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造成香港25年「大敗局」?(圖)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今年七一在港發表講話,被指為香港未來發展定調。(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2年7月27日訊】(看中國記者李懷橘綜合報導)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今年七一在香港發表近四千字講話,被指為香港未來發展定調。時評人劉細良解讀習近平講話,認為習希望香港繞開西方民主,從而達到一個現代化的管治模式。不過劉細良直言,根本無法做到,並指香港過去25年「大敗局」的根源,就是中共失敗的管治手段所致。

習近平七一講話被親共人士奉為指點未來香港發展的金科玉律,上至香港政府下至民間親共團體,掀起一場學習習近平七一講話精神的運動。惟中共領導人發言一向都是空洞沉悶的黨八股,那麼今次七一講話有何重要之處呢?

習近平在講話中稱,要將香港納入中國國家治理模式,暗示「一國」凌駕於「兩制」,並強調「愛國者治港」。習還提出四大要求,包括提升治理水平、增強發展動能、排解民生優難、維護和諧穩定等等。

時評人劉細良解讀,習近平基於共產黨思維,認為香港過去花了太多時間討論民主化問題,但民主化問題不能解決安居樂業和民生,習希望香港繞開西方民主,從而達到一個現代化的管理模式,「不需要選舉,不需要三權分立,不需要言論、出版和集會自由,不需要所以這些構成西方現代民主社會系統的支柱」,也可實現一個「非民主化的現代管理」。

劉細良表示,看到此很多港人馬上會意識到習近平的主張有問題,「獨裁如何達到現代化管理?」劉細良明言,這是不可能的。他形容香港主權移交後的25年是一個「大敗局」,其表現是民生凋零,包括樓價飆升、公屋輪候時間長、大學畢業生工資無顯著提高,以及大陸新移民為香港社會造成的種種負擔等。究其背後原因,就是九七後中共強行施加於香港的這種行政主導模式,導致舊有的政治秩序瓦解,也代表中共在香港的「政治整合」徹底失敗。

談到香港殖民地時期的政治體系,劉表示,左派對香港政治有很多錯誤認知。事實上,香港真正「高度自治」始於1967年。當時總督已經脫離英國外交部控制,有相當大的自主性,無需再事事請示英國政府。這是後期「行政吸納政治」管治手法得以實施的條件。

「行政吸納政治」是前香港中文大學校長金耀基在研究香港發展政策時,提出的著名理論。劉細良說,當年曾與金耀基在中大討論該理論,被金耀基精闢闡述為「行政政治化,政治行政化」。

劉細良解釋,早年殖民地時代,權力牢牢掌握在港督、英資企業老闆及英國駐港軍隊手中,他們是當年管治集團的組成部分,結果導致管治集團和普通市民脫節,「脫離香港民情,下情不能上報」。殖民地政府在反思後,決定要擴大管治中心,「行政吸納政治」由此開始。

劉細良指,香港在1972年麥理浩擔任港督後進入現代治理模式。麥理浩來到香港後,針對當時情況,做了幾件改善香港社會的大事件:一、成立廉政公署;二、擴大政府功能,改善民生,包括興建地鐵、公屋等;三、(意識形態上)建立香港人身份;四、(政府內部)建立以財務科主導的政策討論機制。

麥理浩還委任華人精英作為政府顧問,也提拔華人成為政府的政務官(AO),劉細良說,麥理浩在「放權」,將管治香港政府的權力分配給各AO。劉認為,AO集政客和官員責任於一身,需要接受電視、報紙採訪,出席公眾論壇,解釋政府政策等。

但中共並不信任這些港英政府培植的AO,視其為港英餘孽,私下培養一批自己人,如范徐麗泰、譚惠珠等。劉細良說,不過這些人不得民心,惟在左傾的大前提下,中共無法吸納真正有才能。之所以中共在九七過度時期還保留一些殖民地政府的政務官,如陳方安生,目的是穩住國際投資者的信心,表面上維持「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50年不變」。

按照殖民地政府的統治方式,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是百官之首。不過首任特首董建華一上任便向陳方安生和整個公務員團隊奪權,實施「官員問責制」,剝奪其在施政層面的自主權,再由一班人組成所謂「管治團隊」,因此就出現了「董班子」。而陳方安生被當時國務院副總理錢其琛叫上北京訓斥一番後,便辭職離開政府。

劉細良續道,「官員問責制」不得民心,因為共產黨在背後操控,安排政治立場親共但無才無德的人上位,其真正角色是共產黨在香港的代理人,直接導致香港政府治理水平的低落。

劉細良總結指,過去25年導致香港「大敗局」的原因之一,就是共產黨安排自己人上位,而造成的管治失敗;另外一點就是中共向公務員團隊奪權,令公務員無法發揮能力。他批評,中共整套做法,「不符合政治邏輯,也沒有政治理性」,因此才導致香港目前的這一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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