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劫難逃 文革五大學生領袖的下場(組圖)


1967年,蒯大富、韓愛晶、謝富治在人民大會堂主席臺上。

打倒「四人幫」之後,全國許多造反派頭頭作為「四人幫」的「餘黨、爪牙」也被抓了起來,作為北京的「五大學生領袖」,當然也在劫難逃。

與「四人幫」不同的是,「五大學生領袖」早在1970年抓「5・16」時即被隔離審查失去了人身自由(折算刑期)。1978年4月19日,他們被正式逮捕,1983年3月10日,同時被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判刑。


聶元梓

聶元梓,1921年出生於河南省滑縣。年輕的時候曾是個熱血青年女學生,投向延安,成長道路可謂一帆風順。文革開始時,聶無梓已經升任北大哲學系黨總支書記。聶元梓因為一張大字報,成為文革風雲人物。1969年11月,當選為中共第九屆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後來不久,聶元梓被發配到江西省鯉魚洲北大分校農場勞動。1971年初,聶元梓被隔離審查,限制行動自由。粉碎「四人幫」後,1978年4月19日,首次鋃鐺入獄。1983年3月16日,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等罪判處聶元梓有期徒刑17年,剝奪政治權力4年。聶元梓對判決不服,認為判決書指控的罪名嚴重不實,堅持認為自己有錯無罪,但上訴被駁回。之後,聶元梓等人被從公安局7處的看守所押送到延慶監獄服刑。有資料說她已在1994年死亡。


北師大譚厚蘭(以上皆為網絡圖片)

譚厚蘭,1937年出生在湖南省望城縣。1965年作為調幹生到北師政教系學習。她是文革期間砸爛曲阜孔廟的主要人物。1970年6月清查「5・16分子」運動開始,譚厚蘭被調回北師大隔離審查,交代問題,從此失去了自由。1975年8月審查結束,她被安排到北京維尼綸廠監督勞動。1978年4月,北京市公安局又以反革命罪正式逮捕譚厚蘭。1981年,譚厚蘭檢查出患有宮頸癌,被保外就醫。9月,又允許她回老家湘潭治病。1982年11月,她在北京婦產醫院走完了人生的最後路程,時年45歲,沒有結婚。1982年6月,北京市人民檢查分院做出了對譚厚蘭免於起訴的決定。主要原因可能是因為得病這件事情。有資料說,1983年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對譚厚蘭做出作「態度較好,罪行輕微,免於起訴」的結論。人都死了一年多了,說這些就顯得有些可笑滑稽。

北京地質學院王大賓,出生在四川省涼山。1961年考入北京地質學院探工專業。畢業前夕,王大賓狂熱地投入了那場席捲全國的「造反運動」,拋頭露面,拉起隊伍,很快被中央文革小組相中,成為當時的「五大學生領袖」之一。1971年,王大賓因「5・16」問題被押回北京地質學院隔離審查,並被開除了黨籍。1978年,他又以反革命罪被捕,一直關押在武漢第一看守所。1983年,王大賓獲釋出獄返回成都。現任都江堰市都信鑿岩釺具有限公司的總經理,同時他還兼任中國鋼協釺具協會常務理事,中國岩石破碎學會常務理事。

北航韓愛晶,出生在江蘇漣水縣,後考上北京航空學院。文革開始,他在去國防科委「請願」靜坐的28個晝夜,空前活躍而堅定,一躍成為名噪一時的北航「紅旗」戰鬥隊的「總勤務員」(即總司令的代名詞),成了顯赫一時的風雲人物。曾帶頭對彭老總逼供和毆打,先後7次將彭總打倒在地。使彭總前額被打破,左右兩側第五、十肋骨骨折,肺部受內傷。一個星期後,北航又召開了數萬人的「批鬥大會」,不顧彭總的嚴重傷病,會上對彭總搞「噴氣式」,會後又掛牌遊鬥,並再次毒打彭總,連陪鬥的張聞天頭部也被打成血腫。同時,他們在北航院內設立了名為「隔離室」的監獄18處,先後立案審查了465人,其中170人受到非法關押,造成20餘人非正常死亡。1979年,公安機關正式逮捕了韓愛晶。1983年6月,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依法判處他有期徒刑15年,剝奪政治權力3年。

清華蒯大富,1945年出生於江蘇鹽城。文革五大學生領袖之首。他的行為給毛澤東出臺「我的一張大字報」起了重要的催化作用。其次,他還要為「清華百日武鬥」負主要責任。1970年,清查「5・16分子」,蒯大富是重點清查對象。11月初,他被押回清華受審。73年被安排到北京石化總廠東風化工廠勞動。1978年4月19日,蒯大富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1983年3月,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被告人蒯大富徒刑17年,剝奪政治權利4年。

五個「文革」學生領袖的命運應該說毫無例外,當他們失去利用價值的時侯,必需隨時為任何時期、任何人物、任何事件做出犧牲,一而再、再而三。他們的命運不會引起人絲毫的憐憫,人的生命價值低下到這個程度,就是這個時代與這種體制的必然結果。害人如害己,此言不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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