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餓了 那年哈薩克共和國20萬人逃往中國 (組圖)
顛覆性著作——《二十世紀俄國史》填補空白盲區(中)


1930年,蘇共在一個月內剝奪20萬富農財產,實行農業集體化,農民家產包括雞鴨和日用品全部充公。(網絡圖片)

星期六義務勞動

這是蘇俄實行勞動軍事化和戰時共產主義過程中的事。 書中介紹說,列寧和托洛茨基1918年就認為真正的社會主義在六個月內便能到來,這段時間裡就要完全消滅商品生產。 他們同樣對於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前景懷抱強烈的期待,認為至少德國可以受俄國影響很快取得革命成功。 十月革命後俄國所有五人以上的企業悉被沒收。 生產凋敝,「只有印鈔機」在工作,政府沒有了財源。

托洛茨基向列寧建言:「要強迫所有工人吃苦受罪,讓他們尋找活路,但不能單獨地一個一個地去做,而要集體進行」。 要想達到這樣的目的,就必須「把日常生活條件社會化; 消滅家庭,掀掉一家一戶的鍋灶,吃大鍋飯...... 不實行軍事化,這樣的社會化是做不到的...... 軍事化加上一天兩頓熱飯,大家都一樣。 吃大鍋飯的做法定能為社會監督創造必須的條件」。

作者們認為恰恰是這樣的革命「急性病」導致了一系列嚴重錯誤。 「國內戰爭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爆發的」(《二十世紀俄國史》,496~498頁)。 在作者筆下,勞動,根本無「自願」和「熱情」可言,多達1500萬—1600萬人被迫每天工作12—16小時,吃的是大鍋飯。

僅聖彼德堡一地,到1921年死亡率便高於出生率3—4倍。 從1917到1920年該市有三分之一的人因饑餓疾病和政治上的原因而死亡,這裡1917年的46名科學院院士,死亡5人,流亡8人,1923年僅有23名。 其他如俄國中部省份在1916年人口總數為6800萬,到1920年僅剩下3800萬(同上,498頁)。

全盤農業集體化


1930年,在一個月內,蘇聯60萬富農被槍殺或遣至集中營,農民私有山林土地被掠奪侵佔。(網絡圖片)

書中把20—30年代之交蘇聯的農業集體化稱為「第二個農奴法」(同上,883頁),說它是蘇共開展的一場對付農民的鬥爭,當時估計有200萬富農,150萬中農,800萬貧農。 而富農乃是滋生資本主義的勢力,所以要消滅之。 對富農實行了「區別對待」的政策:第一類,頑固反革命分子予以槍決; 第二類,予以流放或強制遷移至邊遠地區; 第三類,則將其掃地出門,趕出原住地。

1930年1月30日蘇共中央記錄顯示,僅僅在第一期一個多月的時間裡就有20萬富農被剝奪財產,60萬被槍殺或遣至集中營,15萬被強制遷移至邊遠地區(同上,884頁)。 蘇共中央派出了25萬名共產黨員工作組分赴各地,兩個月內就有全體農戶的58%加入了集體農莊,其家產包括雞鴨和日用品也要全部充公。 許多農民屠宰牲口,已經被充公的「富農」的牲口由於無人照管而死亡。 1928—1933年牲口總存欄數劇減,直到蘇聯解體,牲畜總數也沒有恢復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1913年的水準(同上,885頁)。

群體性抗議事件不斷發生,也不斷遭到鎮壓,1930年一年就有179,620人被國家安全部門抓獲,其中18,966人被槍決。 這一年13,754例群體性案件中7382件因農業集體化而起(同上,890頁)。 難怪有人將其稱為第二次國內戰爭(同上,889頁)。

農業集體化後1932—1933年出現了大饑餓,遠遠超過1921—1922年列寧時期的嚴重程度。 這次國外援助沒有一粒糧食到達饑民口中,歸「聯共中央,國家安全總局,紅軍和『在農村工作的人』受用了。1933-1934年間餓死的人數是650萬,其中有400萬在烏克蘭,因那裡反抗最力」(同上,900頁)。

對於一個國家來說,影響更加深遠的是出生率明顯下降,1926-1937年出生率下降達10%。 但史達林依然堅持出口糧食換取工業化所需的機器。 總計「第二次國內戰爭期間(1930—1933年)死的人數是930萬。哈薩克共和國有20萬人逃到中國」(同上,頁901)。 軍隊士兵大多來自農村,1933年35萬餘名官兵被發現對蘇維埃制度「不滿」,「鬧事」隱患多達4000起(同上,896頁)。 可以說這是造成1937年史達林大規模清洗「階級敵人」的伏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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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玉贞相關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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