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抄家沒收的文物國寶 落入誰之手？(圖)
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一夥在北京市文物管理處大肆掠奪盜竊國家珍貴文物。（網絡圖片）
「首長接待室」內藏抄家的古書字畫、文物等稀世珍寶。這些「首長」定期、不定期地多次來到北京市文物管理處，搶掠侵吞大批的珍貴文物。
北京東城區府學衚衕36號，是一處豪華的四合院，由東西兩組院落組成。
這個大院在明代是明思宗田貴妃之父田琬的宅第。清康熙年間為靖逆侯張勇宅，道光、咸豐年間，志和購得此宅，原稱「天春園」，後易名「增舊園」。同治帝遺孀敬懿、榮惠二太妃曾在此居住，後被天主教神學院購得。1966年以前歸北京市東城區黨校所有。
1967年為北京市古書文物清理小組，後改為北京市文物管理處。1979年起，由北京市文物局使用。
1966年6月，在「文化大革命」運動「破四舊」過程中，北京市被抄家或被迫交出了一大批古書、玉器、瓷器、字畫等文物。
按照中央指示和黨的政策，1967年成立了「北京市古書文物清理小組」，負責清理北京市十八個區縣的「紅衛兵查抄戰果」，登記造冊後，將這些文物、古書大部分集中在府學衚衕36號院或孔廟保管，準備運動後期落實政策予以退還。
由於這裡集中了全市被抄家的古書、字畫、文物、珍玩，其中不乏稀世珍品和國寶級文物，進駐軍宣隊後，為了「全心全意地為無產階級司令部服務」，在軍宣隊領導下專門成立了「首長接待組」。
自那以後，陳伯達、康生、江青、姚文元、張春橋、吳法憲、葉群、溫玉成等，你來我往成了「文管處」的座上客。為了接待首長，還特意開闢、裝修了一處溫馨舒適的「首長接待室」，內藏抄家的古書字畫、文物等稀世珍寶。
這些「首長」定期、不定期地多次來到北京市文物管理處，搶掠侵吞大批的珍貴文物。一時間，府學衚衕36號院門前車水馬龍熱鬧非凡。最多的時候，「首長」坐的「吉斯」、「吉姆」、「三排坐大紅旗」等高級轎車一下來了九輛，從院子裡停到院外衚衕口。
而且每次「首長」來，交道口交通隊必定增哨加崗，路兩邊戒嚴。因此，當時「文管處」在寬街一帶小有名氣。
鄰里之間甚至傳言：別看外面掛著「北京市文物管理處」的牌子，裡邊是「文二辦」（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第二辦公室）。就連廚房的大師傅喻慶福臉上都增光，每次到寬街副食店買肉都不用排隊，大家用神秘羨慕的眼光看著這位從「文二辦」來的大師傅。
據不完全統計，「四人幫」一夥來「文管處」共計94次，掠走瓷器、玉器、筆墨紙硯、書畫、金錶等共計5738件，各種書籍、字畫47275件。
這些文物古書大多是價值極高的珍品。他們來了之後，毫不客氣，什麼都要，只要接待人員介紹，好的，老的，他們就打包帶走。
而且，江青不止一次地說：「我們這些首長都是無產階級出身……我們都沒錢……作風正派，我們不拿群眾一針一線，連喝杯水都要給錢的，你們吶，就象徵性地多少收點兒。」
於是「軍宣隊」領導就心領神會地象徵性收款。規定凡石章類：雞血石、田黃石，幾毛錢一塊；壽山石、青田石、芙蓉石等一毛錢一塊。此外比較珍貴的文物如：乾隆自用琺琅彩金懷錶1件，付款7元。
翡翠荷葉青蛙洗1件，付款1角。
乾隆自用和田三羊玉珮1件，付款1角。
明代吳天章款墨1錠，付款2分。
象牙桿狼毫筆1支，付款1分。
全套二十四史711冊一套，付款10元（配金絲楠木匣）。
宋拓道因碑1本，付款8元。
其中，林彪劫得北宋初《放牧圖》，蘇軾《松石圖》等珍貴文物；陳伯達劫得宋拓《道因碑》、《漢石經》等稀有文物。江青劫得《三保太監下西洋》等珍貴圖書文物。康生劫得宋拓《熹平石經》、黃庭堅草書《臘梅三詠》僅支付5元、《金瓶梅》等12080冊善本及大批珍貴圖書拓片、繪畫、書法和名貴的印章，另有各種石質的硯臺多達500方。
更有甚者，邱會作的兒子結婚，竟然到文物管理處要鋼琴。當時某領導打算把查抄鄧拓家的鋼琴給他（就在開會的禮堂放著）。邱會作老婆說：「太舊了，不要。」不知道誰出的餿主意說：「天主教南堂的鋼琴好，德國造的。」於是某領導真的去天主教南堂調撥那架鋼琴。無奈，天主教南堂屬於宗教局管轄，此事沒有辦成，才算罷了。
由於「首長」經常「光顧」文物管理處，保衛「首長」安全是件頭疼的大事。軍宣隊負責人常凱多次向有關部門請示，在院子圍牆上架電網、進駐部隊警衛，確保首長安全。上級領導部門遲遲沒有批准。在居民區院內怎麼能拉電網呢？
事也湊巧，1970年夏，晚飯後「天天讀」時間，大家都在自己的辦公室學習毛澤東著作。只有李新乾和袁增信二人在羽毛球院內「一幫一，一對紅」談心。其中不知道誰一抬頭，看見房上似乎有個人影「嗖」地一晃沒有了。這還了得！這是階級鬥爭新動向……特別是羽毛球院，緊鄰「首長接待室」。
二位立即到辦公室向軍宣隊報告：「發現房上有人。」軍宣隊領導立即趕赴現場，同時拉響了戰備鈴。鈴聲就是命令，大家紛紛從辦公室跑出來集合。只見常凱同志從前院跑步到後院和大家說：「同志們，有情況！根據李新乾、袁增信的反映，他們二人發現羽毛球院房上有人，今天誰也不准回家，各隊給我搜，大家分散活動，各自為政，抓不著階級敵人決不收兵！」
府學衚衕36號院子大，前後院好幾層。只見大家有搬梯子上房的，有在院裡犄角旮旯搜索的，折騰到凌晨一點多，什麼也沒找到，連個人影也沒看見。這時候常凱把李新乾、袁增信找來，問：「老李，你們倆到底看見啥了？」李新乾嚇得也不敢肯定了。說：「可能……可能是貓吧。」這時候常凱也火了，說：「你們那麼大的人了，連個貓和人都分不清，白活了！」
這時大家都在院子裡等著宣布解散呢。常凱轉過臉對大家說：「同志們！我們第一次戰鬥結束，但我們不能說是勝利，因為沒有逮到人。這樣吧，我看道遠的和女同志先回去吧。道近的全留下，繼續警戒，決不放走一個壞人。」
於是有我和郭仁、李偉、張寧、劉精義、喻震等幾個住在地安門東大街113號的男同志全部留下繼續巡邏。
為了吸取教訓，軍宣隊再次申請安裝電網和派武裝警衛。不久，經審批，有關部門派來某部隊一個班的警衛，白天持槍站崗，夜裡巡邏。36號院子四周也架起了高高的電網。
公安部門有規定，在市民住宅區內不許拉電網，而府學衚衕36號院情況特殊，經批准拉「假電網」（鐵絲網是真的，只是拉一根電線掛上幾個紅燈炮兒），到了夜裡電網上紅燈一亮，可謂壁壘森嚴。從此，更增加了36號院的神秘感。
警衛持槍站崗，可苦了廣大職工。只要「首長」一來，大門緊閉，然後在院裡戒嚴。所有職工只准進不准出，不准打電話，不准在接待室的院落走動。尤其是中午快下班的時候「首長」來了，誰也不能回家吃飯。等著「首長」走了方可解除禁令。
一般的「首長」來都好接待，只有江青來了不好伺候。首先接待室要求一年四季恆溫21度，夏季好辦可以安空調，冬天就難辦了。當時「文管處」沒有暖氣，各辦公室冬天都是自己生爐子。
而接待室不能生爐子，怎麼辦？於是經協商從隔壁的婦產醫院鍋爐房挖管道，把暖氣管接到「首長接待室」，而燒鍋爐我們另派自己人——劉景春負責。由於接待室離鍋爐房遠，要把室內溫度控制在恆溫21度談何容易。特別是江青來了，室內溫度高了、低了都不行。鍋爐怎麼燒？
如何通知劉景春？最後經研究用「聲控」辦法。在接待室和鍋爐房之間安一電鈴，以鈴聲為號：「二長一短」溫度高了，「二短一長」溫度低了。這邊聽著鈴聲燒鍋爐，溫度低了好辦，多加兩鏟子煤，把火燒旺，溫度自然上去了。溫度高了往下降，不好降。而且往往是室內溫度在25度～27度之間，江青來了。這時候接待室同志使勁按降溫的鈴聲。只見劉景春這邊忙得滿頭大汗，從鍋爐裡往外扒煤，封火，可讓溫度迅速降到21度，何其難也。
原來文物管理處的大門口有一個小緩坡，「首長」的汽車大而底盤低，汽車拖底時有發生。一天葉群來文管處，出門的時候汽車底盤拖底卡在緩坡上，出不去也進不來。這時候看傳達室的劉清源招呼幾個身強力壯的人，大家喊著號子連抬帶推，楞把汽車給推出去了。大家就這麼使勁抬車，葉群心安理得地坐在裡面也不下車。
於是大家自嘲地說：「過去見過抬轎子的，沒見過抬汽車的，今天長見識了，讓哥兒幾個嘗嘗抬汽車的滋味。」為了避免類似事件再次發生，由軍宣隊出面聯繫市政工程部門。由於「文管處」部門特殊，很快市政施工人員前來，將大門口的緩坡降為平地，並鋪上了瀝青。
此外，為了更好地服務於「無產階級司令部」，給「四人幫」一夥人提供方便，軍宣隊還特意在36號後院專門開闢一間小屋，讓金石篆刻家傅大卣先生給「四人幫」刻圖章，在硯石上刻銘。
江青曾在一方白壽山石上刻「制怒」二字，在一方虎皮青田上鐫刻「君向瀟湘我向秦」，在一方田黃章上刻「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制怒」二字，引自清代林則徐手書，告誡自己要控制自己內心怒氣，等待時機再求一逞。「君向瀟湘我向秦」是唐代詩人鄭谷《送別友人》七絕中的末一句，原意是離岐分手各自東西。「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這是唐朝李商隱題為《賈生》的七絕中後兩句，而江青引用此句作為「閒章」有其政治目的。康生、陳伯達請傅大卣先生刻的閒章中有「如臨深淵如履薄冰」、「進思盡忠思退補過」、「知無涯無涯無極」等等。從這些閒章中可以看出，江青等人預料自己所作所為的反黨罪行早晚會暴露。因此每天都小心翼翼，苟且偷生，「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感到自己末日就要降臨。
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一夥在北京市文物管理處大肆掠奪盜竊國家珍貴文物。康生雖然在閒章中刻有「大公無私」、「歸公」。事實是如此嗎？他們打著「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幌子，到處招搖撞騙。以大公無私為名，行貪得無厭之實。他們用畢「歸公」了嗎？沒有，而全都保存私囊據為己有了。
1980年，國家文物局曾在內部舉辦過一個「四人幫」等人盜竊國家文物展。從數量到質量，康生第一，陳伯達第二，江青第三，姚文元第四。所謂盜竊文物，大多直接從故宮調出，或從北京市文物管理處直接拿走，或廉價購買。
我在府學衚衕這個大院裡生活工作了十年，「文化大革命」風風雨雨的十年基本在這裡度過，經歷了各種形形色色的人和事，目睹了「四人幫」對文物的貪慾，大肆掠奪黨和人民財物，用仨瓜倆棗的錢將貴重的私人物品佔為己有。1979年成立了北京市文物工作隊，從府學衚衕36號院遷往北海北門，在這裡我重新規劃自己的人生，從一個普通文博工作者邁入了考古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