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翔：憶李怡（中）(組圖)
香港時事評論家、自由專欄作家李怡（圖片來源：李智智/自由亞洲電台）
李怡先生以87歲的高齡離開我們，凡認識他的人，無不扼腕長歎，惋惜不捨。他一生筆耕不輟，直到生命最後一刻，在大陸以外的華人世界裡，他的思想影響了足足三代知識份子。
（接上期）
《七十年代》對中共的獨特貢獻
中共透過上海書局資助李怡創辦《七十年代》，李怡果然不負組織所托，以他個人對時局的洞察力、對形勢的分析力、以及文字的說服力，很快使雜誌成為暢銷香港和海外華人聚居的地方。歸納他在此時期對中共的貢獻有以下幾點：
一、從宣傳工作的角度看，《七十年代》美化了中共的社會主義制度
《七十年代》的頭十年，成功地把中共的社會主義打扮成人類發展的新希望。這個時期的雜誌，幾乎照單全收中共的宣傳而少見批評異議。七十年代初，隨著美國總統尼克森訪華掀起一股全球性的「中國熱」，美歐各國華裔學者紛紛訪華。《七十年代》透過在西方社會擁有學術權威地位的學者撰寫或接受訪問他們訪華後的觀感，幾乎清一色地對中共讚美。他們發表對中共讚美的言辭，在當地社會引起很大的反響，例如楊振寧、任之恭、陳省身、林家翹、吳建雄、袁家騮、丁肇中、田長霖等等。他們對中共的溢美之詞《七十年代》都不加思考研判就全部刊載10，這些學者根本不知道他們在中國的短暫訪問期間，所見的都是經過精心設計以確保收到最好宣傳效果的。這些學者一片讚好的文字在《七十年代》發表後，在海外華人圈子裡產生的作用非常大，有力地抵消了當年冷戰期間大家對中共的畏懼和警惕，在這方面《七十年代》可以說是居功闕偉。我敢這樣說，今天中共花重金搞大外宣，其「投入-產出」效果真的不如李怡當年的《七十年代》。
二、從統戰工作的角度看，《七十年代》協助中共統戰了大批知識份子
中共能夠成功地統戰到大批高級知識份子，固然是由於中美關係解凍，但解凍之初，中共在海外沒有受人重視的宣傳統戰工具。恰恰這個時候，由於《七十年代》標榜中立、客觀、理性，很受海外知識份子的支持和愛戴，成為中共統戰海外知識份子一個重要的推手。《七十年代》透過「見讀者」、「讀書會」等活動，與這些知識份子建立良好的關係。李怡說：「1971、72年暑假，許多留學生回港，紛紛到我們雜誌社來聯繫。我輪流會見訪客，像醫生看診那樣，相當忙碌。在香港，《七十年代》也風行大專界」11。
很多《七十年代》的讀者都萌生為中共服務的念頭。在筆者認識的這些人中，有人直接回大陸服務，有人放棄自己的專業，到聯合國替中共做翻譯12。有更多的人，則在回香港後陸續出任香港的要職，在他們的工作崗位上發揮有利於中共的作用，例如香港幾家大學的校長和教授，學生宿舍的舍監等，都是當年在海外留學時的《七十年代》的擁躉。
《七十年代》1979年9月號（圖片來源：程翔與《消失的檔案》提供）
三、從對臺工作的角度看，《七十年代》支持保釣運動，協助中共推動統一運動
中共對保釣運動的處理就充分體現「紅線」和「灰線」的不同功能。對於海外學人掀起的保釣運動，中共官方立場是不支持，不表態。所以「紅線」的官方媒體完全不報導，但《七十年代》就盡情報導而且表示支援。筆者當年就此問中共在港一個官員，他解釋說，官方報紙不能報導，因為當時中共正努力「做日本的工作」，爭取日本早日承認中共，若支持保釣運動，就會「干擾對日工作的大方向」，但保釣運動是民族主義的集中表現，由沒有官方色彩的《七十年代》來支持，就可以收穫動員民族主義的正面效果。
果然，由港臺知識份子發起的保釣運動很快就被中共引導到「中國統一運動」這個方向。在這個大方向的影響下，在海外唸書的香港學生，回港後很多成為後來「認中關社」（認識中國、關心社會）的積極份子，而臺灣學生回臺後就成為臺灣反對國民黨統治的「黨外運動」積極份子。例如，根據當年保釣積極份子何步正的回憶13，當年在美國讀博士的一群海外留學生，集合了海外多個社團，發表聯合宣言《國共和談是時候了》一文。這篇宣言在李怡主編的《七十年代》刊登岀來。蔣中正時代，海外留學生群發表這様子一篇宣言，所有簽名人頓時都上了黑名單。
李怡先生大力支持保釣運動，也許是他個人的判斷和思考所得，但客觀上卻替中共在海外推動了有利於中共的統一運動。
四、從情報工作角度看，《七十年代》客觀上成為中共在海外的重要情報來源
李怡先生除了是「青年導師」外，年逾半百的中老年人同樣喜歡聽他分析時局。圖為筆者在2019年向一個中、老年人群組介紹李先生的近況。（圖片來源：程翔與許天福先生提供）
筆者相信，情報工作絕非李怡辦《七十年代》的目的或初衷，但是客觀上，他的雜誌不可避免地成為中共收集海外情報的重要管道。
在李怡的回憶錄中，多次以「潘公」這個尊稱來稱呼潘靜安。這位潘靜安公開的職務是中國銀行副總稽核，實際上是中共情報系統駐香港的最高負責人14。李怡尊稱他為「潘公」，說明兩人關係密切，他又提到，這位「潘公」介紹他到北京見羅青長15。羅青長是中共中央調查部部長，中調部是中共最高情報機構（1983年後改稱國家安全部）。潘靜安這個地區情報主管把李怡介紹給全國的情報主管，當然不會只談風花雪月，筆者猜測起碼是由部長親自衡量李怡的情報價值（例如他本人政治上是否可靠，他的社會關係如何等等），以確定是否有更重要的任務可以委託他來辦。所以，憑羅青長召見李怡這件事可以看出李怡是通過《七十年代》替中共提供了一些重要的情報。事實上在李怡的回憶錄中，是可以找到這些蛛絲馬跡的，例如，他坦承把海外大專界的情況匯報給中共，也把臺灣人的感情和自主意識傾向寫成書面反映給出版界的領導人16。又例如，他在1979年去美加周遊幾個大城市，與讀者作者們見面，和出席愛荷華的「中國週末」。「回來後，我主動給潘公寫了一個報告，大致講了此行觀感，特別是留美知識人這時關於中國關於兩岸的一些想法」17。
瞭解中共的人都會知道，凡是宣傳工作做得出色的人，一定會被要求幫忙做統戰工作（統戰你的宣傳對象，統戰你的同行），凡是幫忙做統戰工作而又做得好的，最後一定會被要求幫忙做情報工作。筆者非常熟悉的《文匯報》總編輯金堯如和新晚報總編輯羅承勳（羅孚）兩位，都是由於在宣傳工作上做得很出色，結果都被統戰部門和情報部門羅致去幫他們做宣傳以外的工作。李怡會被這樣要求，筆者一點都不奇怪。李怡應該知道自己客觀上是在替中共做情報工作。他很輕描淡寫地描述了他和中共情報部門的關係,該文字裡行間透露，他之所以獲中共高層禮遇，同他提供的情報受到重視有關18。自從《七十年代》的情報工作受到周恩來重視後，他的生活處境大有改善，例如妻子1974年能夠以「調幹」方式來港團聚，並獲得安排在商務書店工作，組織又安排了住房給他，所以他形容這些待遇是「人生大轉折」等等。
由於李怡為中共作出上述幾方面的貢獻，所以中共對李怡也是厚待有加的。從個人層面看，就是可以通過組織關係，實現家庭團聚。從雜誌層面看，就是在消息來源、印刷、發行等關乎雜誌營運問題上提供支援。但筆者認為更重要的是他享有「看文件」的特權。
瞭解中共運作的人都知道，中共有一套保密的資訊傳遞系統，就是把中共一些重要的觀點以及相關的決策，以「紅頭文件」的形式向下層層傳達，這些「紅頭文件」往往都標明「機密」或「絕密」，每份都有編號，看完後要簽名交還。根據文件的不同「密級」，決定它的發放範圍，「絕密」級只發放到局級幹部，「秘密」級的發放到處級幹部，「內部」級的發放到科級幹部。所以看文件的資格不是人人有，需要一定的級別才能夠看，而在香港這個仍然由港英統治的地方，就連看文件的地點也是保密的。筆者認識一個人，他就每月都會陪同李怡一道去某公司的寫字樓看文件。從這裡可以看出，李怡在中共系統裡的「政治待遇」不低，這同他的《七十年代》對中共作出的貢獻不菲有直接的關係。
備註：
10、《留美華裔學者重訪中國觀感集》，七十年代雜誌社，1974
11、《失敗者回憶錄》69：中調部與潘静安
12、事緣中國在1971年獲得聯合國安理會席位後，需要大批翻譯來應付聯合國的工作，但中共經過十年文革後，懂外語的人寥寥無幾，無法在短期內應付加入聯合國後的繁重翻譯工作。這時很多在海外受《七十年代》影響的知識份子，都紛紛放棄自己的專業去聯合國為中共當翻譯。現存《七十年代》董事會中就有一位當年在聯合國當翻譯的朋友。
13、何步正：「李怡，脫左反左，將軍息戰」載《新大學》2022/10/11
14、許禮平：《中共中央調查部駐港負責人潘靜安》，載《蘋果日報》2013-9-8
15、《失敗者回憶錄》69：中調部與潘靜安
16、《失敗者回憶錄》69：中調部與潘靜安
17、《失敗者回憶錄》88：1979年與中共關係觸礁
18、「昔日人生大轉折」載《世道人生之往事近事》頁42-45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