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攔家人去臺灣 她們滿盤皆輸懊悔萬分(圖)


浴血抗日的國軍。(網絡圖片)

我的小姨婆是我阿娘(奶奶)同父異母的妹妹,是我太外公的私生女,年齡比我母親還小幾歲。我的太外公太外婆過世後,她生活就由我阿娘照顧,同我父母一起住在浙江慈溪鄉下。由於年齡相彷,她與我父母親和我父親的幾個堂弟妹親如手足,一起讀書習藝、遠足踏青、家務遊戲,一起議論家事國事,交流新思想,實踐新風俗。我的大阿姑也不是我的親姑姑,她是我爸爸的堂妹。由於我父親是獨子,沒有兄弟姐妹,而他叔叔有四個女兒,大女兒她就過繼給我阿娘做女兒,那時我爺爺已經過世。小姨婆和大阿姑年輕時都熱情活潑,熱血報國,卻命運多舛。

國難當頭 小姨婆和大阿姑熱血報國

抗日戰爭爆發後,年輕人個個愛國熱忱高漲。國難當頭,匹夫有責,小姨婆、大阿姑和其他熱血青年一起積極參加當地的抗日行動,宣傳,摹捐,抵制日貨,其中大阿姑最為積極,而且她又生性活潑外向,能歌善舞,能說會道,講演寫稿演唱組織樣樣拿得起。不久,她們又不顧父母阻攔和家人勸說,偷偷離家出走。後來二阿姑(也是我父親的堂妹)也步她們後塵。我父親曾趕到擺渡口搶她們的手提箱,企圖拉她們回家。

她們同其他年輕人一起先在本縣和鄰縣宣傳抗日,抵制日貨,募捐錢款,後來還轉輾來到安徽和江西,參加過宣傳隊、政工隊和戰地救護隊。雖然沒在槍林彈雨裡衝鋒陷陣,奮勇殺敵,但宣傳抗日救國,救死扶傷,也盡了自己中國人保家衛國的義務,大阿姑還被流彈擊中肺部。她一度成為慈溪縣的名人,上了當地報紙的頭版。有一次她不知如何得知母親病重,悄悄趕回家,同她妹妹一起將母親送進已經淪陷的慈溪縣城的慈城醫院。儘管醫院床鋪緊張,當醫院院長得知病人是她這個當地抗日名人的母親,立即讓住院治療。

阻攔家人去臺灣 小姨婆懊悔萬分

可惜這些宣傳隊救護隊是國民黨領導的,她們的愛國行動多年後變成了罪孽。如果這些宣傳隊救護隊是姓共的,她們晚年也就能享受離休幹部的待遇了。

在江西,小姨婆和大阿姑分別認識了兩位男士。小姨婆結識的是一位國民黨部隊軍醫,軍階上校,是江西樟樹人,家境殷實。小姨婆回家後再去江西同他結婚。他們不久有了一子一女,過著平安溫馨的生活。四九年,國民黨軍隊節節敗退,大陸易幟。作為上校軍醫,他原本可以去臺灣,但我的小姨婆堅決不肯去,一方面她不願離開自己的娘家親人,另一方面她因為當時正懷小女,再說他是軍醫,沒有所謂血債,因此全家就留了下來,回到他樟樹老家。

不久她就懊悔萬分。土改開始,她丈夫是地主加反動軍官,罪該萬死。他不願再受刑受辱,懸樑自盡。自此之後,小姨婆頂著一頂地主婆的帽子,只能唾面自乾,含辛茹苦扶養三個年幼的子女。幾十年來的艱難坎坷我也只是後來零星聽到一些。

她的兒子,我的毛毛叔,自幼聰慧過人,小學初中學習成績一直名列前茅,但因為他的出身,高中不被錄取。然後他在家一邊幹農活,一邊晚上自學高中課程,希望能參加考大學,當然這也是痴心妄想。他是一個孝子,文革中他背著母親去挨鬥,遊街,不怕別人說他是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晚上去田裡摸田螺抓甲魚,讓母親有些葷腥增加營養。由於他聰明好學,動手能力也強,替生產隊修理農機,革新農具,培育良種,才沒受更多的苦,然而堂堂六尺男兒,無女孩願嫁,直至改革開放後才成婚,此時他好像已到了不惑之年。

我父親和在上海的其他幾個親戚開始每年會匯一些錢去接濟小姨婆,每年有一二次信件來往。一九六六年文革開始時,我父親寄了最後一次錢。因擔心匯款單會引人注目,不能到她手中,這次是將幾十元現金放在平信裡寄的。以後爸爸自身難保,兩年後投河自盡,我們與小姨婆就斷了音信,直到文革結束。五十年代初她曾帶著孩子來過一次上海,希望找個工作,在上海待下來。她們在我家住了一段時間。但正逢實行戶籍制度,她們只得返回農村。

我見到她是文革結束後她再來上海,儘管幾十年飽經風霜,頭髮已花白,臉上也佈滿了皺紋,但看上去依舊風韻猶存,年輕時一定很漂亮,舉止談吐沒有「鄉下人」的味道。劫後重逢,她同我母親一起痛念各自的丈夫,互相老淚縱橫,抱頭痛哭,泣不成聲,然後又互相安慰。她對當年阻攔一家去臺灣後悔莫及,說是一著走錯,滿盤皆輸,是我害了他和全家。她這話以後又反覆說過多次,這一後悔負罪感長久難以釋懷。

姑丈頭戴「反革命」帽子 幸有大阿姑相伴

我大阿姑的丈夫,我的姑丈,是江西婺源人,原國民黨軍隊裡的文書,但他的級別剛夠上鎮反條例中的最低的一級,所以被正式戴上了「歷史反革命」的帽子,大阿姑則是有反動歷史問題的「分子」。我見他過兩次,一次是六十年代初與大阿姑一起來上海,印象不深,只記得他送給我和我哥許多郵票,那時我剛開始集郵,看到這麼多漂亮的郵票,自然眉開眼笑,心花怒放。第二次是我大阿姑去世以後,文革剛結束,他顯得很憔悴,低著頭,神情黯然,憂鬱的眼神黯淡無光,說話不多,聲音沙啞,淨是講述大阿姑的最後幾年的事,悲痛之情溢於言表。

姑丈後半生頭戴「歷史反革命」的帽子,忍辱負重,但有開朗的大阿姑相伴,苦中有樂,大阿姑是他倆的主心骨。如今儘管頭上的帽子有望摘去,卻只剩自己孑然一人,反而感到人生空虛,孤單寂寞的淒涼痛苦。

大阿姑來上海的次數比姑丈多,而且每次都住在我家,同阿娘擠一個小床,而不是去她父親或親弟妹家。一米七幾的大阿姑擠在阿娘床上,擠得床都吱吱作響。大阿姑能幹活躍,快人快語,豁達開朗,我們家的人平時話語都不太多,她一來,歡聲笑語滿屋。她見多識廣,我們很喜歡聽她講各地的風俗習慣,人情風貌。她快手快腳,幹練利落,搶著幫我母親做家務,我吃過她做的江西名菜「粉蒸肉」,香噴噴,亮晶晶,浸透了肉油的米粉使人垂涎欲滴。她有肺病,也許同早年肺部被流彈擊中有關。當時特效藥雙慶鏈黴素針和雷米封藥都很昂貴,她又沒有勞保,治病主要靠中藥,所以一直沒有除根。

我最後一次見她是文革開始不久的一九六七年新年。她剛到上海沒幾天,江西當地就打電報來催她回去,當時全國的「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我們立刻就有不祥的預兆,她卻認為沒有大事,反過來安慰我父母和阿娘不用擔心,但她一回去全家就被掃地出門,從城鎮趕到鄉下。

七一年新年她最後一次來上海時,我剛去農村插隊,第一年新年沒回家,所以沒見到她。她是和那裡上海插隊青年結伴一起來的,他們還幫她用扁擔挑著東西到我家。體驗了人生百味的大阿姑依舊達觀開朗,從不怨天尤人,津津樂道地講她在鄉下自留地裡種的各種新鮮蔬菜,在那裡插隊的上海知青的各種故事,知青都成為她們的好朋友。她帶來了她自己養的雞,曬的筍乾,還有著名的婺源綠茶。說到當年抗日投錯了廟,她說那些共產黨老幹部現在也不一樣被鬥得死去活來。在農村,雖然也挨過鬥受過辱,但是姑丈自學中醫,在當地小有名氣,有的病人甚至走幾百里路慕名來找他治病。她又是一個熱心人,人緣好,見識廣。他們樂於助人,為人治病解痛,排憂解難,所以也沒吃太多的苦。

他們倆人沒有子女,長期相濡以沫,相依為命。後來他們還收養了一個人家養不起的女孩,這女孩後來一直跟著姑丈學中醫。大阿姑那次風塵僕僕而來,依依不捨離去,是她最後一次來上海,回去不久她身體就每況愈下。大阿姑去世前病重時,姑丈到處翻醫書查偏方,上山挖藥材,但最終仍未能挽救她的生命。

她們還不是最慘的

當年兩位熱血女青年,美麗、活潑、聰穎、熱忱,在國家民族遭難之時挺身而出,抗日救國,以後的命運本不該如此坎坷悲慘,對社會也本該有更大的貢獻,可惜生不逢時,在階級鬥爭天天講的年代,在與人鬥其樂無窮的年代,她們成了中國無數賤民中的一員。她們的赤子之心流血了,她們的聰明才智浪費了。也許同那些在夾邊溝和新凱湖勞改農場含冤而亡的文人學者相比,同糧食衛星放完後餓死村頭路邊的農民百姓相比,同慘死在屠刀下的大興縣道縣的賤民罪人相比,或者同各種運動中夫妻反目骨肉相殘的無數家庭相比,她們還不是最慘的。

(原文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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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楊承民相關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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