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夏民族：21世紀中國的革命與領袖(圖)

一個企業的良性發展必須建立在正確的價值觀上（圖片來源: Adobe stock）   

20世紀百年的華夏民族，概況的說，在社會發展的綜合因素方面是不成功的。在中國20世紀的政治話語中，把「革命」簡單的理解成一種暴力性的行動。其實，革命在遠古華夏民族的話語中，首先是一種「順乎天而應呼人」的順天應人的文明實踐，在政治上，革命決不僅僅是暴力、戰爭、或者運動，在社會意義上，革命即是對於社會生活中一切不文明、反文明的現象進行強制的剔除、滌蕩和消滅，革命只有符合於社會文明發展與進步的要求，只有服從於民眾生活的幸福與快樂，才具有歷史的合理性與合法性。

毫無疑問，中國人在20世紀對於革命的理論解釋極其錯誤和荒謬。

由此上推到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從哪時起，由於嬴政父子的焚書坑儒和指鹿為馬，直接導致華夏民族在社會文明的建設與發展方面處於停滯不前的局面，直至20世紀末，我們這個在春秋戰國時期便擁有偉大的農業文明成就的民族，始終沒有能夠走出以家庭為單位的小農耕種的生產方式，且農業人口始終佔社會總人口的絕大多數，其它形態的社會分工——包括工業和商業服務業等等，始終不能得到大規模的發展和成熟。

在21世紀的當下，中國大陸社會集中了1950年以來的全部社會問題和矛盾。事實證明，1950年之後的「政治挂帥」和1980年開始的「經濟中心」，皆是一條無法走通的社會運動模式。也就是說，1950—1980年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政治挂帥和1980年之後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都不符合人類社會文明進步的根本要義與歷史運動的基本規律。站在21世紀的目前關頭，華夏民族必須高舉起文明與幸福的旗幟，以期真正走好21世紀百年的剩餘未來之路。

21世紀華夏民族的社會革命任務主要內容——價值革命、制度革命、產業革命。這就客觀上要求在思想和政治領域以及企業界湧現出無數位的領袖型人物。

在21世紀，華夏民族必須在社會的一系列主要領域裡完成一系列的偉大的文明革命和升華——價值層面、制度系統、產業領域，這三大領域是社會革命的主要的陣地。也就是說，21世紀華夏民族需要在社會的三大主要領域進行持續而協同性的革命，即進行價值革命，以改造民族的精神素質和思維方法，在精神上轉向以探索和認識自然界物質的方向，並且，把思維方法上升為邏輯的、科學的思維；制度革命的關鍵是以公平為基礎，把社會的運行機制建築在可靠的、牢固的法治框架下；產業與科技革命是21世紀中國社會發展成功的前提與核心，華夏民族的歷史，自有文字記載以來，就屬於一種以家庭為主要的勞動力組織的小農耕作生產方式下的產業形態，中國從來沒有發生過持續的、大規模的產業分工，中國社會現在的產業結構，自1980年代改革開放時期以來，固然呈現出多元化的態勢，但是，中國產業結構的科技基礎與製造能力仍然極其薄弱，21世紀中國面臨著極其艱苦卓絕的產業與科技革命的任務，這個任務是多樣的、綜合型的，既包括傳統的農業領域的產業革命，由包括工業與所有的製造業、商業與服務業、以及嶄新的科技型產業領域。可以說，21世紀中國如果不能夠在產業與科技革命方面做出獨立的、傑出的貢獻，那麼，中國社會就將在未來長期的落後於其他國家。

價值革命、制度革命、產業革命——這些社會任務的完全，是華夏民族的一場全面的、整體性的、綜合型的社會文明升華和文明革命過程。

在這樣的波瀾壯闊的社會進程中，華夏民族迫切需要一大批傑出的、符合人類文明需要的思想領袖、政治領袖和企業領袖。具備了這個的條件，華夏民族才有可能走好21世紀百年剩餘的時光。

截至現在，中國大陸起自1980年代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時期已經進行40多年，一個關鍵的問題是，近十年來，中國的決策者沒有能夠找到走出和超越改革開放時期的正確方法。

1980年開啟的全球化的國際格局，以2019年末的大瘟疫的爆發是為標誌，在世界上各個主要國家的貿易爭端以及意識形態與制度對抗中戛然而止。接下來的世界形勢將是一場全球性的大爭戰和大重組的時期。全人類已經處於在經濟、政治以及自然環境等各個方面的不確定的狀態中。

在21世紀當下，華夏民族的一切智者和勇者，迫切需要樹立正確智慧，只有如此，才能夠為化解各種現實社會目的找到正確方法，並且開啟一種可期的文明未來。

文明的智慧、正確的方法——這對於21世紀華夏民族最為重要。

徐國進

2023年1月7日星期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