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一個被中共逼死的上將和省委書記(圖)


中共上將閻紅彥是文革中第一位自殺的省委書記。(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此時的閻紅彥依然天真地認為造反派、陳伯達、江青代表不了「偉大」的毛澤東、黨中央。是啊,那時所謂「為中共奮鬥一生的革命者」,是很難認清中共本身的邪惡的。憤懣與不解、屈辱與絕望,無時無刻不在吞噬著閻紅彥活下去的勇氣。黎明前4點多鐘,閻紅彥被發現服藥自殺,桌子上留有一張紙條:「我是陳伯達、江青逼死的。」

中共經常把其推崇的鬥爭哲學,比作歷代帝王將相間的權鬥,給人感覺好像中國人就是從古到今一直鬥,好把「戰天鬥地」的禍水潑到傳統身上。

但中共的鬥,從黨內鬥到黨外,從個人權鬥到路線對錯,無事生非,無人能逃。尤以階級鬥爭、群眾運動見長,殺傷力古今獨步。鬥爭中黨定對錯,舉國瘋狂,剷除異見,以鬥為快。

文革運動是個極致,中共上將閻紅彥是文革中第一位自殺的省委書記。

延安整風向高崗發難 惹毛不滿

1931年10月30日,中共陝西省委派謝子長、高崗到山西南梁。1932年2月,謝子長利用「三嘉塬事件」,成立陝甘游擊隊,任總指揮,第一大隊隊長閻紅彥,第二大隊政委高崗。謝子長藉助閻的兵力解了劉志丹原二支隊的武裝,並一度軟禁劉志丹,開除了劉志丹的弟弟劉景範。

2005年,前工人出版社編輯、「右派」何家棟在接受鳳凰衛視採訪時說:「閻紅彥的隊伍就搞了一個突然襲擊,把劉志丹的部隊繳械了。理由是什麼呢?就是說他們成分不好、紀律不好,老搶人家的東西吧,搶老百姓什麼的。可是那時候,打土豪、分田地、分糧食,開倉放糧,那就是搶,你說不是搶嗎?他的隊伍也是這麼幹,不這麼幹吃什麼呀?就沒吃的呀。所以這樣一搞呢,就把劉志丹的人打死了幾個,遣散了一批,就把劉志丹的隊伍給瓦解了。」

1932年5月攻打甘泉臨鎮的戰鬥中,閻紅彥奉命率五支隊擔任正面主攻,高崗則奉命率三支隊二大隊佔領該鎮東山,掩護主力進攻。劉志丹只給了高崗幾十號人兵力,並且高崗很快撤退下來,不見人影了。閻紅彥山西游擊隊的老班底幾乎全部覆滅。臨鎮戰鬥一個月後,劉志丹引咎辭職,閻紅彥做了游擊隊的總指揮,揚言抓到高崗「立即槍斃」。

1934年7月,閻紅彥被派往蘇聯,到毛澤東1935年長征大逃亡到陝北時,謝子長、劉志丹均已死,高崗獨享「革命果實」,受到毛澤東重視,成了中共西北局的書記。1935年年底閻紅彥返回陝北時被冷落。1942年閻紅彥在延安整風時向高崗發難,揭露他臨鎮戰鬥貪生怕死臨陣脫逃。毛根本不相信閻的話。

1945年中共的七大上,高崗被提名為中央委員並進入政治局。康生代表黨中央宣布:「高崗是西北的革命領袖,今後不准任何人反對。閻紅彥反對高崗是錯誤的。」儘管後來毛澤東又打倒了高崗,但毛黨魁向來就是「一貫正確」,記仇不計好。閻紅彥因在毛恩寵高崗時反對高崗,深度得罪了毛。

反對公社食堂 被毛記仇

經過多年的冷落,1959年8月,閻紅彥任雲南省委第一書記。1961年5月10日,閻紅彥給毛澤東寫了《關於農村人民公社幾個問題的調查》,提出了六大問題,其中第二條是關於公社食堂的:「群眾反映很強烈。我重點調查了三個食堂,群眾意見主要有三條:一是浪費大,二是平均主義,三是辦食堂和發展私人養豬、家庭副業有矛盾。……」

1962年8、9月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明確提出,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並且決定「以階級鬥爭為綱」,12月21日,中共雲南省委批轉省委宣傳部的《關於今冬明春在農村中進行社會主義教育的意見》的文件中提出,「不需要『以階級鬥爭為綱』去開展一次社會主義教育的群眾運動。」

這個文件直接戳痛了毛。1963年5月,毛澤東在杭州會議上點名批評閻紅彥是「大膽的主觀主義的假設,小心主觀主義的求證」。

西南局第一書記李井泉要求閻紅彥在西南局會議上作檢查,後彭真到雲南檢查處理此事。因雲南省經濟情況出現好轉和鄧小平等人的打馬虎眼,此事當時不了了之。但中共和毛澤東對象閻這樣的刺頭,是不可能容得下心的,因此,閻的厄運也就成了「躲過了初一,躲不過十五」。

喊停連載小說《劉志丹》 被毛利用

1962年1月,在中共的「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發動的大躍進以來的嚴重錯誤,被公開拿出來討論。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期間一反常態地說道:「怕什麼醜呢?今天不揭,明天還要揭;你自己不揭,別人要揭;活人不揭,死後下一代要揭!」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彭真說:「毛主席也不是什麼錯誤都沒有。三五年過渡問題和辦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毛澤東的政治秘書陳伯達反對彭真所說,彭真反唇相譏:「我的意思是不要給人一個印象,別人都可以批評,就是毛主席不可以批評,這不好。」

連周恩來都說:「黨內要有正常的民主生活,亂鬥爭行嗎?不行!隨便撤職、隨便開除黨籍都是不行的。中央的責任是第一,大區和省委第二。中央、中央局、省委三級都是盾,地、縣都是矛。矛是攻盾的,這幾天攻得好。」

在毛眼裡,「七千人大會」是要清算他毛澤東,這同樣種下了劉少奇日後被批鬥的種子。「七千人大會」上毛做了一些虛假的自我批評,暗地裡他卻對江青、康生說:「搞經濟看來我們是不行了,還是搞階級鬥爭比較內行一些。」江青深諳毛心思,說「七千人大會憋了一口氣,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這口氣」。

1962年7月23日,閻紅彥給寫信《劉志丹》作者李建彤,阻止小說的出版,信中說:「你的文章很多原則性的問題與歷史不符,因此不宜發表。」但李建彤沒有理會閻紅彥。8月上旬,閻紅彥看到小說《劉志丹》連載,向康生報告此事。

1962年9月8日,中共八屆十中全會預備會議,閻紅彥在西南組會上再次提出小說《劉志丹》「是利用宣傳劉志丹來宣傳高崗」。康生則說,「現在的中心問題是為什麼要在這個時候來宣傳高崗」,並寫了一個「用小說反黨是一大發明」給了毛澤東,毛澤東在會上念了一下,這句話就成了「毛主席語錄」了。

中共八屆十中全會正式提出了「習、賈、劉反黨集團」,後《劉志丹》小說案又升級成了「彭、高、習反黨集團」,把彭德懷和高崗也劃進去了。閻紅彥與康生的一唱一和,為毛澤東重新祭起「階級鬥爭」大旗提供了鮮活及時的材料。小說《劉志丹》一案牽連無辜人數多達16785人,其中229人被打死、75人被逼瘋、53人嚴重致殘。

文革遭批鬥 被逼自殺

1966年,中共發布《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開鑼登場。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被批判,閻紅彥陷入深度迷茫。他感嘆:「淮海戰役都沒有這麼複雜和困難!」「今天這樣,明天那樣,瞬息萬變,亂作一團。」1966年8月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的小組會議上,閻紅彥和四川省委第一書記廖志高小心翼翼地表達了對文革的困惑。聲音傳到最高層,毛澤東新仇舊恨一起算。

10月9日開到28日,毛澤東在北京親自主持「中央工作會議」。會議期間,江青、陳伯達等人召開了一個整鄧小平黑材料的小會,閻紅彥和昆明第一書記趙增益曾是二野三兵團老人,參加了會議。會上有人揭發鄧在淮海戰役中動搖,被閻紅彥和趙增益頂回,捅了馬蜂窩。

很快,閻紅彥被康生列為「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江青指使北京「紅三司」南下雲南,揪鬥閻紅彥。11月,北京和昆明的街頭都貼滿了「打倒『三反』分子閻紅彥!」、「閻紅彥不投降,就叫他滅亡!」大字報。各種大小批鬥大會,閻紅彥被輪番揪鬥,有一次被連續批鬥11小時。

1967年1月1日,經毛澤東審定,中共黨媒發表元旦社論:《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緊接著,雲南當地的一百多個造反派組織掀起了批鬥狂潮,勒令閻紅彥必須到會接受揭發批判。1月4日,雲南軍區司令員秦基偉為保閻紅彥一命,將閻紅彥接到了軍事秘密基地小麥峪。

1月6日,閻紅彥被抄家,省委書記趙健民被昆明造反派武裝批鬥遊街。1月7日清晨,造反派闖進雲南省軍區勒令立即交出閻紅彥。下午8時左右,秦基偉秘書傳字條給閻:「我的處境很不安全。」閻紅彥此時才感到泰山壓頂,同時,閻還得知,葉劍英對於他的處境也無能為力。

最後壓垮閻紅彥的那根稻草,是他與陳伯達的電話通話。

1967年1月8日凌晨1點多,秘書叫醒了閻紅彥,閻紅彥接起了由省委副秘書長王甸轉來的陳伯達的電話。對方盛氣凌人:「你不要像老鼠一樣躲在洞裡,去見見革命群眾嘛!你的命就那麼值錢?你沒有了命我負責賠你一條命!我可以給你立個字據,你不要膽小、不要養尊處優,當老爺當慣了,見不得風雨。」「鬥過一次兩次就怕了?十次、八次也不怕!這就是中央的意見!」

閻紅彥氣恨交加,指責陳:「我就不承認你是代表中央講話!『文化大革命』這樣搞,誰高興?」「你們坐在北京只知道亂發號令,瞭解不瞭解下面的情況?」「你們對雲南的經濟建設怎麼看?對邊疆怎麼看?你們究竟想幹什麼?把地方領導機關搞成這個樣子,怎麼領導?你們這樣幹下去,是要出亂子的。」

此時的閻紅彥依然天真地認為造反派、陳伯達、江青代表不了「偉大」的毛澤東、黨中央。是啊,那時所謂「為中共奮鬥一生的革命者」,是很難認清中共本身的邪惡的。憤懣與不解、屈辱與絕望,無時無刻不在吞噬著閻紅彥活下去的勇氣。黎明前4點多鐘,閻紅彥被發現服藥自殺,桌子上留有一張紙條:「我是陳伯達、江青逼死的。」

周恩來定性閻之死:叛黨自殺

在閻紅彥身亡後一週內,1967年元月14日,周恩來主持召開中共各大區和省委書記會議,會上周恩來是這樣定性閻紅彥之死的:「閻是一肚子不滿情緒,群眾起來後,叛黨自殺。」

在談及陳伯達和閻的電話通話,周恩來如此評價:「叫閻紅彥出來見群眾,陳伯達打的電話,閻聽後,問周興怎麼辦?周說,睡覺吧!明天再說。我們這裡急如星火,他們不負責任,如此威風,吃安眠藥幾十片後就自殺了,這麼大的事情,用這個態度,不但是壓制群眾,而是對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抗拒中央領導,自絕於黨和人民。」

中共給某人蓋棺定論的時候,往往要刨人祖墳來佐證結論的正確性。為了把閻紅彥叛黨定性砸實,周恩來說:「他的父親抽大煙,他的老婆是個封建婆,她不請教主席,她不讀毛主席的書」,「上不請教主席,又不自我批評,勢必走到反黨道路上去,他給他父親鴉片煙吃,革命幹部的父親,為什麼給鴉片煙吃?反高崗後,閻背上包袱,平時也只抓生活,不抓階級鬥爭,思想歷史根源如此,必然走向絕路。」

文革結束後,鄧小平為閻紅彥主持了「平反」。

結語

中共不僅鎮壓反革命,也要鎮壓當初的革命者,這是黨性的需要。打倒與平反,全在中共的轉覆手之間,過程中時光、生命盡在流失,歲月無痕「黨有恨」,中共播種下的鬥與仇,卻在中國人的空間場中瀰漫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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