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的丹麥一年(圖)
丹麥哥本哈根（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看中國2022年4月5日訊】如果你是抱著的揪鬥「境外勢力」的心態點進來，或者將我接下來的文章解讀成對西方模式的吹捧，否定國內的抗疫政策，可以就停在這裡，這篇文章的讀者大概並不是你。
我在2020年夏天落地哥本哈根，剛好是斯堪的納維亞短暫夏天的尾巴。彼時，丹麥針對第一波疫情的lockdown已經結束。夏季的疫情比較平穩，所以我到達的時間幾乎沒有任何限制，除了入境時提供的48小時陰性核酸證明，也就很幸運地為即將到來的漫長冬夜攢了一波維生素E。
到達丹麥的頭幾天裡就被告知班上出現了第一例陽性。她居家隔離了一週自癒後，就拿著陰性核酸檢測結果出現在教室裡。
這種看似散漫的日子大概也就持續了兩個月左右。新一輪的1ockdown從11月6號開始，一方面是病毒的季節性因素，另一方面是聖誕節即將來臨，流動會引起病例激增。這一輪lockdown持續了近半年，一直到第二年的四月。這聽起來似乎很恐怖，但丹麥的lockdown更像是將生活精簡到生存層面，關閉了非必要的文化娛樂商業設施，限制了社交活動，但所有的必要設施，比如超市、藥房和醫院……都沒有受到影響，活動也不會受到限制，所以生活會有不便，也的確比較無聊，但並不至於影響基本生活。與此同時，針對疫情受到影響的個人和企業，政府出臺了各種補貼，甚至新冠患者的病假補貼都由政府在承擔。
2020年底開發了丹麥政府開發了一款叫smitte|stop的軟體，用安卓、蘋果的內置追蹤系統追蹤和匿名通知密接，主要用來切段傳播鏈。基本原理大致是，兩個手機近距離接觸時會通過藍牙交換編碼。當有人報告陽性時，手機會彈窗匿名通知近期密切接觸過的人，這樣密接可以自己去測試點測試。這樣做的結果是，你知道自己是陽性密接，但不會知道在哪裡接觸了誰，很好地平衡了效率、安全和個人隱私。
丹麥的防疫中，通過應用科技以更安全和順暢的流程為為公民提供便利和有秩序的生活的例子比比皆是。核酸檢測、疫苗接種都有獨立的註冊系統，用戶可以自主選擇時間和檢測點，之後規定時間時地點出現按指示就能很順暢地走完流程，檢測結果和接種記錄都會直接在系統裡更新。這些系統又和歐盟通用的新冠護照打通，陰性檢測結果、疫苗接種記錄、患病記錄（陽性患者會獲得大概六個月的免疫）都會直接同步，用來出入所有需要證明的場所。再多說一句，這些檢測點主要靠志願者維持秩序，但這裡的志願者並不是無償提供志願服務的意思，即使志願者也有酬勞。
班上的第二例確診出現在聖誕節前幾天。這位同學在準備去男友外婆家過聖誕前做了PCR，結果呈現陽性。她幾乎沒有症狀，靠著同學和朋友的投餵，自我隔離了一週自癒了，只是比較慘的是聖誕節和新年這個兩個特殊的日子，她錯過了我們的聖誕和新年慶祝。
丹麥政府在冬季採取嚴格的lockdown、限制流動，一個非常重要的考量是新冠對有基礎病的老年人的影響。在解決薄弱群體免疫力問題的疫苗出現前，這幾乎是壓平曲線，保護老年群體，最大程度減少死亡人數的唯一做法。與此並行的一個措施就是大規模測試，尤其是和免疫力低下的群體接觸前，我知道的身邊朋友去看父母和祖父母前，都會先去做好核酸檢測，以確保萬無一失。這次高峰期間，丹麥每週有大概400萬次測試（基本是總人口的75%）。
在lockdown期間，丹麥政府已經開始制定接種計畫。疫苗是按年齡進行分組，分批次接種，老年人和兒童是優先接種群體，最後是自身免疫力強的青壯年。這樣即使放開，感染率上去，也可以極大地降低重症和死亡率。基本上50歲以上的人群完成接種後，丹麥才開始逐步放開。丹麥是接種比例最高的國家之一：5歲以上的人群中，83.4%的人至少接種了一劑，81.5%的人接種兩劑，62.2%的人接種過加強針。而55歲以上人群中，98%都已經打過加強針。
今年2月1日起，丹麥取消了幾乎所有的針對新冠的措施和禁令。在這之前，丹麥政府一直在根據數據靈活地調整防控措施的鬆緊，做了近一年的鋪墊。並非像很多人想像的那樣，躺平就是擺爛、放任疫情氾濫，「躺平」更多關於公權力的手伸得有多長，要在多大程度上干預私人生活。在丹麥的例子，政府主導搭起了政策和執行層面的框架，但整個防疫系統運行同時依靠普通人的自主參與，高度的遵守和支持。
這可能聽起來反直覺，但我的觀察是，丹麥人是我見過最守規矩的人。他們會認為大規模檢測和新冠護照是相互保護的工具，遵守各種限制和禁令是自己的道德義務，但這種對政策的高度服從並沒有演變成相互的羞辱和譴責，像美國正在發生的那樣。丹麥最大的新冠行為研究項目（The HOPE Project）研究了包括在丹麥在內的8個民主國家應對新冠的策略。經過對40萬人的調查，研究結果顯示丹麥人對公衛系統的高度和穩定的信任是丹麥高疫苗接種率和成功實施關鍵政策，如大規模測試和新冠護照，的關鍵。超過90%的丹麥人信任國家的公衛系統。2021年秋天，超過80%符合條件的人口願意接種經批准的疫苗，而在美國，這一比例還不到50%。丹麥人相信官方有能力做出負責任的決定來應對，與此同時，官方也相信普通人會負責任地行事。這樣的良性互動讓限制措施更溫和，讓個人層面的犧牲有意義，同時降低了社會和個人的負擔。
2月初，丹麥宣布不再將新冠看作一種威脅社會的感染疾病後，在社交媒體上引起了巨大爭議。丹麥國立血清研究所（SSI）發布了關於常見問題的澄清，比如「新冠不再被認為是對社會的威脅，因為丹麥已經決定，患重病的人不是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這種透明的信息發布機制貫穿整個過程，包括疫情的實時變化、治療方案、疫苗的副作用、最新的研究結果。及時向公眾發布最新信息，讓公眾知悉自己所面對的風險能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普通人的恐懼，增強對政府的信任，形成合力，以儘可能低的成本解決這一公共衛生危機。丹麥人口約581.3萬，截止目前41.28%的人口感染過新冠，其中死亡人數5,723，死亡率0.2%。
討論防疫政策，很容易會陷入制度之爭，很多人以美國死了100萬為論據證明制度優越性。但西方並不只有美國一個國家，比爛對我們自身的改進毫無幫助。即便一定要討論美國，也需要注意一個問題，作為聯邦制國家，美國每個州在如何應對疫情的問題上有很大的自主權，所以比較時，除了要看整體數字，更要分別看每個州的表現，防疫牽扯到複雜的社會和政治問題，並不是簡單的數字。
洋洋灑灑說了這麼多丹麥，並不是要鼓吹所謂丹麥道路，也不認為中國可以複製，畢竟丹麥和中國在人口規模、經濟、社會福利等很多方面的差別不是一個量級。而且在目前這種仍然以「清零」為目標，對「共存」毫無準備的情況下，馬上完全放開會是一場災難。疫情並不是一份只有唯一標準答案的考卷，每個國家都應當根據自身國情因地制宜地制定策略，但有些基本的原則是有參考價值的，比如相信科學、信息透明、靈活人性化的應對措施，很多次生傷害，**在孕婦、老人、和嬰孩身上上演的人倫悲劇，並不是必須付出的代價，並不是真的只能這樣**，重要的是政策制定者在防疫的同時，有沒有動機做額外的努力維持正常生活的運轉，而且這兩者是有可能共存的。
當我們說我們要「顧全大局，犧牲小我」時，說的是接受防疫帶來的一些限制和不便，比如放棄不必要的社交、沒有文化娛樂場所可去、出入公共場所佩戴口罩……而不是在生而為人的基本權利上讓步。保證普通人有尊嚴體面的生活不是什麼高要求，而應當是制定政策的基本底線。我們要假設所有正在發生的都可能會降臨在每個人的頭上，而不是置身事外地將正在發生在老人、孩子、病人身上的慘劇看作為了集體的必要代價，這不過是另一種意義上的慷他人之慨。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