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紙運動被捕者:她們是誰 經歷了什麼?(下)(圖)


上海市民白紙抗議(圖片來源:HECTOR RETAMAL)

【看中國2023年2月21日訊】4酒館、地下音樂,那些夾縫中不可言說的公共空間

2018年5月,正值1968年發生在法國的「五月風暴」青年運動50週年。

5月11日,位於北京五道口附近的706青年空間,舉辦了一場「致敬60年代」的朗讀會,位於居民樓的二十層、被改造為圖書室的擁擠逼仄的小房間內,擠滿了人。這是為紀念「五月風暴」而舉辦的其中一場活動。

人們朗誦著文章與詩歌。空間裡的一款黑色T恤上寫著白色的字:「我們遊蕩在夜的黑暗中,直至烈焰將我們吞噬」。這是居伊·德波執導的記錄片的名字。

在「五月風暴」的紀念活動上,秦梓奕(2023年1月19日被取保候審)也在。她和其中的一些人後來成了朋友。

706是由幾位年輕人於2012年發起的烏托邦式的自治空間,因各種困難,如今在北京其實已難以為繼。大家在這裡讀書、討論、生活,是許多朋友相遇並互相影響的地方。翟登蕊和李思琪也是在這裡彼此認識,並成為朋友的。

本世紀初,2000年前後,網際網路在中國正蓬勃發展,經歷過1990年代的市場經濟發展,自由主義思想的傳播,以及公民權利意識的覺醒,在北京,線上線下的公共空間,可以進行公共討論的地方不斷冒出來。三味書屋、萬聖書園等都處於鼎盛時期。曾經的北京,有熱氣騰騰的公共生活。

2012年之後,當蓬蓬到北京上大學時,「新時代」已開啟,很多過去老的公共空間遭到打壓,漸漸蕭條。706青年空間在夾縫中依然存在和生長著。在蓬蓬和朋友們常去的那個時期,「空間裡的年輕人,對各種各樣的不平等,不公正議題,都非常敏感。」

蓬蓬常去的是單向街書店,以及規模已縮小很多的萬聖書園。除此之外,年輕人們更多去的是一些小酒館,有地下音樂的酒吧、livehouse等。曹芷馨就是這樣。她喜歡傳統的民謠,包括新褲子樂隊、張懸的歌等。「她也喜歡地下音樂,但還不是最激烈的那種。」她的男友回憶。

蓬蓬也喜歡地下音樂。回顧過往與朋友們相識的日子,她會想起胡同裡一個叫「暫停」的小酒館,雖然它如今已不復存在。那裡只有10平米不到,擠在胡同裡,透過一張開在牆上的玻璃窗,能看到裡面。

10平米,這可能是全世界最小的酒館了。但在一些朋友的印象中,當年那裡卻是一些「進步青年」常去的地方。

2018年,深圳發生佳士工人罷工事件,北京大學的一些學生前往現場支援。許多年輕人都受到這個事件的影響。在關注中國青年知識份子的觀察者眼中,他們是「左翼青年」。

曾經,蓬蓬和她的朋友,也是這裡的常客。她記得那些夜晚,很冷。小酒館實在太小,有時大家只能站在門口。冬天冷的時候,大家站在寒風中瞎聊,酒館會提供軍大衣。

酒館內常有「不插電」的演出。一個叫萬花筒的音樂小組,曾在停電的晚上在這裡即興彈唱。在另一個視頻中,這個音樂小組的人在胡同裡的屋頂演出。冬日的下午陽光明亮而刺眼,風呼呼吹著,天很藍,他們彈唱到夜幕降臨,因寒冷而披上了被子。

曾幾何時,北京這些邊緣地帶的酒館,不僅承載了年輕人的文藝氣息,更重要的,是為這些年輕人提供了一個公共空間。他們在這裡尋找氣息相投的同伴。在監控越來越嚴密的國度,尋找自由。

這些自稱「廉價而業餘」的小酒館,卻吸引了很多樂手和藝術家光顧,年輕人也循聲而來。「開酒館本身不是我們最想做的。就像節目里我說的,人都是要有一個尋找自我的過程。」在一些節目和文章中,酒館的老闆曾這樣講述。「我們酒館好像有一種烏托邦氣質,吸引來的都是好同志」。

「我一直在想,在北京胡同開一家⼩酒館能有什麼意義,其實趁年輕,開一間酒吧,幫任何人完成⼀次個人理想主義式的實驗,這是目前這個社會所不能給的。」這或許可以看作是這些小酒館的精神底色。

在朋友們的經驗中,在北京,這樣有個性的小酒館不止一家。另一個酒館,在2019年開張2個月,賣光了2019杯酒,然後就決絕關張。

除了這些小酒館,在曹芷馨以及她的朋友們喜歡的鼓樓一帶,原本就有很多音樂空間聚集。西至地安門外大街,往東南到東四,往北不超過雍和宮,不足5平方公里的地方,由幾條大街和無數條小胡同組成的二環內核心區域,是北京小型演出現場的集中之地。

這一片,以音樂為載體,逐漸形成一個小圈子。年輕人喜歡聚集在這裡聽樂隊唱歌。中央戲劇學院也在附近,影視公司,文化媒體出版機構多。很多時候,朋友們一起去看演出,「江湖」酒吧等都是她們常去的地方。

「至少在2005年到2015年的這十年間,這個片區是北京獨立音樂和現場演出的心臟,吸引著全北京最負盛名的獨立音樂人,以及最愛時髦和新鮮聲音的年輕人。」有文章曾這樣描寫。

2022年12月18日,因為去過亮馬橋悼念現場,記者楊柳和她的男朋友林昀被抓。早在上大學時,林昀就和朋友開了一家小酒館,叫「不二酒館」。林昀也是一位有才華的音樂人。

一位常去酒館的朋友記得,不二酒館的風格很文藝,有點像八九十年代的香港風。很多酒都是以歌名或地名命名。不同於那些商業化的酒吧,這裡會做一些讀詩、觀影的活動,也有露台上的演出。她記得,酒館曾放映一部女性主義主題的電影《正發生》,讓她印象深刻。

這位朋友是先認識楊柳的。楊柳做記者,文字很好,她們彼此加了好友,常在朋友圈互動,後來見面,便成了朋友。

如今回顧,蓬蓬覺得自己最喜歡北京的理由,是因為有這些不同的群落。2017年,北京打壓「低端」人口,清理掉很多胡同裡的有趣空間。加上這三年嚴酷的封控,走了很多人,很多公共空間在慢慢消亡。但蓬蓬覺得,北京還是有那種很豐富肌理的場景。更重要的,是有一個朋友之間的社群。

「我們之間的命運是連結在一起的。」2023年1月,懷念著那些失去自由的朋友,一位朋友這樣說。

5「一群認同行動主義的人」

在得知翟登蕊(大家都喊她登登)被抓之後,阿田去搜索,才發現自己和登登在好幾個共同的群裡,大多是關注疫情的。

阿田如今在讀人類學的博士。今年9月才離開北京。此次失去自由並已被批捕的曹芷馨、翟登蕊都是他的朋友。「如果我在,11月27日那個晚上,我一定會和她們在一起。」他說。他也覺得,自己的命運和她們是連接在一起的。

「這次被抓的朋友,她們有很多女性主義的意識,但其實她們關注的議題是不受限的。她們都是同情心、能動性很強的年輕人。面對不公平不公正的事,都是先參與再說。」阿田說。在這個意義上,他認為大家首先是一群行動主義者。

阿田回憶起最後一次和登登聊天。因為當天剛好參與了一個網路上的交流,議題是關於「躺平」的。阿田問登登:「是不是現在打算躺平?」她說目前還沒有辦法躺平。「我想,大部分的原因,還是經濟的因素。」

登登是白銀人。家境不錯。她先是在福建師範大學上了本科,又考到北京外國語大學的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讀研究生。在被抓之前,她的身份是「網課教師」。她的朋友、此次也被批捕的李思琪,曾經寫過登登打工的經歷。

研究生畢業後,登登先試在教培行業,後來因為「雙減」,又去做直播賣教輔書。朋友們都很驚訝,登登那麼愛讀書的一個人,怎麼會去做直播?但登登自己做得不亦樂乎。

朋友小可(化名)事後回憶,登登說過,其實這也是一個田野調查的機會,可以瞭解到很多家長到底怎麼想的。登登興趣十分廣泛,她對戲劇非常感興趣,所以決定申請奧斯陸大學的戲劇專業,去繼續學習。

在阿田的眼中,自己的這些朋友,家境都不太差。家裡也都和體制、半體制有關。在她們這次出事後,聯絡家長很困難,父母們的態度多都是「要相信政府」。也能看出,「他們和家人的溝通是不足的。」

阿田記得,2022年春節過後,他聯絡幾位學社會科學的朋友,想去考察南方的一些有色金屬的礦。四五個人一起去。他們選擇了去湖南郴州的幾個礦,曹芷馨也在其中,湖南是她的家鄉。

「她性格非常外向,而且她比較沉著。雖然畢業沒多久,但已可以很有底氣地和受訪者交流。」阿田回憶說。雖然此前大家並不熟,但可以聊到一塊兒去。「我們都對不發達的地方有一些感情。」

在阿田看來,曹芷馨研究環境史,「她是真的關心環境」。他們曾一起聊過華南的這些有色金屬礦和北方的煤礦有什麼不一樣。談到北方的煤礦至少能給本地的農民帶來利益,而南方這些有色金屬礦都是國有礦,本地人並沒有因此受益。

他們想研究那些不發達的地方,沒有那麼「南」的南方,結合歷史、地理、環境的因素。而在這種探訪性的田野調查中,阿田發現,曹芷馨可以很自然、「有譜」地去和人聊。「她完全是出於樸素的好奇,以及對社會的關心來做這一切。」

他們一起去了鈾礦那邊,找到一個寡婦村,這個村莊裡,第一代「找礦隊」的礦工全都得矽肺病死了,他們在得病之後,淪為最底層的城市平民。對這種發生在自己家鄉的事情,「一般人如果不願意多管閑事,都不會去。但她就去了。」阿田說。

2020年,一直在上學的阿田「想和社會接觸」,曾去一家新聞機構做了半年記者,還是秦梓奕牽線。

在阿田看來,中國有太多的問題,而自己的這些朋友,包括曹芷馨、秦梓奕、翟登蕊她們,都對這些問題有關懷。其中一些朋友,想結合短線的新聞來關注,通過去做報導。「她們都有有機的問題意識。」在他眼裡,這些朋友是這麼年輕,又如此熱情,是認同「行動主義」的朋友。她們關心眼前具體的不公,也是更加自我賦能的。

「基本上來說,她們都是一路升學上來的好學生,和社會原本隔著一層的。」阿田說。他依照自己的經驗,認為,對這些「好學生」,也會有一些讓你和社會隔著一層的工具,例如做學術。但是,總有一種力量,可能對這些一直升學上來的生命狀態產生衝擊。例如一些公共空間,例如一些社會探訪,以及參與一些志願行為。阿田認識的一位朋友,就曾在上海疫情中,去養老院採訪,做出第一手的稿子。

「當你一旦開始關注社會,會很快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通過文章等,發生一些鏈接。」事實上,在北京,有更多這樣的聚會,總是有一些共同的議題會引起她們的關注。這些議題就是比較廣泛的「社會不公」。

阿田認為,對ta們這一代人來說,「八九」運動雖然震撼,但還不是最有肉身經驗的不公。對今天的這群人來說,當ta們站出來,並不是意識形態先行,還是出於很樸素的正義感,大家也願意去克服恐懼。「Ta們有能力去克服社會性的冷漠,而且不輕易屈服。但同時,大家也非常缺乏經驗。」

「對她們來說,生活是非常重要的,除了個別人參加社會事務比較多,更多的人是一種亞文化的氣質。」阿田說。但他也認為,「這一切並不矛盾。大量的年輕人,並不是高強度關注社會事件。具體做一些事情,也和機緣有關。」

「今天在中國,你無論做一些什麼,都會受到打壓。但是,只要有不公不義在,反抗總會發生。你會問,為什麼中國是這樣一片無情無義的土地?然後,你就會想著要去做點什麼。」阿田說。

6「這些封控的日子,和戰爭沒有什麼不同」

在2022年的寒冬到來之前,因疫情彼此分隔的朋友們,曾經相聚一堂,有一些朋友是久別重逢。

年輕人相聚總是很開心,但大家總體的感覺還是「太壓抑」。從2020年開始的清零政策,到2022年開始更為嚴厲。年初,先是西安封城一個月,接著是上海長達兩個多月的封城。整個中國,封城已成為常規手段,全員核酸,以及動不動的全城「靜態管理」。她們身處其中,每日都感受著荒謬。

「元婧說,曾經有一次,她在寒風中排隊四個小時才等到做核酸,還飄著大雪。」蓬蓬說。朋友相聚,私下也聊到「潤」的話題,因為實在是太壓抑了。

2022年5月11日,其中一位朋友的微博發了這麼一條:「南磨房鄉南新園小區,要求全小區所有住戶去隔離酒店集中隔離,一人不留。未告知要集中隔離多長時間,未告知是否入戶消殺。自5月8日以來,所有住戶嚴格按照防疫封控要求,足不出戶已久,每天配合上門核酸,突然拉走集中隔離恐會暴露在風險環境中。許多住戶偏癱、許多住戶懷孕大月份、許多住戶家有新生兒……現居民怨聲載道,請有關部門重新考慮全小區集中隔離政策。」

這條微博,直觀地描述了處於封控中的人們的生活常態。而小可後來才知道,此前,楊柳因為在微博上批評防疫政策,已經被網警找房東威脅。

在小可眼中,楊柳是一個責任感很強的記者,也是一個很漂亮的女孩。她喜歡寫詩,也喜歡化美麗的妝。有時,男友林昀會把楊柳的詩譜成歌。在一個專輯中,有兩首歌是專門寫給楊柳。有一首叫《葬禮晚會》的歌,楊柳作詞,翟登蕊唱的。「很好聽」。

小可說,這幫朋友都很優秀,也都有自己的想法。楊柳本科在華南師大學社工專業,後來申請到新加坡的教育學碩士,畢業後原本可以呆在新加坡,一切都很穩定。但因為深愛寫作,覺得沒法離開自己的文化土壤,就回到中國,做了一名記者。她看書喜歡做摘抄,用釘子定下來,近些年,文字越來越好了。

疫情期間發生的荒謬而痛苦的事情,不斷刺激著這些敏感的心靈。小藝(化名)記得,她們有一位朋友,是北京正念中心的創始人,叫Dalida,是前南斯拉夫人。上世紀90年代,Dailda來到中國。曾經經歷過戰亂的她,那時只有10多歲。如今,她目睹疫情以來發生在中國的封控,說,這些封鎖,以及帶來的恐懼悲傷,其實和戰爭沒有什麼不同。

小藝說,這讓她突然明白,在自己身處的這個環境中,她和她的同伴們,本質上和難民也沒有什麼不同。「我也更加明白了自己的位置。自己所遭受的這一切,經歷的這一切封鎖,其實也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

她想起李元婧,那個原本最沒有「政治色彩」的女生。「她只是經濟條件好一些,有時和大家一起玩。但就因為她是Telegram的群主,竟被批捕。」元婧本來要去法國上學。她從小衣食無憂地長大,很膽小。11月28日第一次被帶走,回來後曾說,只能吃饅頭,腳都被凍紫了。

她想起12月22日是元婧的生日,原本想在2022年12月22日在「不二酒吧」為自己辦生日,給大家都發了信息的,但這個願望永遠錯過去了。

還有曹芷馨,1月16日,因為被關押後一直沒有消息,她錄製的視頻突然被傳開。她的男朋友看到了,覺得很恍惚,「沒有勇氣去看。」他想起她被警察第二次帶走的那天,他在西半球,要去趕飛機,當天暴雪,飛機延遲。結果等他下了飛機,就知道她失去了自由。

她想念她們。在那個夜晚去亮馬橋時,她們只是懷著熱愛,毫無戒備之心。

2023年1月26日,正月初五,被關押的朋友們,有的見到了律師,有的還音信皆無。

「不二酒館」重新開張了。但暫時不見了昔日的朋友,也不見了林昀和楊柳。不過酒館裡的「寶貝」,那個小小的黑板還在。

酒館最早開在鼓樓,後來由於北京治理「開牆打洞」的政策,曾一度搬去三里屯。據說,當年搬家的時候,為了把一塊小黑板搬走,把原來的樓梯都拆了。

小黑板上摘錄了幾句詩:

即使明天早上槍口和血淋淋的太陽讓我交出自由、青春和筆我也決不會交出這個夜晚

詩句出自北島的《雨夜》,還是2014年酒館開業那天寫上去的。

(本文為《議報》轉載。原文鏈接

接上篇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本文留言

作者素年相關文章


相關文章


近期讀者推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