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之間是否已經簽訂軍事結盟密約？(上）(圖)
2022年3月30日，俄羅斯外長謝爾蓋･拉夫羅夫（左）與中共外長王毅會面。（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軍事關係是國家之間最具戰略性、實質性、標誌性、帶動性的領域。軍事結盟是國家之間最重要的結盟，它遠遠超過政治結盟。中俄之間早已是政治上的盟友，1996年，兩國建立戰略協作夥伴關係，2001年簽署了《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2011年就建立了的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2019年又提升為中俄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2022年3月，中俄兩國又在北京發表聯合聲明，聲稱：「中俄新型國家間關係超越冷戰時期的軍事政治同盟關係模式。兩國友好沒有止境，合作沒有禁區」，令人無限遐想。就在聲明發表的同時，海外就有傳聞說普習在北京已經了軍事結盟的密約。雖然王毅在記者會上回答關於中俄聯合聲明的問題時說：中俄關係建立在不結盟、不對抗、不針對第三方基礎之上，但卻有此地無銀三百兩欲蓋彌彰之嫌，因為聲明中隻字沒提不結盟這個字眼，而且聲明的內容就是針對第三方的，矛頭直指美國。這類軍事結盟的密約都是國家最高機密，往往帶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是不可能公之於眾的，王毅巧言掩飾很正常。那麼中俄之間是否簽有這樣的密約，就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如果中俄簽約了，那意味著中國與俄羅斯已經結成了邪惡的軸心聯盟，這對自由世界對全人類都是極大的威脅。而且隨後就發生了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戰爭，這已經給國際社會造成了實質性的危害。雖然中俄秘而不宣，但我們從兩國交往的歷史關係、現實需要、兩國態度、國際社會的反應等諸多方面分析判斷，基於事實與邏輯，是可以得出一個初步結論的。
一、中俄關係歷史回顧
眾所周知，中共與蘇俄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與歷史上的恩恩怨怨。中共就是蘇共一手孵化孕育的、培養壯大的，中共成立後也是從屬於蘇共的，就是蘇共為核心的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接受蘇共的資助與指令。中共也是在前蘇聯的大力援助下才奪取了政權，所以中共與前蘇聯和俄羅斯有著天然的親緣關係。但中共建政後，兩國之間的關係並非一帆風順，而是經過了許多起伏與波折，一度甚至劍拔弩張，成為勢不兩立的敵人，經過了從結盟到對抗，再到有限合作與全面合作的曲折過程。具體的說，中共與蘇俄建交70餘年，兩國關係經過了五個階段：既蜜月期、破裂期、對峙期、緩和期、同盟期。
1、蜜月期
中共建政後至上世紀50年代末，這是中蘇的蜜月期。1949年10月1日中共一建國，蘇聯率先給予外交承認，兩國隨即建立正式外交關係，1949年12月底毛澤東訪問蘇聯，在蘇聯逗留三個月之久，直至1950年2月兩國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宣布建立軍事同盟關係。該條約第一條即為「一旦締約國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與日本同盟的國家之侵襲因而處於戰爭狀態時，締約國另一方即盡其全力給予軍事及其他援助」。中蘇結盟的目的，不只是鞏固新生的紅色政權，壯大共產主義的國際陣營，最根本的是要在世界範圍內掀起赤色暴力革命的高潮，要打倒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推翻反動派，解放全人類，統治全世界，從而達到實現共產主義的最終目的。
中蘇結盟後，兩國關係快速發展，蘇聯給了中國大量援助，提供了大量貸款，派遣了大量專家來華，援建了中國156個大型項目，奠定了中國工業的基礎，其中就有44項軍工企業，包括陸海空各種主要裝備的製造廠，甚至包括原子彈的製造技術。特別是韓戰爆發後，兩國軍事結盟發揮了實質作用，蘇聯給赴朝參戰的中國人民志願軍提供了大量的武器裝備，從飛機、坦克、大炮、槍支彈藥、車輛、後勤支援無所不包，使志願軍鳥槍換炮，裝備迅速更新換代，達到了現代化的水準，能夠在朝鮮戰場上與美軍抗衡。但是好景不長，中蘇兩國的蜜月期非常短暫，從1953年斯大林去世後兩國關係就發生了變化，到1956年蘇共二十大以後，蘇共與中共兩黨之間出現了巨大的分歧與裂痕，領導人之間爭吵摩擦不斷，中共羽翼未豐，就開始挑戰蘇聯作為共產陣營的宗主國地位，兩黨的意識形態之爭必然影響到國家關係，從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蘇聯就停止了對中國的援助，撤走了專家。期間中共又經歷了大飢荒，餓死了數千萬人，中共又把大飢荒歸咎於蘇聯卡脖子，兩國關係降到冰點。
2、破裂期
中蘇關係正式破裂是從1963年至1964年中共中央發表的九評蘇共中央公開信的系列評論開始的，在這一系列評論中，中共很坦率的承認，中蘇交惡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與蘇共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原則分歧是從7年前蘇共二十大開始的，中共大張撻伐，指責蘇共二十大對斯大林的批判是「醜化了無產階級專政，醜化了射穢主義制度，醜化了偉大的蘇聯共產黨，醜化了偉大的蘇聯，也醜化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說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捏造了大量的謊言，使用了惡毒的煽動性的語句，攻擊斯大林是「迫害狂」，「嚴酷的專橫」，「走上了大規模迫害的道路，走上了恐怖的道路」，說「全盤否定斯大林，實質上就是否定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否定斯大林捍衛和發展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批判蘇共中央全盤否定斯大林和通過所謂「議會道路」和平過渡到射穢主義這兩個問題，是極其重大的原則錯誤，背棄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是現代修正主義。
不管中蘇兩黨在意識形態怎麼爭吵，客觀的分析，中蘇交惡的原因主要有三點，一是中共對蘇共對斯大林的清算不滿；而是中共認為蘇共提出的通過「議會道路」和平過渡行不通，只有暴力革命才能奪取政權；第三就是毛澤東對蘇共中央特別是赫魯曉夫的個人羞辱，中蘇關係破裂，毛澤東應負主要責任。
毛澤東對蘇共否定斯大林不滿，並不是因為他對斯大林有多麼尊重，相反，毛澤東在與斯大林打交道時很壓抑，斯大林居高臨下，總是擺出一副老大哥的姿態發號施令，而中共只能扮演小夥伴的角色被動接受，只能大老遠去莫斯科拜訪斯大林，這使毛澤東感覺很委屈不平等。毛澤東為斯大林打抱不平的原因是他認為蘇共對斯大林的批判是一種以下犯上，是一種變相政變，是刨祖墳的大逆不道。特別是毛澤東和斯大林一樣的大搞個人崇拜，大搞政治清洗，犯有同樣的罪行，他深怕斯大林的今天就是他的明天，所以他要防微杜漸，維護斯大林就是維護他自己，因此而對蘇共的內政橫加指責、粗暴干涉。
第二件事就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方向運動，蘇聯和東歐共產主義國家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都是飽受戰爭創傷，大傷元氣，不願意再打仗，希望與美國等西方勢力和平共處，通過「議會道路」和平演變掌握政權過渡到射穢主義。而好戰又一心想當國際共運老大的毛澤東則認為暴力革命武裝鬥爭才是最徹底的革命最正確的道路，槍桿子裡面出政權才是真理。1957年毛澤東出席了在莫斯科召開的共產黨和工人黨國際會議，在會上毛澤東大肆鼓吹戰爭，說什麼「大不了就是核戰爭，核戰爭有什麼了不起，全世界27億人，死一半還剩一半，中國6億人，死一半還剩3億，我怕誰去」。對於毛澤東來說，生命只是一個數字，為了達到邪惡的目的，人類死絕了也不在乎。他那毫無人性的話，其他國家的共產黨黨魁也受不了，捷克斯洛伐克總書記拿著咖啡直哆嗦。毛澤東以為他登高一呼會應者如雲，結果卻是鴉雀無聲，大家都被他的瘋狂言論所嚇倒，沒有人響應。在九評蘇共中，還指責蘇共領導人不顧一九五七年宣言關於美帝國主義是全世界人民的敵人的共同結論，熱衷於追求同美帝國主義的合作，蘇聯與美國搞好關係是投降主義，批評蘇美兩國領導人戴維營會談後，赫魯曉夫把艾森豪威爾捧上了天，把帝國主義侵略者美化成維護和平的力量了。
第三件事就是毛澤東與赫魯曉夫之間的意氣之爭。斯大林死後，毛澤東就認為，他才是國際共運當之無愧的領袖，開始盛氣凌人，當仁不讓要指引國際共運的方向。相反，赫魯曉夫對毛澤東很尊重。1953年，赫魯曉夫主動來中國訪問，排除異議給中國帶去了大量援助，對毛澤東的要求幾乎有求必應，這是蘇聯第一次在對華關係上表現出平等姿態，使毛澤東感受到了與蘇聯交往中前所未有的平等氣氛，這使毛澤東很受用。但是蘇共二十大後，這種友好融洽就不存在了。1958年，蘇聯與中國商議設聯合潛艇艦隊和建長波電臺之事，毛澤東出難題，要赫魯曉夫親自來談。赫魯曉夫應邀而來，結果飽受羞辱。最典型的是游泳池事件，1958年8月1日，毛澤東通知赫魯曉夫，要與蘇聯代表團舉行會談。赫魯曉夫帶著隨員，西裝革履的去了，結果被帶到了中南海游泳池，毛澤東穿條褲頭，披了件睡衣，躺在游泳池邊的椅子上與站著的赫魯曉夫談話。沒談幾句毛澤東就邀請赫魯曉夫下水游泳,「涼快涼快！」赫魯曉夫不會游泳，被逼無奈，只得除衣下水，在水中狗刨掙扎，狼狽不堪，而毛澤東則哈哈大笑。還有一種說法赫魯曉夫是被毛澤警衛拋下水的，總之受盡羞辱。蘇聯是強國，如何受到了這種侮辱？這件事激怒了赫魯曉夫和蘇共中央。赫魯曉夫回去後，就立馬停止對華援助，撤退專家，兩國關係降到冰點。毛澤東對赫魯曉夫恨之入骨，認為中蘇交惡，一切都是因他而起，搞掉了赫魯曉夫，中蘇關係或許可以挽回，所以在九評蘇共的後兩評，集中炮火很批赫魯曉夫，幻想通過對赫魯曉夫的大批判分化蘇共，聯合蘇共的其他勢力和兄弟黨把赫魯曉夫搞下去，換馬後再修補中蘇關係。殊不知蘇共二十大報告是蘇共中央的集體決議，蘇共中央其他領導人對毛澤東更反感，認為他才是問題的根源，解決了毛澤東，中蘇關係才有希望，相比之下赫魯曉夫對毛澤東態度其實更溫和。九評發表完不久赫魯曉夫就被趕下臺了，可換了勃烈日涅夫對中共更強硬。多虧中蘇交惡，國際共運陷入低谷，世界才得以保存，否則後果不堪設想。在1969年珍寶島事件之前，兩國之間只是意識形態的爭吵，隔空罵戰。而珍寶島事件後，兩國就開始了軍事對抗。
3、軍事對峙期
1969年3月2日至1969年3月17日，中蘇兩軍在珍寶島地區發生激烈衝突，多次發生交火，蘇軍死傷230餘人，毀傷9輛坦克裝甲車，中國邊防軍傷亡92人。這是中蘇兩國首次發生武裝衝突，蘇聯方面反應十分強烈，提出強烈抗議，召開記者會，發動大規模遊行，軍方強硬派主張「一勞永逸地消除中國威脅」。準備動用在遠東地區的中程彈道導彈，攜帶當量幾百萬噸級的核彈頭，對中國的軍事政治等重要目標實施「外科手術式核打擊」。1969年8月20日，蘇共駐美國大使多勃雷寧奉命緊急約見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向他通報蘇聯聯準備對中國實施核打擊的意圖，並徵求美方意見。蘇聯通報美國的目的是，如果蘇聯對中共動手，希望美國不要干預。美國認為，一旦蘇聯開啟核戰，打開這個潘多拉盒子，不但會打破戰略平衡，而且會危及世界安全。於是美國一方面向蘇聯提出反對，只要美國反對，蘇聯就不敢輕易動用核武器；再有就是通過報紙將這個消息捅出去，用這種方式通知中國。
1969年8月28日，《華盛頓明星報》在醒目位置發表一則報導《蘇聯欲對中國做外科手術式核打擊》。其中寫道：「據可靠消息，蘇聯欲動用中程導彈，攜帶幾百萬噸當量的核彈頭，對中國的重要軍事基地——酒泉、西昌發射基地、羅布泊核試驗基地，以及北京、長春、鞍山等重要工業城市進行外科手術式的核打擊。」這則爆炸性的消息一出，立即引發在國際上強烈反響。蘇共中央總書記勃列日涅夫暴跳如雷，暫時放棄了對中國核打擊的念頭。1968年9月蘇共中央又計畫派遠程轟炸機攜帶核彈轟炸中國新疆羅布泊基地，徹底摧毀中共核工業，又被美國制止，美國兩次拯救了中國。而中國也開展「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的全國性戰備運動，全國動員很快進入臨戰態勢，許多企業轉向軍工生產，大批工廠被轉移到西南西北三線地區，北京乃至全國大城市都大規模開挖地下人防工程。此時，蘇聯已經從盟友變成了中共頭號敵人，蘇聯啟動了亞洲安全體系，調集重兵開赴遠東，在中蘇邊境陳兵百萬，對中共構成了實實在在的威脅。而中國也大規模戰略佈防，雙方劍拔弩張、重兵雲集，在中蘇長達一萬公里的邊境線武裝對峙近20年。這種軍事對峙在文革結束後有所緩和，但1979年中國入侵越南，中蘇關係又趨緊張。越南與蘇聯簽有軍事同盟的安保條約，負有出兵援助的義務，蘇聯從歐洲快速調動了20多萬精銳機動部隊開赴遠東，舉行大規模軍演，給中國施壓，迫使中國從越南撤軍。
4、緩和期
戈爾巴喬夫上臺後，摒棄了冷戰戰略，提出了「新思維」，主張全人類的利益高於階級利益，世界各國應該和平共處，要避免毀滅性的戰爭，要建設「人道的民主的射穢主義」。在軍事上也開始收縮，積極倡導「核裁軍」，並從阿富汗撤軍，中蘇邊境的緊張關係也大為緩和。1986年，戈爾巴喬夫海參崴講話，釋放了對華改善關係的善意；1989年戈爾巴喬夫訪華中做出了「蘇聯從中蘇邊境撤軍、從中蒙邊境撤軍、越南從柬埔寨撤軍」的三大承諾，清除了影響中蘇關係的三大障礙；鄧小平也做出了「結束過去，開創未來」的表態，兩國發表聲明宣布實現關係正常化，籠罩在兩國之間的戰爭陰雲徹底散去。
雖然戈爾巴喬夫對改善中蘇關係做出了積極貢獻，但中共對戈爾巴喬夫並不認可，認為他的「新思維」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體現，正是他的「新思維」導致了蘇聯解體和國際共產運動的崩潰，認為他是混在黨內的階級異己份子，是共產革命的叛徒和國際共產運動的罪人。八九六四後，中共在黨內對戈爾巴喬夫開展了大批判，防止黨內出現「戈爾巴喬夫」這類人物，防止和平演變和顏色革命就成為中共黨內的共識和首要任務。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後，國際共產陣營崩潰，這使中共形單影隻、驚恐萬狀、倍感孤立。淡化意識形態的分歧，開展務實外交也就成為中共的生存之道。面對蘇聯解體後新生的俄羅斯，中共的感情非常複雜，既有對往昔歲月的眷念，又有兔死狐悲唇亡齒寒的哀嘆，還有打斷骨頭連著筋難以割捨的淵源。面對劇變中的俄羅斯，中共深感茫然，怎麼也高興不起來。只能保持一個不冷不熱的正常外交關係，以靜制動，以不變應萬變，等待時局的變化。在葉利欽執政的後期，雙邊關係有所發展，加強了經貿合作。1996年，葉利欽訪華時，將雙邊關係從「友好國家關係」提升到「平等信任的、面向21世紀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1997年，兩國總理第二次會晤時還簽訂了《中俄兩國政府首腦定期會晤機制及其組織原則的協定》，正式確立了兩國總理定期會晤機制。
5、結盟期
到了普京時代，兩國關係取得了實質性進展，政治、經濟、軍事、科技、文化等各個領域的合作逐漸加深，形成了政治上的盟友。普京執政20多年裡，中俄高層互訪頻繁，普京曾10次訪華；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三代黨魁也多次訪俄，僅習近平出任總書記後就38次會晤普京。2001年7月，江澤民和普京在莫斯科簽訂了《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在這個條約中，江澤民出賣國家主權，承認了歷史上被沙俄侵略的300多萬平方公里的領土，來換取中俄之間的政治結盟和與普京的個人友誼；2014年5月20日在上海，習近平和普京發表聲明，將兩國關係從「平等信任的、面向21世紀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提升為「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進一步鞏固了中俄的政治結盟；2019年6月5日，為紀念中俄建交70年，習近平與普京在莫斯科再次發表聯合聲明，將兩國關係提升為「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聲稱兩國「政治互信不斷深化，務實合作成果豐碩，人文交流蓬勃開展，國際協作密切有效」，要「攜手構建新型國際關係和人類命運共同體」；2022年2月4日在北京，兩國又發表聯合聲明，聲稱「中俄新型國家間關係超越冷戰時期的軍事政治同盟關係模式。兩國友好沒有止境，合作沒有禁區。」在普京當政期間，兩國之間還開展了23次兩國總理定期會晤，簽署了數以百計的交流合作協議、文件、備忘錄、議定書，發表了20多次兩國總理定期會晤聯合聲明。
中共從普京個人保存黨證、立法保留蘇聯國歌曲調、保留蘇聯時代的雕塑等標誌性建築物等舉措以及與俄共等左翼政黨的既競爭又合作的良好關係看到了普京身上的紅色基因，從普京的個人專制統治看到了前蘇聯的影子，從普京堅定不移的反美傾向看到了合作的廣闊前景，認為普京是一個可以信賴可以合作的夥伴。中共深刻總結了歷史經驗教訓，認為中蘇交惡導致國際共產陣營的分裂是國際共產運動失敗的主要原因。雙方合則勝，分則弱、鬥則敗。在兩國交惡期間，蘇聯在中蘇邊境陳兵百萬，每年軍費開支就高達兩千多億盧布，按當時匯率是3000多億美元，這使蘇聯經濟上不堪重負，蘇聯解體與這有直接關係。中共把維持與俄羅斯的政治結盟看著是外交方針的重中之重，認為中俄關係是維護世界和平穩定的一塊壓艙石，只有中俄兩國友好互信合作，「肩並肩、背靠背」，互成掎角、互為拱衛，無論國際政治風雲如何變幻，再大的風浪也不怕。而普京也有同樣的認識，中俄作為戰略處境高度相近、戰略理念高度相通的世界大國，雙方一拍即合。對中俄合作的成果，雙方都非常滿意。普京稱：「當前俄中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達到歷史最好水平，成為國家間關係的典範」，而習近平則說中俄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成為互信程度最高、協作水平最高、戰略價值最高的一對大國關係」。
二、中俄的準軍事聯盟關係
鮮為人知的是，中俄兩國在軍事領域的合作非常深入，事實上早就結成了準軍事聯盟關係。中俄兩國在軍事領域的合作主要有以下5個方面。
1、軍事技術領域
中國的武器裝備一直很落後，中國的國防工業是在蘇聯的援助下建立起來的，蘇聯援建項目搭起了中國軍工企業的骨架，共軍的裝備一直屬於蘇制武器系統。後來中蘇關係惡化，中國的軍工企業得不到蘇聯的技術支持，無法升級換代，自主研發能力也不足，只能通過仿製一些武器改善裝備。由於西方的封鎖，中共也得不到西方的先進武器。九十年代中俄關係改善後，中國開始從俄羅斯引進先進武器。那時候蘇聯解體後，社會處於轉型期，俄羅斯經濟很困難，也需要軍火貿易增加外匯收入。到了普京時代，兩國軍貿更是節節攀升，俄羅斯為中共出售了很多大型裝備，使共軍的裝備水平有了質的飛躍，加快了共軍的現代化進程。俄羅斯對華軍售，不但量大，而且覆蓋面廣，涵蓋了陸海空三軍，還轉讓了大量先進技術。對華軍售總額高達數百億美元，是中國第一武器進口大國。俄羅斯為中共提供的裝備主要有：
T－72坦克、BTP－裝甲輸送車、BM－21多管火箭炮、C－300防空導彈、S－400型地對空導彈、現代級驅逐艦、基洛級潛艇、蘇－27以及生產線、蘇－30戰鬥機、蘇－35戰鬥機及引擎、運輸機、直升機、火控雷達等。這些裝備，都是共軍所謂「殺手鐧」建設的核心武器，是共軍炫耀武力威懾台海的資本。軍工領域的合作，也拉動了兩國政治關係的發展，促進了兩國軍方的交流。共軍首腦頻繁訪問俄羅斯，中國駐俄使館還設立了專門的軍技合作代表機構，為兩軍合作牽線搭橋。
2、邊境軍事安全領域
1996年，中國與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四國在上海召開了「五國兩方會議」，達成了《關於在邊境地區加強軍事領域信任的協定》，形成了「上海五國」機制。1997年「上海五國」在莫斯科正式簽訂了《關於在邊境地區相互裁減軍事力量的協定》，約定五國同時裁剪佈署在邊境線的軍隊，兩側100公里縱深不設防，原中蘇漫長的邊境線，由軍事對抗的前沿變成了合作交流的紐帶。邊境撤軍是中俄兩國友好關係的表示，也是兩國政治互信、軍事互信的體現，「上海五國」機制後來發展成為「上海合作組織」，這也為中俄兩國政治結盟、軍事結盟打下了基礎，使歐亞大陸成為中俄軸心的戰略縱深的構想更為清晰。
3、軍事教育領域
蘇聯解體後，俄軍經過多年改革，目前只保留了56所軍事院校——10所軍事學院，9所軍事大學，37所軍事專科學院。其中，總參軍事學院是俄軍最高學府相當於中國的國防大學。目前，俄軍高層十分重視軍事院校的教學訓練，最先進的武器裝備一旦配發到部隊，軍校馬上就會得到一件成品或模型用於教學訓練。此外，俄軍校集中了軍隊70%的科研力量，一半以上的教員都是高級專家，其中有不少將軍教員以及昔日的軍隊高層領導。
中國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中葉就開始派遣軍官去俄羅斯軍校進修培訓，後來，隨著中俄兩國關係越來越密切，這種軍事教育的交流合作就已經制度化了。中國每年都要選派200多名少壯派軍官去俄羅斯學習，這些軍官都是共軍軍中翹楚，以團級為主，也有少量師級及營級軍官，大部分軍官是軍隊中層領導和高級參謀人員，也有一些軍校和科研單位的專家學者，年齡多在35～45歲之間，要求政治合格、文化水平高、身體健康形象好、表現優異，分為高級培訓和中級培訓兩種。中央軍委還在駐俄使館武官處增設了「軍事留學生管理組」，統一負責留學軍官的組織管理以及服務保障協調工作。
高級培訓主要由俄總參軍事學院承擔，每年培訓中國軍官20人左右。1996年7月，該校開設了第一個中國軍事留學生高級研修班，當時學制為1年，每期12人；2000年後，學制縮短為5個月，一年兩期，每期7～10人不等。參加高級研修班的均為師職軍官，主要進修戰略和戰役層次的課程，由中方配備翻譯，學員只需掌握基本的俄語對話能力即可。與此同時，作為軍事教育交流的一部分，俄軍也選派部分高中級軍官赴中國國防大學進修。
中級培訓由俄軍合成軍事學院、加加林空軍學院等各軍種最高學府，以及後勤運輸學院等負責，每年1期，每期總人數大約200人左右，學制2～3年，培訓對象主要是團職軍官，少量營級軍官。選派的軍官，出國前都要經過語言培訓。
俄方負責培訓中國軍官的主管部門是國防部國際軍事合作總局。該局根據中俄雙方達成的協議和商定的計畫，負責向各院校下達培訓任務和教學計畫等指令，俄軍校接受培訓任務後，一般都將中國軍官單獨編班，所授課程基本上與俄軍相同。在管理上，俄軍校完全讓中國軍官自行管理，俄方只提供公寓（配備廚房和餐具），衣食住行全部自理。俄軍教官對受訓軍官要求非常嚴格，進行魔鬼式訓練，每天早上6時起床，到晚上10時才就寢，除用餐時間外，幾乎整天都在進行滿負荷的訓練。
中國軍人赴俄羅斯受訓，除了軍校留學外，還有一種方式是武器裝備操作培訓。中國從俄羅斯引進了C—300、S－400型防空導彈，蘇—27和蘇—30、蘇—35戰機，「基洛」級常規潛艇及「現代」級導彈驅逐艦等一大批新型主戰裝備，為此共軍也選派了一大批官兵赴俄接受操作培訓。
2002年6月俄國防部長伊萬諾夫訪華時透露，從上世紀90年代初到2002年，俄軍已培訓了2000多名中國軍人。現在又過去了20年，中俄兩國的軍事合作有增無減，到俄羅斯受訓的中國軍官總人數，保守一點估計六七千人，往高一點估計甚至可能超過萬人，規模相當龐大。絕大多數軍官都是天然的親俄派，選派的軍官都是中國軍隊的後備人才，選派留學就已經踏上了晉升的快車道，回國後都受到了提撥重用，共軍現役部隊中高級軍官，軍師兩級級主官，有過俄國受訓經歷佔有相當大的比例，2019年國慶閱兵，89位將軍領隊中，至少有一半曾留學俄羅斯。
中國的國防軍事教育體系已經非常發達，軍校眾多，為什麼還要派那麼多軍官去俄羅斯受訓呢？這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是學習俄軍的先進理念、戰略戰術、以及俄軍建軍的成功經驗，中國的軍事教育本來就是師承前蘇聯，現在的學習也是為了繼承和發揚。二是為了培養新型高素質軍事人才，俄軍校一直把以美國為首的北約作為主要作戰對手，俄軍的機械化裝備水平與美國不相上下，對機械化戰爭和大縱深作戰理論等的研究相當成熟，學習借鑒這些經驗，有利於未來的對美作戰。三是為了增加兩軍的交流合作，促進兩軍的互信瞭解，培養軍官之間的個人情誼。最根本的目的還是為了兩軍最終的軍事結盟打基礎、儲備人才，增強兩軍的協同作戰協同指揮的能力。
4、聯合軍事演習領域
兩國軍演始於2005年，由中國軍方首先向俄國軍方提出建議，得到了普京的積極響應，俄方明確提出希望搞成大規模戰略性聯合軍演，甚至表示可以派出戰略核潛艇及航空母艦參演。當時媒體報導，聯合軍演是兩國領導人為深化兩國兩軍關係大局出發作出的戰略性決策。「和平使命－2005」中俄首次聯合軍事演習是2005年8月18日至25日在俄羅斯海參崴和中國山東半島及附近海域舉行的演習。中俄雙方派出陸、海、空軍和空降兵、海軍陸戰隊以及保障部（分）隊近萬人參加演習。首次軍演成功後，經中俄磋商，為加強兩軍的交流與合作，應付國際局勢的變化，維護地區安全，兩國軍演應制度化、常態化，約定每兩年舉行一次「和平使命」聯合軍演。後「和平使命」軍演邀請上合組織成員國參加，使「和平使命」系列軍演發展成為上合組織框架下的國際軍演。2007年8月10日，上合組織全部成員國參加了在俄羅斯車里雅賓斯克舉行的「和平使命」—2007聯合軍演，中俄首腦胡錦濤、普京與其他上合組織成員國元首到現場觀摩，實戰部分向全球實況轉播。從2005年到2021年，「和平使命」系列軍演已經舉行了8次。經過多年發展，演習地域也從兩國的「家門口」逐步擴展至日本海、南海、波羅的海、地中海，從俄西伯利亞大草原擴展至中國內蒙古訓練基地，演訓領域由陸空、陸海空擴展至信息安全、聯合反導、網路安全等新興領域，演習級別則從戰役戰術演習提升至戰略演習。
2012年4月，中俄兩國海軍艦艇編隊在青島海域舉行了首次「海上聯合」軍演。現中俄「海上聯合」系列軍事演習自2012年首次舉行以來已形成常態化機制，2012～2017共進行了6次，演習地點從俄羅斯周邊的地中海、波羅的海海域到中俄周邊的日本海海域，再到中國周邊的黃海、東海、南海海域，每次演習都有數十艘艦艇參加。
此外，2009年9月，中俄艦艇編隊還在亞丁灣西部海域舉行了「和平藍盾－2009」的聯合軍演。2016年4月，兩國國防部還進行了反導系統的首長司令部計算機模擬演習，連線雙方的導彈指揮系統形成一個共同的防空網，央視稱該演習是為了反制美國四處部屬的反導系統。
為了加強兩國陸軍的合作，協調兩國陸空一體化大兵團大縱深作戰能力，自2018年，兩國還舉行了多場以陸軍為主空軍為輔的大規模戰略軍演，演習編號為東方－2018、中部－2019、高加索－2020、西部聯合－2021。演習地點從俄羅斯西伯利亞、高加索、到中亞的塔吉克斯坦、吉爾吉斯坦等國再到中國的西部地區。
最值得一提的是2021年「西部聯合－2021」聯合軍演，該次演習2021年8月9日～13日在陸軍青銅峽合同戰術訓練基地舉行，參演兵力、投入裝備、演習規模都創造了歷年軍演之最。中俄雙方共派出兵力1萬餘人，投入多型飛機、火炮和裝甲裝備，而且首次實行混合編組、合帳籌劃、同臺合練。本次演習的實兵行動中，共軍最新裝備使用佔比達81.6%，殲20首次亮相，無人機大量使用，預警機、干擾機、殲擊機、殲轟機成體系運用；直升機大機群密集編組、超低空隱蔽突防、多波次接力突擊，近距離支援掩護；新型裝甲裝備高速衝擊、超越攻擊，全程行進間射擊；察打一體無人機、蜂群攻擊無人機、偵察監視無人機組合運用。這次演習中，指揮所開通十餘種通信手段，採取多種組網模式，構建起從指揮所直達特種單兵、陸航直升機、空軍飛機的指揮通聯鏈路，實現態勢信息實時共享，指令數據互聯互通。這次軍演，俄方還首次使用中方提供的裝甲突擊車、步兵戰車等主戰裝備參演。
從以上資料可以看出，兩國軍演之頻、規模之大、合作之深，都世所罕見，已達到軍事同盟國的水準，俄軍高級將領講，就是以前的華約內部軍演也沒有達到如此烈度。就是北約組織之間、美國與其盟國之間，在軍演上也沒有達到這種強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