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 我與北大學友的對話(組圖)
我與北大學友的對話。（圖片來源：Bcnof/wiki/CC BY 3.0）
作者自述簡歷：丙子年生於北京，家庭雖無顯赫門第，卻亦不乏書香，自幼接受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之傳統人倫教育。十八歲考入北大數學力學系，丁酉年躬逢先皇陽謀之盛舉，獲頒賜右派份子封號。朝廷特為此類分子制訂勞動教養刑律，遂於丁酉除夕與諸多北大學子同繫獄，此後廿餘年，服苦役於興凱湖與清河兩勞改農場，後又遠戍新疆。終日「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胼手胝足以求生。己未年嗣皇上諭，謂：丁酉之禍乃將數人擴大至數十萬之誤，並對此數十萬中之存活者，恩授改正右派封號。余忝列其中，乃得以多舛之身，在邊陲小鎮獲一西席，執教於新疆兵團農二師電大，並於又一個丙子年退休，苟活至今。北大校慶日於燕園曾湊得仄韻七絕以答學友之問：湖光塔影春依舊，如夢似煙學句讀（音dòu）。識字清風今何在＊，西疆古道駝鈴驟。
＊註：清初徐述夔《一柱樓詩》中有詩句：「清風不識字，何故亂翻書」，為此釀成康乾盛世又一文字獄大案。
個人往事中的劃痕
一九五七年五月下旬，也就是「五一九」過後的那幾天，專政機器在北大校園內暫時停擺了。於是便有一些不知天高地厚的青年學生，做出了當局不能容忍的事情。有幾個學生竟然異想天開的想辦一份獨立的刊物，以將當時校園內的自由氛圍延續下去。他們組成了編委會，籌備完成了創刊號，為使人們不忘北大自由民主的傳統，刊物命名為《廣場》，以紀念舊日北大紅樓的「民主廣場」。
刊物受到了「不明真相的」（這是現在流行的官方語言）師生們的支持，紛紛解囊預訂，馬寅初校長也答應給500元的資助。繼而就發生了紙張被印刷廠工人扣留，馬校長的承諾也被他的秘書拒絕。於是編委們自掏腰包重新購買紙張，決心將刊物出版交到預訂的同學手中。
我和主持此次出版工作的陳奉孝同為數學系54級的同學，得知他們的困難時，便從化學系一位同學家中借來了油印機，當時是生物系的徐錦堂同學負責刻蠟紙，我負責油印。記得在最後裝訂時，物理系的一個班（忘記是那個班了）由班長帶隊全班幹了大半夜，創刊號終於油印出版了。然而那臺暫時停擺的機器又高速的運轉了，《廣場》被收繳並集中在大飯廳前焚燒，積極靠攏組織的同學們在焚書的灰燼旁歡呼雀躍，歡慶自己又獲得了黨委的關愛。
《廣場》這次油印出版過程的一切細節，全被偵查得一清二楚，參與人員無一漏網。連化學系那位家中有油印機並出借的同學也被授予了「右派份子」的稱號，我本人獲得的稱號字數頗多：「極右份子，廣場集團骨幹、實幹派，陳奉孝反革命小組織發展對象」。
1958年2月便失去了人身自由，先是由班內的同學充任臨時的兼職警察，然後到了2月15日也就是除夕，將我移交給正式的警察。警察當面向我宣布：接受我的勞動教養申請。然後與其他同樣得到批准的人一起，押送至海淀公安分局，按下了十個指紋和掌紋，辦妥了入獄手續，再押送至半步橋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就這樣開始了二十年的艱苦勞動，輾轉於東北（興凱湖）、華北（清河）、西北（新疆塔里木）各勞改單位。從事著脫胎換骨的「被革命」工作。
回首往事，興凱湖農場、清河農場以及新疆塔里木荒漠中修路的工地，竟然都一片模糊，只留下了幾道劃痕。現將較深的記錄於下：勞教人員和勞改人員住同一個大院、在同樣條件下勞動、受同一群軍警的保護，不同之處是勞改人員知道自己的刑期，勞教人員卻不知道自己的教養期限，我們這些「黃埔一期」（教養期間，獄方規定彼此要互稱同學，故有此比喻）的教養人員是在幾年以後才宣布教養期限的，而且那期限是從宣布之日起計算的，宣布之前的那幾年算是「試用期」，不被計入「教齡」的。
在清河農場發生的一件事，卻凸顯了勞改與勞教人員的不同待遇，也算是「社會主義民主」的一個形象展示；某一天大院中的勞改隊員們都已集合完畢，還聽不到我們隊長吹集合的哨聲，直到勞改隊員們都出工走完了，才聽到哨聲和「集合了」的喊聲。出了監舍來到院中，發現氣氛與往日大不相同，不但四周增崗加哨，牆頭還架設了幾挺機槍，因而集合時隊伍裡較往日安靜了許多。
集合完畢，隊長開始訓話：「今天要進行選舉！你們雖然犯了嚴重的罪錯，但和勞改人員還是有區別，你們還是有公民權的，要感謝黨和政府。下面發選票，每人一張，選票上有候選人的名字，在上面打勾，然後排隊把選票投到那邊的票箱裡。」
由於是第一次享受這樣的待遇，受寵若驚的人們，亂哄哄的奔向票箱，我趁亂將領到的選票揉成一團，偷放到口袋裡，準備出工後扔到地裡。當然這一舉動是不能被別人看到的。選舉完成後，重新整隊帶上工具出工。在出工的路上，我不免有些擔心，我的行動若被發現，有可能變成破壞選舉的罪行。後來事實證明，這個擔心是多餘的，因為當局根本不屑於統計選票，也就無從發現我的罪行。在忐忑不安中度過了兩天之後，一切又都歸於平靜。
不過這道劃痕，卻無法抹平。以後「到了社會上」（這是我們在勞動教養及教養期滿留場就業時所一直嚮往的），每逢學校組織選舉投票時，我都要抬頭仰望，尋找牆頭架設的機槍，然後將選票揉成一團，隨手丟掉。
一九六六年幸運地被從清河農場再發配至新疆，在荒漠中修公路，雖不免「與天鬥，其樂無」但卻逃過了「與人鬥」的厄運，得以苟活至今。記得在龍御上賓之日曾湊得七律，現錄於此作為往事中的又一道劃痕。
重陽感懷
鹿馬堂前沐皇恩，薛霸董超緊隨身。
湖河惡浪難離夢，大漠蜃樓易斷魂。
頂束南冠胎依舊，舟泊瀚海心未昏。
遙望天都尋后羿，桑榆落日景愈真。
北京大學。（圖片來源：STR/AFP/Getty Images）
丁酉年北大的點滴記憶
由於專制機器的暫時鬆動，一九五七年的五、六月份北大校園內很是活躍了一段時間，展現了一個大學應有的輝煌。當時一位青年記者（只記得是劉王立明之子）在《文匯報》上發表了一篇簡短報導，將當時的北大校園比作倫敦的海德公園，當然這是在「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尚未遭到先皇指責時發表的，隨後這位記者為此丟了飯碗且身陷囹圄多年。
因時隔久遠，加之當局實行的，選擇性強迫遺忘政策，成效顯著，導致這方面資料的缺失。近年來幾位年逾古稀的當事人，紛紛撰文，試圖為那段歷史提供一些文字資料。這是一件很有意義的工作，這或許對將來將被顛倒的歷史再顛倒過來有所裨益。由於個人前半生的二十多年裡一直從事著被革命工作，羞於動筆，損傷了腦力，因而無法系統地回憶那段日子，只能做些拾遺補闕的工作，將個人記憶中尚未被別人提及的情節記錄於下。而以下憑記憶所述之情節，有些不免要冠以「也許」、「大約」的字樣，許多細節也難免失真。但決無憑空杜撰之事。
當時校園內除了鋪天蓋地的大字報，另有三個刊物頗有典型意義；一為聲名顯赫之《廣場》，這已有多人多處提及。當時也受到官方特殊關注，因而許多文字作為反面教材被保留了下來，內中許多文章被收錄入《原上草》一書，此處不再贅述。
另一為《浪淘沙》，是由中文系一些研究生出版的壁報，自我標榜為衛道者，與《廣場》針鋒相對，但卻無力辨理，自恃文字功夫了得，便以生花之筆編造一些無聊文字，多為人身攻擊或造謠，好似當今之惡搞，不過更加無畏，因為他們知道無人敢於追究。記得當時壁報的某一期上，公然造謠說《廣場》編委們用讀者交的預定書款在飯店大吃大喝。事實是《廣場》油印出版完成後，大家湊錢舉行一次會餐，然後宣布解散。我當時因無錢，是趙青同學為我代付（忘記是多少錢了）才得以參加的。看到這條造謠的文字，很是氣憤，但也無可奈何。因為那架「機器」已高速運轉起來了。《浪淘沙》的作者們大都自我感覺良好，但卻未獲當局賞識。至今也無一文流傳。
第三是數學系學生，我們54級的同學洪允楣辦的壁報《探索》，標榜中立，呼籲各方不要意氣用事，大家坐下來共同探索，以求得解決之道。因是個人獨立創辦，又只張貼在宿舍樓道裡，因而影響不大，但也體現一種思潮。
這三類人竟然殊途同歸，悉數進入網中，只是時間有先後。首先是當局製造了一個《廣場》集團，凡與《廣場》有關的人，全被網羅其中，給以封號。然後是針對《探索》的批判：打著平等探索的旗號，為反動分子張目，這樣的人當然也是右派份子。洪本人雖未入獄，但也被下放工廠勞動，由工人階級監督改造。
最後是那些《浪淘沙》的編委們也都未能倖免於難，盡數進入先皇的網中。猜想（只能猜想）一是那些衛道文字實在過於粗俗，更主要的是他們是脫離黨委領導主動出擊，不符「馴服工具」之標準。且同人刊物犯官家之大忌，因而作了「殺雞儆猴」中之「雞」。（可不是現在「繁榮娼盛」後的「雞」）。這些《浪淘沙》的編委們，想必都是文學鉅子，若能寫些回憶文字，定能為那段歷史增色。
學友說：我可不想被請去喝茶。（圖片來源：Adobe stock)
與北大學友的對話
小文完成後，恰有一位北大學友來訪，指出小文中對該事件的一些敘述錯誤，以及對當年形勢的看法。以下是主、客對話的主要內容。
主：仁兄看完小文，有何指教
客：你文中所寫關於「探索」部分有誤，首先那壁報不是洪獨自創辦的，參與者來自各系，大多為學生幹部，總共有十多人，都是洪約來的。另外壁報不是貼在樓道內，而是張貼在大飯廳那邊。不過你所說「探索」「標榜中立，呼籲各方不要意氣用事，大家坐下來共同探索，以求得解決之道」是正確的。
主：如此說來，這些人都是黨在學校中的「優秀兒女」了。那又如何對他們進行批鬥哪？
客：洪是被當成個人野心家而遭批鬥，罪名是以中間面貌出現，和共產黨爭奪中間群眾，影響極為惡劣。對「探索」本身的批判，好像有意避開了，這種避實就虛的「批判鬥爭」藝術，在那時就已經被朝廷純熟運用，臻於佳境了。
主：「探索」的諸君都說了些甚麼，以致觸怒了朝廷？
客：具體說了甚麼，並不重要。朝廷要剷除的是「個人自由表達」的壞習慣，通過掃蕩，樹立起「全民奉命行事」的好風氣。
主：那十幾位被洪約來的人，都成了「引蛇出洞」中的蛇了吧？
客：凡和「探索」有關的人全部落入網中，無一倖免。不過我對你的「引蛇出洞」之說並不同意；所謂「引蛇出洞」、「陽謀」等說辭，不過是想表明，一切都是預先安排好的，用另一種形式證明朝廷一貫的偉光正而已。
當年朝廷還是有類似「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想法的，在保證一黨專政的前提下，引進西方的一些科學技術思想。還記得1956年向科學進軍的號召嗎？那不就是這種想法的體現嘛。
「五一九」運動初起時，校方在未得到朝廷旨意時，依照慣性行事，並未對學生的行為進行干涉。這表明當時對學生們自由表達思想，當局還是允許的。洪等人恐也是基於這種認識，才採取辦壁報這種行動。既為學生幹部，自然是有一定「組織觀念」的，因而我估計他們的行動恐也是在上峰默許或縱容下進行的。
後來這場由青年學生自發參與的自由民主運動，完全超出朝廷控制，不得不採取鎮壓措施，與此同時，提出了「引蛇出洞」、「陽謀」等說辭以遮羞。至於以後所謂的「擴大化」，各單位定指標，層層下達抓人任務，那不過是惱羞成怒後的瘋狂報復。
主：仁兄的這些看法，可有依據？
客：我一介草民，如何能染指朝廷機密，一切不過是邏輯推理而已。另外今天只是兩個老朽間的私下談話，請勿張揚。我可不想被請去喝茶。
主：仁兄不必擔心，若錦衣衛請我喝茶，我便說客乃我杜撰之人，實際主、客皆我一人。
客：如此甚好，告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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