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吹捧安徽省委書記曾希聖看中共反人民性(圖)

2022-07-24 19:00 作者:武宜三

中共批鬥會。（網絡圖片）

提要：曾希聖為首的中共安徽省委在反右派運動中製造了幾十萬宗冤案，使多少人妻離子散、家破人亡；在三年人禍大飢荒之中，又謀殺了至少五百萬農民；曾希聖在廬山會議上逢君之惡，對彭德懷落井下石。曾希聖分明是血債纍纍、罪惡滔天的劊子手。但是他罪惡的一生被中共吹捧成了「光榮的一生」，真是顛倒黑白。

一九五七年夏天，中國的知識份子又一次大難臨頭，在狂風暴雨般的反右派運動中，許多人跌入水深火熱的陽謀陷阱，正遭滅頂之災。然而毛澤東一夥仍意猶未盡，還要激浪鼓風；唯恐水之不深、火之不烈。七月十五至二十日，中共安徽省委召開「反右傾思想、反溫情主義會議」，認為「在當前，右傾思想、溫情主義是比較突出的」，向各地、市委書記「傳達了最近毛主席指示和中央電話會議精神」；對已進入反右派鬥爭的單位（分別不同類型）和尚未進行大「放」大「鳴」的單位（工廠、中學、縣、區、鄉、社等）分別作了研究和部署，要「進一步深入地開展反右派鬥爭」。屬「絕密文件」的該省《內部資料》當年第四十七期，以《安徽省各地、市委直屬機關反右派鬥爭正在走向深入》為題，通報了中共安徽省委召開的這次會議的精神。五十年後，有幸看到這個歷史文獻，對剖析和認識中國共產黨的黨性、共產黨人的人性以及反右派運動的罪惡，或許有一定的參考價值。（以下未注出處的引文均來自該期《內部資料》）

中共安徽省委和中共湖南省委誰抓右派多？

五十年後，舒影在《往事不堪回首──安徽省文聯反右鬥爭五十週年祭》中透露，那些「不足以確定為右派份子」的人後來還是當了右派份子。「文聯反右小組把已確定為右派的十七人名單寄給《人民日報》」，《安徽日報》在頭版發了一條消息，公開點了呂宕、曹玉模、謝竟成、劉俊明等四人的名，說他們「是右派份子向黨倡狂進攻」。這四人中呂宕、謝竟成，原先並未劃為右派份子。這裡，右派份子所佔比例為42.5%，超過了《新湖南報》社。

《新湖南報》社的反右派鬥爭，曾被稱為「全國新聞界的第一大案」。當時《新湖南報》編輯部包括《湖南農民報》在內，一百四十五人（汪澍白：《讀〈天道──周惠與廬山會議〉有感》），被打成右派的有五十四人，佔當時編輯部總人數的比重是37.5%。且多是新聞工作骨幹，其中編委八人，包括原社長鄧鈞洪、原副總編輯蘇辛濤等。有的同志早已調離報社，也調回批鬥。《湖南省志》說：「株連之廣，比例之大，損失之重，全國新聞界無出其右。」「株連之廣，比例之大，損失之重」是真的，因為「《新湖南報》社的實際戰績超過毛的最高估計三倍多」。但是說《新湖南報》挖出的反黨右派集團是「湖南獨有、舉國無雙的最龐大的一個」，「全國新聞界無出其右」便不準確。至於「不論就百分比來說，還是絕對數字來說，新湖南報在當年全國各新聞單位中都居第一位」（朱正：《丁酉年紀事》）也值得研究。

安徽省文聯所屬的《江淮文學》一共十四人，有十二個人被打成右派份子，只有兩人倖免；此比例更高達83%。蚌埠市《蚌埠報》文藝組的編輯、記者全成了右派份子，包括組長張鍥，則是全軍覆沒。這個記錄是否「全國唯一」，仍待求證。但中國共產黨和知識份子為敵的反智反人民本性，在這裡已表露無遺。更可怕、可恨的是中共至今仍堅持這反動立場，毫無改弦更張的跡象。

恐怖氣氛籠罩安徽省籠罩全中國

當年，蕪湖專區醫院共十四個幹部，劃了七個右派份子，佔了50%；蚌埠市財政局共三十四個幹部，劃了十五個右派份子，比例為40.7%。這兩個單位雖被當作「面劃得過寬」的例子，但我相信這些上了初榜的人仍逃不出當右派份子的命運；如前述的謝竟成，最後還是要戴右派帽子的。但究竟如何，希望有倖存者和知情人出來說明真相。以前以為「選舉右派」是笑話，今天終於看到實例了；原來蚌埠市稅務局就是用「群眾投票」的辦法「確定」誰是右派份子。共產黨真不愧是毛澤東所自詡的「創造人間奇蹟」的高手。

恐怖氣氛籠罩著安徽全省。「據各地報告，截止七月二十日止，共發現逃避鬥爭的二起（六安專區、蕪湖市）；自殺身死一起（蚌埠專區淮北公路運輸分局姜福海）」；蚌埠鐵路分局張祖英被責令「交待反黨反社會主義立場和動機以後」投河，被指「假自殺、威脅組織」；逃跑三起（安慶市、淮南市、蕪湖專區）」，其中安慶市的龔兆慶（市民革主委、經省批准為鬥爭對象）和淮南市礦務局的張金榮，則「下落不明」。右派份子、民革安徽省委常委兼組織處處長、省文史館員呂蔭南「畏罪自殺」。

謝泳先生對「新中國」的自殺現象作過很細緻、很深入的研究，他在《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六年間中國知識份子及其它階層自殺現象之剖析》中指出：「五十年代是一個恐怖時期」；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對於自殺現象的大量出現，當時無論是上層官員還是基層幹部都習以為常，並沒有採取措施制止這種現象的發生，甚至於還幸災樂禍，推波助瀾。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運動中，自殺事件更達到了一九四九年以後的一個高峰。謝泳指「這是一個絕望的年代，除了自殺沒有別的路可走。」真是一針見血。

這是一個絕望的年代

反右時發生的大量自殺事件並不公開報導，作為中共高級幹部閱讀的《內部參考》也只報極少的一部分，但已很觸目驚心了：投北京大學未名湖自殺的東北人民大學歷史系主任丁則良，鳴放期間正在蘇聯開會，既未鳴放、也沒反黨言論，卻被打成「反黨集團」成員、右派份子。雲南昆明政協委員、資本家湯汝光本是反右派積極份子，不料仍「可能被定為右派」，於是跳河自殺。福建師範大學中文系女生江鳳英是該校第一份大字報《黨委在幹什麼？》的第一位署名人，被連續鬥了三天後跳樓自殺。著名電影演員石揮連續被批判鬥爭兩天後，跳揚子江自殺。自殺的還有胡適留在大陸的兒子胡思杜，是河北唐山鐵道學院的講師；廣州水利發電設計院技術員黃倩，是黃金榮的堂侄孫女；著名的電影導演史東山；曾任周恩來機要秘書和《人民日報》副總編輯的著名女散文家楊剛；中共中央黨校秘書長、著名文學理論家周文；新聞工作者洛蔚、麥招漢；江蘇醫學院陳少伯教授；上海電機製造學校師資訓練班學員陳君豪；武漢醫學院學生劉卓勛；武漢大學物理系教授畢長林；中共重慶市委宣傳部胡漢懺；遼寧省遼陽市工商聯主委姜陟庭；上海外國語學院學生陸立時（女）和工友施永豐等。為抗議劉賓雁、徐鑄成被打成右派份子，《北京日報》戚學毅、《文匯報》梅煥藻跳樓自殺。西南農學院的右派份子李友霖表示要自殺；遼寧省吳潤芝（民進大連市委秘書長）表示「活著沒意思」，被認為「以死威脅」。

還有，清華大學陸續發生六起學生自殺事件，「團組織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黨把責任推給了它的助手）。兩百多個歸國華僑學生，80%被鬥，已有一個跳樓自殺。重慶發生自殺事件六起，死六人：其中東林煤礦生產科長王彬，是一九四一年的中共黨員，「有一系列的反動言論，為肅反對象鳴冤；其妻（與中共）有殺父之仇」，因此全家三口自殺以表示「不與共產黨同處一世界」。武漢各高等學校在反右派鬥爭的一週之內發生自殺、逃跑事件十五起，其中自殺的有五人（一人得救）。

共產黨各級頭目對自殺者的態度也很值得注意。中南財經學院經濟系二年級學生彭先讚投江自殺後，中共湖南省委書記許道琦「指示該院不能因此影響反右派鬥爭的進行」，於是院方「進一步揭露彭的右派言論，團委會還宣布了開除彭的團藉，據說學生中反映還好」。毛共之賤視生命，冷酷無情，亦不自其時始；鎮反時至少五十萬人自殺，中共中央的方針仍然是「不要過早糾正過度行為」。（《二十一世紀》，一O二期三十八頁）。其冷血、其狠毒，豈是「虎狼、魔鬼」之類所能比擬。

反右運動禍及農村

一九五七年，中國共產黨在城市、機關、企業、工廠、學校大抓右派份子之外，還大張旗鼓地在全國農村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沿用土改鬥地主的辦法」，肆意作踐農民。如吉林省，乾脆把農業社員「劃分為左、中、右三等，進行反右派鬥爭」；蕭家社把偽警察、地富分子、不遵守勞動紀律、不愛護公共財物、幹活好拿輕躲重或說過落後話的社員都劃為右派，列為反擊對象；懷德縣幹部認為「落後言詞就是右派言論」，劃出了百分之十的落後分子和百分之三至四的不滿分子，進行批判；白城縣幹部認為可以借反右宣傳機會整落後社員。【新華社長春一九五七年七月三十日訊】其恐怖程度並不亞於反右派，因此也發生不少自殺事件。

新華社鄭州一九五七年九月五日訊，河南省信陽地區等農村有十八人自殺，其中屬於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畏罪自殺」者四人，農民二人。（新華社記者在此故意用「畏罪自殺」來為中共開脫殺人罪責。）

江蘇省吳縣六天發生三起自殺事件，皆因亂扣政治帽子、查糧、抄家、打人、綁人等，其中有富裕中農朱鳳岐甚至跑到副社長朱相文家上吊死亡，以示抗議；泗陽縣搞所謂「社會主義大辯論」，對農民採取罰站、罰跪、繩綁、打罵、關押、抹屎吃、向臉上亂潑亂摜尿屎乾糞等，以致有人逃亡，生死不明。

山東省農村也因批判面過寬、亂點名、亂鬥爭、翻糧食，乃至打人、捆人、罰跪、遊街等現象，造成自殺事件五十七起（其內未遂有九起）。該省在秋糧徵購、定銷工作中個別地區農民也發生鬧糧、外逃和自殺現象。

青海農業區在大辯論中十二天內有十一人自殺身死，其中藏民二人，漢民九人，地主一人，上中農八人，下中農一人，貧農一人。「死者大多數是思想落後，沒有破壞活動；少數有破壞活動，也不夠法辦程度。」但死了就死了，死者既無須可憐，更不用賠償：作惡者也沒有責任，更不受懲罰。

河北省農村在社會主義教育中，據不完全統計，五十三個縣發生一百零五起，死九十五人。除「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份子、頑偽人員」外，富裕中農四人，中、貧農十九人，軍屬二人，村、社幹部三人。由於被鬥爭、打、拉等，感到無路可走。其他各省也不例外，不勝枚舉。

可見反右運動，不僅知識份子倒霉，也禍及農村。實際上，從中共高級幹部、解放軍官兵，到小學教師、商店職員、工廠工人、鄉下農民，各階層、各群體，都被殃及。

毛澤東及其一夥正是以這種鎮壓一切反對者、異議者或假想和潛在的反對者、異議者，而製造人民對暴力的恐懼，達到他們維持、鞏固獨裁統治的目的。所以，中共安徽省委在反右運動「急躁情緒也開始露頭」、「面劃得過寬」、自殺、逃跑事件頻頻發生的時候，仍然大反「右傾思想」，大反「溫情主義」。

毫無人性的共產黨不打自招

「四、不敢放手發動群眾，怕出亂子。蕪湖市糧食局領導同志強調和風細雨，不要扣帽子。合肥市人民銀行領導小組組長見群眾畫了很多反右派鬥爭的漫畫，顧慮右派份子受不了。」如果有人說共產黨殘暴、毫無人性，不講道理、亂扣帽子，在黨內外搞「殘酷鬥爭、無情打擊」，一定被指為是敵對分子，是反共反華勢力的反動宣傳；然而，人們卻從「保密」的共產黨內部文件看到：「和風細雨，不要扣帽子」是屬於溫情和右傾，歸入被批判、被打倒之列。算是不打自招。

「五、對搞深搞透的精神認識不足。有的只注意批判已暴露出來的反動言論，不注意深入揭發更多活動事實。合肥市有些單位當右派份子開始低頭時，即認為差不多了，想草率收兵；有的單位認為經過一般的批判，只要右派份子低頭就行，搞久了會影響業務。」共產黨是以整人為樂、以殺人為樂；豈能以「批判已暴露出來的反動言論」、「右派份子開始低頭」為滿足。所以它預先設定了你有「更多活動事實」，正像鎮反、三五反按比例抓人、殺人一樣，早已「胸有成竹」。

「六、有些中間分子對右派份子不義憤、不積極鬥爭。蚌埠地直機關少數單位的某些中間份子藉口工作忙，不參加辯論會；有些人在小組會上不發言、不表示態度；糧食局有一黨員科長不願意整理本科右派份子的材料，怕影響關係，以後不好工作。」這一段話很有意思，證實了胡適先生的話，在共產黨統治下不但沒有說話的自由，也沒有不說話的自由。每個人都必須參與整人，通同作惡，當「不義憤、不積極鬥爭」都成了罪過的時候，叫做「革命」的這部殺人機器便開始瘋狂轉動了。其結果，包括這部殺人機器操縱者在內的任何人，都有被這機器絞進去的危險了。

李世農反黨集團案

果然，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七日，中共安徽省委擴大的第六次全體會議就通過了《關於開除右派份子李世農、楊效椿、李銳黨籍的決定》，這就是大反右傾、大批溫情的結果，是反右運動的「深入」的偉大成就了。李世農是中共安徽省委書記處書記、安徽省副省長，楊效椿是中共安徽省委委員、組織部部長、省檢察長，李銳是中共安徽省委委員、省副檢察長；原省司法廳黨組書記、副廳長陳仁剛，也是這個「反黨集團」成員。他們都是共產黨的高級幹部，是革別人命的革命家，是手上染了別人鮮血的無產階級戰士，這次也被絞進殺人機器，被打成右派份子、反黨集團成員，一嘗無產階級專政的滋味了。

一九五九年，曾希聖在廬山會議上逢君之惡，對彭德懷落井下石，回安徽後又繼續「反右」，鬥倒了張愷帆。張愷帆時為安徽省副省長、省委書記處書記，因糾正浮誇風，下令解散無為縣公共食堂，被曾希聖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開除出黨，撤銷副省長等職務。安徽的幹部，都懾於曾希聖的威風，噤若寒蟬，連省長黃岩在他面前也是唯唯喏喏。一九六O年，曾希聖又兼中共華東局第二書記，居「柯老」（毛澤東的好學生、中共上海市委書記柯慶施）之後；再兼中共山東省委第一書記，儼然兩省總督；真是聖眷日隆，勢焰薰天。曾希聖不可一世、胡作非為的結果是，使安徽省餓死的人數在全國處領先地位。據歷史學家唐德剛回鄉探親時，聽他的學界政界朋友估計，餓死者蓋在二百萬與六百萬之間。身受其害的茆家升先生說是五百萬。

再八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中共安徽省歷史上，任期最長、權威最高、貢獻最大的主要領導人」（《中國將軍政要網》）曾希聖，也在中共西南局書記處書記位置上也遭衝擊。（遭了些少報應？）一九六八年死亡。

值得一書的是，二OO四年，中共安徽省委在合肥市「隆重舉行曾希聖同志誕辰一百週年紀念大會」，為這位大抓右派和右傾分子的左王、大躍進的吹牛大王、致數百萬人餓死的劊子手大唱頌歌，評功擺好，什麼「共同追憶曾希聖同志革命戰鬥的一生」啦，什麼「深切緬懷曾希聖同志的革命精神和高貴品德」啦，什麼「號召全省人民大力弘揚革命前輩的崇高精神」啦，真是無恥到了極點。人們不禁要問，共產黨什麼時候曾為餓死的三千多萬農民開一個紀念大會？什麼時候緬懷一下被迫害、被侮辱、被虐殺的數以十萬計的右派份子和他們的家屬？

安徽人民的罪人曾希聖在安徽省抓右派也是有其獨創性的，他在毛澤東的「六條標準」以外又加了兩條：反對他強制推行的所謂農業「三改」和反對本單位領導的，都是右派。更卑鄙的是他在一九五八年教師暑期學習班中用考「是非題」的辦法抓右派，凡是認為「黨天下」是對的而畫了「＋」號的，都成了「儲安平的應聲蟲」，定為右派份子。僅在蕪湖專區門口塘農林牧場，就囚禁了近一千五百名右派份子。這些人除了中小學教師外，基本上就是各基層單位的辦事員、小職員、業務員、營業員、保管員、送貨員，甚至有扛大包的苦力。（茆家升：《卷地風來》）喪盡天良，一至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