啟超眼中一個「中世史暗黑時代東方式之怪魔的人物」,這是同時代人近距離看到的一個逼近真實的袁世凱,無論袁如何掌控輿論、查封報紙,都不能將這些或私下或公開的不和諧音消除,這不僅是袁世凱的無奈,而是權力的無奈,畢竟權力之外還有公道,權力之外還有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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