橫渡恐懼之海 三歲文革定終生(圖)
陳破空— —我的中國故事


橫渡恐懼之海(網絡圖片)

童年憶舊:三歲定終生

我是在恐懼中長大的。後來,很長一段時間,我患有「恐懼症」。即便在平靜的日常生活中,也往往出現沒來由的焦慮和緊張。但醫生沒有用「恐懼症」這個詞,說是「情緒低落」或者「憂鬱症」。只有我自己知道,是「恐懼症」。我堅信,只有這個詞,才更精確。

目睹文革場景 落下恐懼症

這一切是怎麼開始的?父親被人野蠻地捆走,捆他的繩子,不是一般的繩子,而是石匠抬石頭用的那種,竹竿般粗。父親被人瘋狂毒打,打在他身上的,有時,不是一般的棍子,竟是石匠用的那種鋼釺。父親被人強按在地上批鬥,人們告訴我,他膝下跪著的,有時,不是一般的地面,竟是一堆玻璃渣。那時,父親膝下,血流如水。

這一切,構成我最早的記憶。三歲,開始模糊記事的年齡。捆綁,批鬥,毒打,這就是毛澤東為他的「文化大革命」所設計的場景。毛澤東發動文革,原本出自他與劉少奇的權力鬥爭,卻演變成一場全國範圍內的階級鬥爭。毛發誓,要清除全國範圍內的階級敵人。這些階級敵人,在黨內,是追隨劉少奇路線的大小官員;在黨外,則是廣大知識份子,被劃為地主、富農、資本家成份的家庭,以及具有舊政權背景的家族。

恐懼伴隨我成長。總是在夜半時分,我被一陣低低的啜泣聲驚醒。不用說,又是母親竭盡抑制的哭泣。透過紗布蚊帳,迷迷糊糊的我,依稀看見,地上捲曲著一個血跡斑斑的人形,那是父親。母親正為他敷藥療傷。在那個小鎮,母親是唯一從正規大專院校學成的西醫,她的醫術遠近聞名。或因如此,命中注定與父親為伴,為父親屢創的傷口,不斷覆紗裹藥。

許多時候,我並沒有嚇哭,而是嚇得再一次沉睡過去。夢裡,反覆出現一幅場景,即便我醒後,仍然心有餘悸:一條木船底朝天,倒懸於同樣是底朝天的河川,我頭朝下腳朝上,倒立於那木船上,木船首尾兩端起伏不定,將我劇烈顛簸,似要隨時掉落下去,我驚恐得喊起來......這個離奇的夢境,在我童年裡反覆上演。我並不知道,那幅恐怖的、顛倒的畫面,究竟是什麼意義?

家族陰影 沈重的出身

小鎮上靶子不多,每次開批鬥大會,身為中學教師的父親,都是重點對象。原因很簡單,我們的家庭,不幸就是毛澤東定義的「黑五類」:知識份子;地主成份;舊政權背景。父親是教師,母親是醫生,典型的知識份子組合;中共建政時,祖父家因有十一畝薄田,而被劃為「地主」成份;我的二伯父,即父親的二哥,畢業於黃埔軍校,任國軍團級軍官,曾赴山西抗日戰場,榮歸返鄉時,曾受到眾鄉親英雄凱旋般的盛大歡迎。

1949年,中共解放軍攻入四川時,二伯父任三臺縣國軍城防官,他與中共談判後,放下武器,和平結束該縣戰事。初時,中共假意待他如上賓。兩年後,中共以「土改複查」為名,拼湊鎮壓名額,二伯父竟在其中。

實際上,當時的背景是:因朝鮮戰爭爆發,中共為了「穩住後方」,不惜食言失信,突然集中槍決先前投誠、起義和被俘的原國民政府軍政人員,據查,全國共計一百多萬原國民政府軍政人員慘遭殺害。二伯父被中共「鎮壓」了。槍聲響處,在他身後,留下孤兒寡妻。他那最小的女兒,尚在襁褓之中。

二伯父沒了,祖父祖母也先後亡故。「地主家庭」的黑鍋,落到了我父親頭上,在其後的年代裡,他必須代之受過。每逢「運動」,便被「揪」出來,遭到「殘酷鬥爭、無情打擊。」

文革搞了幾年後,我得知,父親居然也入了政治派系,而且屬於「造反派」。小鎮上的「造反派」和「保皇派」,與大城市的概念迥然不同。小鎮上的「造反派」,與紅衛兵無關,簡單說來,就是反對當地「領導」。而當地「領導」,在文革中,如走馬燈似地換來換去,既整人,也被人整。不管是學校還是公社黨委書記,一上來,都宣稱他是「真正代表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一被打倒,又「老實交代」,被迫承認自己曾經是「反對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

父親雖然頭頂「造反派」的帽子,卻從未參與武鬥。倒是他動不動就寫大字報,與同事中的「保皇派」文鬥,言必稱「毛主席說」。一句「毛主席說」,就彷彿掌握了什麼真理。父親仍然被別人批鬥,被別人毒打。誰叫他是「黑五類」呢!

我熟知文革,對那個時期的主要事件和標語口號倒背如流,常常令長輩驚異。他們估算我的年齡,文革開始時,不足三歲,文革結束時,也才十三歲,何以竟能對文革瞭如指掌?殊不知,「三歲定終生」。文革於我,不僅留下深刻記憶,而且賦予深刻影響;不僅落下「恐懼症」,也催生遙遠的夢想。以至於後來識破專制、追求民主,都溯源於文革時期的慘痛記憶。

母親 一個精美的黑匣子

1972年初,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才剛剛過去,對父親的頻繁批鬥也才稍稍止息。我那年僅三十四歲的母親,卻因長期置身恐怖、驚嚇、悲傷、哀愁、以及生活的重壓,積憂成疾,積勞成疾。身為醫生,卻救治不了自己。父親陪母親去南京就醫,兩個月後,父親一人歸來,帶回一個繡有白鶴、松柏、梅花鹿的精美黑匣子。在那個物質匱乏的年代,連我們裝衣服,用的都是紙箱子,如此精美的黑匣子令我們幾個孩子驚異不已。那是骨灰盒!可憐的母親,已然蠟炬成灰。

母親驟然離世,家中彷彿塌了天。撇下四個孩子,我們兄弟姐妹四人。最大的姐姐,十三歲,最小的我,八歲。從此,父親又當爹又當媽。不僅要劈柴做飯,還要縫衣衲鞋。而對於幼小的我,苦役也才真正開始。養豬,養雞,養蜜蜂,養兔子,捕魚,打蛇,砍柴……所有謀生的手段,都用盡了;所有繁重的勞役,都歷練了。巴山淒冷,蜀水蒼涼。年復一年。

這還不是最可怕的。「出身」的陰影,也覆蓋了我。「地主崽子!」從班主任老師牙縫間擠出來的這句毒性咒罵,至今轟鳴於我的腦際,也將轟鳴於我的一生。小學班主任,那個脊背彎駝的中年女人,面相兇惡,有如惡煞;出語尖刻,有如利刃。彼時,我唯一的長物,是名列全班最優的學習成績。而以我的天性,總有機會成為「孩子王」,但只要我稍一得志,班主任便發動全班同學「孤立」我。

「把他孤立起來!」隨著班主任老師一聲喝令,我的苦日子便開始循環。在我的身後,常常跟著起鬨的孩子群。「地主」!「地主崽子!」伴隨著這類辱罵的,是無數紙團、樹枝、泥巴、石塊,雨點般地投向我。我常常只能沒命地逃跑。害怕上學,就常以逃學來躲避。我偶有反擊,就被告到班主任那裡。班主任當著全班的面,潑婦似地叫罵:「你一個地主崽子,竟敢打貧下中農的後代!」

父親得知,氣得嘴唇直抖。兒子受欺負,似乎比他自己受迫害還要難受。激憤之下,他拉上我,找到班主任評理:「您說我那娃兒是地主?八、九歲的娃兒是地主?他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連我都沒有剝削過人,他又剝削了哪個?連毛主席都不得說我娃兒是地主!」班主任用鼻子哼地一聲,不理。文革期間,父親受迫害。與此同時,整個小學階段,我也跟著受迫害。恐怖的童年。


六四,北京市民救護受傷的學生。(圖片來源:免費圖片 六四網站)

天安門槍聲驚醒父親

父親是中學音樂和美術教師。文革末期,我聽見父親教學生唱一首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啊,就是好,就是好!」標語口號似的歌詞,讓我覺得很不是滋味。一日,父親又在練唱那首歌,我實在忍不住,就大著膽子對父親說:「好什麼好?看把你打成那個樣子!」父親朝我投來狠狠的一瞥,那眼神裡有真正的責備,認為我的話,簡直是大逆不道。但他並沒有說什麼,足見他也找不出什麼理由來說服我。

父親迷信「毛主席」,認為什麼都是別人的錯,而「毛主席是英明的」。文革後期,乃至文革結束後許多年,父親都持這種固執。為此,十多歲的我,常跟父親爭得面紅耳赤。這些爭論,大都發生在長途跋涉中。在那些崎嶇起伏的山路上,我和父親,每隔幾週,就需翻山越嶺,從一個小鎮,徒步遠行到另一個小鎮。一日跋涉幾十華里,或者為了捕魚謀生,或者為了探望在另一個小鎮做苦工的姐姐或哥哥。

父親真正覺醒,是到了1989年,在「六四」的槍聲中。他的兒子,我,因呼喚民主而被共產黨投入大牢。連親人探視的權利都被剝奪了。好幾次,父親揹負沈重的行囊,輾轉萬里,從四川老家,來到廣州,只巴望能看上兒子一眼,卻被公安局無情地拒之於門外。父親曾投宿於我留在中山大學的單身宿舍裡,無望地等著我「出來」。一個來月間,眼看著野蜂在那宿舍的窗下築了碗大的巢,兒子依然杳無音訊。我不能想像,望眼欲穿的父親,離開紅塵滾滾的廣州時,是怎樣的老淚縱橫、步履踉蹌!

被關押一年後,沉沉黑獄中,突然收到一封戀人泓寫自上海的信。信中有關父親的幾句話,猛撞了我的心房。泓在信中道:「陳伯伯想到廣州做燈,養活你……被我勸阻了……」(做節日燈,是父親的一種手藝。)天啦!父親把我拉扯成人,歷盡多少艱辛,好不容易,才熬到我讀完研究生。我工作兩年,還沒來得及盡一份孝心,難道如今,還要六十多歲的老父,再來廣州賣苦力,養活我這個百無一用的囚徒?我緊攥著信紙,第一次,在看守所,忍不住大放悲聲。

出獄後,發現父親變了。再也沒有了迷信「毛主席」的痕跡。父親完全看穿了共產黨的本質。他理解兒子,理解民主,對我的所思所為,不僅沒有半點責備,而且毫無猶疑地,予以贊同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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