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33週年：流亡者的堅守、挫折與期待(圖)
1989年6月2日，成千上萬的中國人聚集在天安門廣場，圍繞著十米長的自由女神像，儘管北京實行戒嚴，但仍要求民主。（圖片來源：CATHERINE HENRIETTE/AFP via Getty Image）
【看中國2022年6月4日訊】今年的6月4日是1989年六四事件33週年。當年，在中國軍隊在北京進行大屠殺之後，八九民運的很多主要參與者被迫流亡海外，其中不少人還在繼續從事民運活動。但多年來，也有不少人質疑，海外民運存在的意義到底是什麼？這麼多年，他們到底做了什麼？對於中國未來民主化，他們又是怎樣看待呢？
「流亡是一種個人承諾，是個人的commitment (承諾) 。」
「在中共倒臺之前，必須有很多人參與這個不斷失敗的戰鬥。」
「我想更珍貴的一件事情，就是在這個漫長的過程中，有一些人還能在這個黑夜中去堅持，去做這樣看上去不可能的事情。」
以上是經歷過六四事件的槍林彈雨後流亡海外的八九民運主要參與者蘇曉康、周鋒鎖和王丹日前接受採訪時談到的感受。
作為一群政治流亡者，在他們身上，曾經一度揹負著整個國家和民族時代變革的理想與追求。而在多年後，雖然漂泊異鄉，他們依然沒有忘記當初對於民主自由信念的承諾。
流亡海外的反對派
「我們海外民運的存在本身就是反對派的存在，即使我們什麼都沒做。我們的存在本身就是補足了中國民主政治的這一塊。」 王丹說。
王丹當年是北京大學歷史系本科生，六四大屠殺後，20歲的他在中國當局通緝的學運領袖名單中排在第一位。他拒絕逃亡，多次被逮捕入獄。 1998年，他獲「保外就醫」，流亡美國，之後取得哈佛大學歷史學博士學位，並到臺灣任教。 2017年，王丹返回美國。隔年，他在華盛頓成立智庫「對話中國」（Dialogue China），著眼於中國現狀和未來轉型的政策研究。
「現在我們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在紐約推動成立‘六四紀念館’，我的精力全部都是放在這件事情上。」王丹說，「總的來看，到美國大概24年的時間，整個是相當充實的，我沒有任何的所謂汗顏或覺得一事無成。」
周鋒鎖當年是清華大學物理系四年級學生。六四鎮壓後，作為二十一名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骨幹之一，他受到通緝並入獄一年。 1995年來美後，在芝加哥大學商學院取得商學碩士學位。 2007年，他和其他人聯合創辦「人道中國」組織，目前主要是資助國內良心犯及家屬。
他說：「我們每年會支持一百個以上的良心犯。這些年積累下來差不多有上千人。還有幫助他們呼籲，希望更多的人瞭解他們，也由此知道中國人權的狀況，還有這些人的奮鬥，比如說張展。」
另一位在海外知名的活動人士傅希秋曾是參與八九民運的山東學運領袖。在經歷鎮壓與清算後，他成為基督徒，在被中國當局迫害的家庭教會中做服侍。 1996年，他逃離大陸，輾轉來美，就讀神學院。 2002年，他創辦了「對華援助協會」，支持和幫助中國受迫害的基督徒及維權律師。
談到他從事的工作，傅希秋說:「首先是為他們發出聲音，第二我們做一些很具體的努力，促進中國的宗教自由。過去二十多年來，（我們）非常細緻地跟維權律師進行密切的配合，支持他們，實際上是按照中共的憲法框架和法律框架，來促進中國的宗教自由，就是一個個的個案。」
對於中國民主化，傅希秋認為，信仰自由是「第一自由」，在此基礎上才有公民社會。信仰自由實際上在為民主化、法制化提供根基。
在六四流亡者中，王軍濤是極少數組黨者之一。他在1970年代就曾因宣揚民主而入獄。 1989年六四，他被指控是幕後策劃學生運動的「黑手」，在國內逃亡後二度入獄。 1994年，王軍濤獲「保外就醫」來到美國。
「我們（當時）還是想鄧小平死後，中國會有一個變化，我們能不能比蘇聯東歐那些國家做得更好，這樣我就到哈佛大學讀書去了。」他說。
不過，在取得了哈佛大學碩士和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後，王軍濤對於如何推動民主化在認識上發生了轉變，並與其他海外異見人士組建了中國民主黨。
「第一，民主化的轉型是幹出來的，不是說出來的。第二，要把依靠的重心從精英轉到大眾。」王軍濤說，「這樣，完成了兩個轉變之後，我就開始搞中國民主黨，去組織大眾，把實際底層的各種反抗運動串聯起來，推動中國的變化。」
沒有民運，只有流亡
三十三年過去了，王丹、周封鎖、傅希秋、王軍濤等這群從血泊和監獄中走過來的六四流亡者，依然在海外，堅持以不同方式試圖推動中國的民主與自由。雖然很多人批評他們，多年來似乎沒有取得多少令人驚艷的成就，但《民主中國》雜誌社社長蘇曉康認為，應該客觀看待這一問題。
「實際上沒有民運，只有流亡。所有人流亡出來到西方以後，他首先面臨的問題是生存。」他說。
被北京當局指控為六四幕後黑手的蘇曉康，多年來也曾飽嘗流亡之苦，開始逃亡到法國，後來又到美國。他說，在流亡狀態下，第一是生存，其次是進修。當年的六四學運領袖，如王丹、柴玲、吾爾開希等也都是走的這條路。
流亡是個人承諾
「這兩件事情完成以後，你個人所做的事情，我叫做承諾（commitment）。你可以有這個commitment，也可以沒有。」 在蘇曉康看來，流亡是一種個人選擇與承諾。不少知名的六四學運領袖也的確在生活穩定後，選擇繼續投入到影響和改變中國的事業中。
「怎麼做？就是像一個知識份子一樣地去做，以自己專業的能力去做所謂‘民運’的事情，去做中國政治的事情。」 蘇曉康說。
為何海外流亡者的組織沒成大氣候？
多年來，儘管王丹、周鋒鎖、傅希秋、王軍濤等人在各自創立的組織裡，為推動中國的民主化做出了很多成績，但是海外六四流亡人士一直嘗試組成一些聯合各方的團體、組織，凝聚力量，共同促進中國走向民主化，不過都沒能形成大氣候。
蘇曉康認為，這與中國人缺乏團隊運作經驗有關，而這種運作經驗必須要在公民社會的環境下才能形成。 「六四流亡者出來開始組成組織，就產生一個沒有辦法解決的問題--領袖問題，誰當領袖就變成一個爭吵不休、內鬥不止的一個原因。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財務問題。」
縱觀二戰後的中外歷史，蘇曉康表示，實際上，從來沒有真正的流亡反抗運動。 「三十年來，中國人的話語當中一直有一個很奇怪的理論，就說海外民運可以推翻中國政權，這是一個假命題啊！而且你所在的國家，比如說我們在美國，這個國家的制度和政權，也不允許你去推翻一個它有外交關係的政權的。」
學運領袖周鋒鎖則指出，從大背景看，他們多年來遇到的最大阻力，恰恰是來自提供他們庇護的西方社會本身。
「這33年，海外民運面對的最大挫折或阻力，其實是整個西方世界對於中共這種體制的擁抱，因此中共可以依靠全球化和西方科技發達起來，並影響全世界。」周鋒鎖說。
被遺忘的「六四」與迷失的年輕一代
最近，網路流傳著一段BBC新聞在1989年六四的採訪視頻。一位頭纏紅布條的大學生騎著自行車，堅定而自信地告訴記者：「我要去遊行，天安門廣場。」 記者問：「為什麼要去？」回答說：「因為這是我的責任。」
在上海外企工作的90後、因安全原因不願具全名的李先生表示：「六四是每個中國人都應該銘記的事情。那個時候學生的思想、那種精神，太值得現在這些年輕一代學習了。現在，尤其年輕一代，價值觀就是紙醉金迷嘛。」
對於今天還有多少人知道六四和海外民運，李先生也很不樂觀。 「據我的經驗，如果沒有翻牆渠道的人，比如現在的很多00後，他都不知道這些東西，聽都沒聽過。」
記者隨機撥打了中國武漢、天津、成都等城市民眾的電話，希望瞭解有多少人聽說過89六四及海外民運。
然而這些人回覆：「我沒聽說過。」、「我不關心這些。我就一個小老百姓，我都不知道政治迫害，我不關心政治。」、「你是國外的，你這不是中國的事，你們幹嘛呢？」、「我只知道搞過學潮，但是具體是怎麼搞的，我不知道。因為我們都不關注這塊兒。」
中國民主的未來要靠誰？
來自上海的80後王先生說，現在年輕一代，不僅不知道89六四與民主運動，而且被洗腦很嚴重。 「你在談民主自由的時候，他會跟你講民主是不能當飯吃的。他們真的是發自內心的擁護現在的這個政權。這就說明，從執政者角度來看，這個洗腦教育是非常成功的。」
因擔心中國政府打壓而不敢具全名的王先生還表示，嚴密的信息封鎖和洗腦教育，令海外民運和國內處於一種非常割裂的狀態。 「不太會指望國內年輕一代的大學生，能受到海外民運的影響，幾乎不可能。這些學社們實際根本就不在乎這些事情。海外民運完全被國家定義成反中國的、反華的。」
那麼要想改變中國，需要依靠誰呢？蘇曉康認為，海外流亡人士無法改變中國，改變還要靠中國國內。 「還有上千萬的農民工，希望就在這些農民工身上，根本不在城市的這些歲月靜好派、小粉紅身上。當中國經濟下滑出現問題後，這些農民工就是革命的力量。要去影響他們。」
杭州一位自由職業者、因安全原因要求匿名的A先生告訴本臺，大城市裡千千萬萬的農民工的確是中國社會主流。但他們關心的只是如何賺錢生活，對共產黨更有一種深深的恐懼。
上海的李先生也表示，中國要走向民主化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首先，要變革，人心要開始變。但是現在的人，我從百姓群體感覺，大多數人就沒有變革的那份心。人心不變加上這個極權統治，你憑什麼變呢？」
近十年來，中國人權狀況持續惡化，經濟不斷下滑，中共編織的洗腦內容，日益被嚴酷的社會現實戳破。當前的清零防疫模式，更凸顯出中國政治制度的弊端。
王丹認為,所謂的社會主義鐵拳，會讓曾經被洗腦的小粉紅一代，越來越看到社會的現實。 「這次上海防疫產生的效果就可以看到這點。我想很多上海的小粉紅、90後世代，大概不再會認為這是他們原來想像的那麼美好的一個社會了。」
最近，因反對校方的疫情封控措施，北京大學、中國政法大學、北京師範大學，以及天津大學先後爆發了學生群體抗議事件，不過又很快被政府壓制下去。
黑夜中的堅持
中國社會的民主化何時才能實現？最後，讓我們一起聽聽當年的學運領袖周鋒鎖和王丹對此的看法。
「當然到現在為止，這是一場失敗的戰鬥。但在中共倒臺之前，必須有很多人參與這個不斷失敗的戰鬥。」 周鋒鎖說，「對於身處其中，還在和這個專制政權對抗的人，至少他們是有反抗的勇氣，堅守的精神。這都是非常值得尊敬的。」
王丹說：「中國民主化，這是一個肯定的方向，只是中國自己有太多包袱，要比其他國家更慢一些，路程更艱難一些。但正因如此，我想更珍貴的一件事情，就是在這個漫長的過程中，有一些人還能在這個黑夜中去堅持，去做這樣看上去不可能的事情。我認為這就是我們在海外應該去承擔的一種角色。」
六四被視為中國當代歷史的一個重要轉折點，但這段歷史卻一直被中共竭力掩蓋。目前，王丹等人正在紐約籌建六四紀念館。他們說，其目的不僅是為了紀念33年前那段歷史，更想為中國未來發展找到一條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