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慶棠眼中的「四人幫」是這樣的(組圖)


「四人幫」:王洪文、姚文元、江青、張春橋在法庭受審。 (網絡圖片)

按:劉慶棠這位「芭蕾王子」在文革中,官至文化部副部長、中共十大主席團成員、第四屆全國人大主席團成員。1976年,「四人幫」倒臺後,他立即被隔離審查。

1960年代到1970年代,身為文化部副部長的劉慶棠,與四人幫有過密切接觸,對他們的言行舉止,有過耳聞目睹的印象。因為是上下級關係,同事關係,朋友關係,彼此愛憎相同,難免有所偏向,不能完全客觀。但從另一角度而言,對於我們瞭解四人幫,也提供了不同側面的認識和思考。

一、姚文元留起了山羊鬍子

在劉慶棠印象中,姚文元比較「悶」,公開場合很少講話,只有周恩來、江青點到他名字,特別提醒一句:「文元同志說點意見……」他才會說上幾句。

其實這人是很能說的,我讀初中時,讀過他的《不登堂集》,別的話全忘了,但有兩句話讓我記了一輩子:「天無止境,路無盡頭。」原創是否屬於他的,就不得而知了。後來臨近文革,他跳出來寫了兩篇文章,一篇是《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篇是《評「三家村」〈燕山夜話〉》,這人就一下子紅了。

再後來,從上海進京,主管宣傳口,成為四人幫一員,是他人生中大富大貴的巔峰。等到1976年10月被粉碎,接受審判,住進秦城監獄,和劉慶棠分開關押,彼此便不再見面。幾年後,姚文元被安排跟劉慶棠、遲群、王洪文一起看電視,大家才突然發現,姚文元留起了鬍子,山羊鬍子長及前胸,跟大家打招呼,變得比過去開朗熱情,很願意講話。

劉慶棠問他:「怎麼留起了鬍子?」姚文元答覆說:「留了鬍子顯得老成。」說著還哈哈大笑起來,笑得十分爽朗。

姚文元喜歡看書,有一次劉慶棠問他最近在做甚麼事?他說:「看書,寫點東西……」聽小看守說,姚文元寫了一本哲學方面的書稿,是談辯證法的,他要求出版。

二、王洪文茅台酒能喝兩瓶

在秦城監獄,關押是各關各的,但有兩年時間,劉慶棠和王洪文、遲群是合在一塊兒看電視的。

1984年國慶閱兵,劉慶棠幾個人是當天晚上看的,第二天監獄方面來徵求意見,大家說:「沒看夠,還想看。」王洪文說:「對對,我們還想再看。」監獄負責審查的人同意了。重播時,王洪文講話諷刺鄧小平等臺上的人。他這樣說時,屋裡人很多,他也不管,自顧自說。

有一次,王洪文跟大家去看菜地,就當散步鍛練。走著走著他突然摔倒了,遲群和劉慶棠趕緊伸手攙扶他,但沒抓住。衛兵不讓動他,說:「他已經犯過好幾次了,你們千萬不要攙他,你們要攙他,十分鐘才緩過來;不攙他,五分鐘就緩過來了……」大家就坐在馬扎上看著他。果然五分鐘後他的手腳能動了,衛兵就上前扶他坐起來,拍他身上的土,他臉色還是煞白的,眼睛睜不開。等他坐了兩三分鐘後,想站起來,大家和衛兵攙他走了一圈,臉色就正常了。他問劉慶棠:「剛才我是不是患病呢?眼前一黑,甚麼都不知道了。看你們的神態,看我身上的土,我知道自己又病了……」

王洪文說,他已經摔過一二十次了,大夫說是植物性神經紊亂,臉都摔破了幾次。

他後來悄聲跟劉慶棠說:「過去曾有一個星期摔過兩次,現在大家在一起,心情好,半個月才摔一次。」

王洪文原來身體是很好的,茅台酒能喝兩瓶,酒量接近周總理。劉慶棠還記得,當年在京西賓館開會,晚上大家聚在一起,用花生米下酒。這時,許世友來了,一進門就說:「我就知道你們有酒,喝喝……」喝到興致處,許司令就跟王洪文、劉慶棠幾個人扳手腕。

後來,遲群有病先離開了秦城,國慶閱兵後又查出劉慶棠得了肝炎,送去住院,就剩下王洪文還待在裡面。

三、張春橋並非不說話

我們在電視上看到審判四人幫時,張春橋總是側身而坐,梗著脖子,一言不發,從頭到尾保持沉默,一副藐視法庭的樣子。

後來擔任公安部部長的王芳,當年是張春橋預審組的組長,預審中,他前後提審過張春橋11次,張均採取「三不主義」:不說話、不看文件、不簽字。在法庭上,張春橋也是全程保持沉默。只有唯一的一次,王芳在提審時,向張春橋宣布,根據中央決定,他的案件由公安部依法受理,同時向他宣讀《刑事訴訟法》中有關規定,指出被告人「可以陳述有罪的情節或作無罪辯解」。這時,張春橋說話了:「我不是反革命,你講的我都不接受,我沒有違反你這個法。」

他後來索性不說話,別人說好的不回答,說不好的更不回答,一般人達不到這種境界。他在秦城得了膀胱癌,請了原周總理治療組的吳階平等6位大夫來看病,手術很成功。劉慶棠在秦城無意中碰到過他一次,看到他頭髮光了,顯得很胖。

劉慶棠後來因肝炎住在公安部所管的復興醫院,張春橋就住在隔壁病房,見到來訪的公安部部長,他照樣看報不搭理。部長說:「張春橋,最近身體怎麼樣?」不搭話。部長又說:「你對我們有甚麼不滿意,可以提出來。」張春橋還是不說話。旁邊的人提醒他說:「張春橋,部長問你話,你必須回答,你應有禮貌……」張春橋依舊不吭聲,部長只好說:「今天先說到這,等有機會下次再說……」

可是沒等部長走出房間,張春橋就跟大夫們說話,還表現得非常有禮貌。

據劉慶棠觀察,以前工作時張春橋話就少,別人說話他認真聽,最後才說幾句。江青、上海那幫人都佩服他,都聽他的。

毛主席病重時曾提出想看影片,甚至提了三看三不看的原則。這個事情就由劉慶棠、廣東省委書記韋國清、香港港澳工委梁某某負責,向香港邵氏電影公司借來中外影片五百部。由劉慶棠事先審查片名和材料,然後打電話告訴張耀祠、張玉鳳、毛遠新,讓他們派人到發行公司去取片子。

1977、1978年批判劉慶棠時,提及這件事,說他巴結江青、張春橋,特意要給張春橋看電影。劉慶棠解釋說,這是冤枉張春橋,他愛看報紙,就是不願意看電影。每逢節日上映新片前,劉慶棠要打好幾次催促電話,讓他趕快審查,再不審查就來不及印拷貝了。他才答應說:「第二天一起床就看……」審片時,他意見不多,總是說:「同意你們的審查意見,很好……」有時也會提幾個小地方修改,江青、姚文元在這方面提意見提得多。

張春橋曾對劉慶棠說過,他不愛看電影,愛看書、看報紙,每天都要看香港幾個代表性的報紙,養成了習慣。

張春橋與鄧拓曾經在《晉察冀日報》一塊工作過,他當過鄧的副手。1965年底批《海瑞罷官》之前,張春橋偷偷地向鄧拓通風報信。這在當時,是需要冒風險的。


劉慶棠是江青提拔的帥哥部長之一。(網絡圖片)

四、監獄沒安排江青參加勞動

江青有時會與周恩來爭執,爭得臉紅耳赤。江青對劉慶棠幾個人說:「我從來沒有反對過周總理,但我們有時意見不同……」在劉慶棠眼裡,江對總理是尊重的。因為江青還記得,當年在延安周是支持她與毛結婚的。

按慣例,到人民大會堂開國務院會議,吃工作午餐是不要交糧票的。但是到釣魚臺開會,江青卻要讓大家交錢、交糧票,不許揩國家的油。她自己也交,非常認真。

江青愛發脾氣,脾氣確實很暴,但發錯了,有時也檢討,請人原諒。這是原釣魚臺17樓江青處的服務員講的。

有一次開會,江青說:「聽別人說,某某有問題。」劉慶棠向她解釋,認為不是那麼回事,江青聽了大怒,說這人有五一六嫌疑,她氣呼呼地問劉慶棠能打保票嗎?」劉慶棠後來將調查來的材料告訴江青,此時江青已經消氣,說:「批評錯了,你們不要生我的氣,我這個人脾氣急,我不是故意的,錯怪你們了。你們要經得起批評,毛主席批我,那就是直接罵我了。我捅了漏子,主席會在電話中罵我不對。」

江青給大家講了這麼一段故事。1970年廬山會議後,林彪、葉群到處探風,到釣魚臺請江青照相,江青不想照,就藉口說拍攝器材收起來了,不使用了。林彪、葉群離開釣魚臺時,一副不高興的樣子。江青向毛主席電話報告,說幾點幾分林彪離開,毛主席五分鐘內不言語,突然間大發雷霆說:「你混賬,你糊塗,你壞了大事,你知不知道團結林彪,分化陳伯達,你為甚麼不請示,一貫無組織無紀律……」江青嚇壞了,拿著電話筒連喘氣都不敢出,小聲問:「主席,怎麼改正?」毛主席說:「今天下午你拿相機、燈,到林彪那裡承認錯誤,讓他感覺你可信,請求給他拍照……」江青迅速帶著器材趕到林彪住處,向林彪承認錯誤,林彪很高興,說:「這哪是錯誤……」這就是那張著名的林彪學毛選照片的由來。

江青是內行,懂戲。看了戲後她會有所準備,拿著提綱提意見。曾擔任過《紅色娘子軍》女主演的白淑湘,後來被換下。這在當時是個政治問題,她的父親是國民黨少將特務,參與過謀害聞一多的行動,解放後在瀋陽被鎮壓。白說過對父親懷念的話,也是人之常情。但軍代表揭發她反對現代戲,曾說握握拳頭算甚麼藝術?運動一來就上綱,江青就讓她到幹校鍛練,負責餵豬。

八十年代劉慶棠在秦城監獄偶遇過江青。秦城有四個大院子,彼此放風時間不同,關在裡面的人平常是見不著的。有一次劉慶棠在走廊裡碰到江青,江青看著他,頗覺意外,但雙方都沒開口說話,各走各的路。江青當時已顯老態,走路慢,反應也慢。

1981年5月21日,江青在她的獄中日記中寫道:「……秦城監獄只有『關』和『管』。我住在一所三層樓的底層,這裡只管我一個人。……除看守我的人以外,別人是不能接近我的周圍的。西邊的『風場』也空了兩排。『風場』外邊也是大片的土地,我剛來時就在這兒放風;土地外面是數丈高的帶電(網)的圍牆,圍牆外邊還是監獄的樓房,犯人的窗子是看不見外邊的。……我能參加勞動的時間不多了,身體衰老了,兩三年來我總是說:一年之計在於春,既然是1981年的春天,請發還我改造世界觀的權力(利)!」她似乎忘了,十年浩劫中她傷害了那麼多無辜者,這是不能被原諒的。

由於年齡的關係,監獄裡沒安排江青參加勞動,只是給她提供了織毛衣的工具和毛線,讓她自己在一針一針的編織中度過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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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陳徒手 劉慶棠口述相關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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