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訪者如潮湧 我進京上訪的噩夢(組圖)

文革期間，對「黑五類」的批鬥會。（網絡圖片）

富有中國特色的「上訪」，其實早已有之，近半個世紀前我就是一名上訪者。我刻骨銘心地體會到，在一個有法可依的國度，不會有上訪者如潮湧的景觀；在一個欠缺法制的社會，上訪又有何用！

「黑五類」失學 

事情要從1964年說起。那年全國教育界雷厲風行貫徹「讓地主資產階級在文化上斷子絕孫」的政策，規定中小學畢業生是否能升學，不看成績和表現，只看「家庭出身」，比如報考大學的「政審」分為三檔：「出身好」的「可以錄取保密專業」；「出身不好不壞」的「可以錄取一般專業」，「出身不好」的「不宜錄取」。小學升初中，初中升高中以此類推。「不宜錄取」就是「不錄取」，中文的奧妙就在於一個字也可以忽悠。所謂「出身好」在「文革」中被定義為「紅五類」，「出身不好」為「黑五類」，出身「不好不壞」可據此推論為「不紅不黑」或「非紅非黑」類。「黑五類」字面上是指「地富反壞右」，實質上涵蓋一切與「階級鬥爭的弦」不合拍的人並株連九族。上述政策暗箱操作到1966年「文革」興起，大家都沒得上學為止。我1965年高中畢業，歪打正著，被「不宜錄取」。

我當時在重慶，重慶這兩屆「不宜錄取」的失學青年即「文革」前老知青，被集體安置到川北大巴山以人民公社為建制的社辦場戰天鬥地脫胎換骨。我和六十多名高初中應屆畢業生一道，在原始森林中砍樹、築路、建房、種地、燒炭，白手起家辦茶場。

「黑五類」不准進京

2010年，河南林縣恐嚇阻截民眾上訪的標語。

正當我們在「煉丹爐」中熬到兩手脫皮長繭、雙腿生瘡流膿、身上虱子成堆、腹中飢腸轆轆時，最高領袖一張「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宣告「與人鬥其樂無窮」的文化大革命開始了。知青似乎天生對「革命」充滿激情，哪怕偷越國境捨生忘死替人家打仗也心甘情願。我們的心也蠢蠢欲動，聽說北京有個專管知青事務的中央安置辦公室，就想去為命運攸關的出身問題討個說法。1966年9月，我和另一位女知青有幸被推選為上訪代表。

此舉在當時可謂大逆不道，我們沒做賊先心虛，不敢走大路，只能走小道穿密林，渴了喝土坑裡的水，餓了吃樹上的野果，徒步百多里後乘上公共汽車，一路上頭都不敢抬，怕遇見熟人。直到坐上從重慶到北京的火車，才找回正常人的感覺。哪知剛進河北地界，廣播裡就傳來刺耳的嚎叫：「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為了維護首都安全，黑五類及其狗崽子必須在前方車站下車，否則絕無好下場。」接著，只見七八個首都紅衛兵推搡著一個據說是「地主出身」的女乘客沿車廂批鬥示眾。她被剃了陰陽頭，脖子上吊著個翻亂的手提箱，臉色蒼白無助。我和同行知青見狀大驚：這車我們是下，還是不下？下吧，知青們交給的任務還沒完成，回去如何交代；不下吧，又怕步那位女乘客的後塵。說時遲那時快，列車馬上要進站，關鍵時刻，使命感佔了上風。我們決定潛伏在非狗崽子中，冒著被揪出來的危險繼續向首都挺進。多年後，聽到電影《紅高粱》裡唱：「妹妹你大膽地往前走啊，往前走，莫回頭……」我眼前立馬浮現出當年這一幕。

到了北京，豔陽當空，心中的陰霾一掃而光。在車上硬坐了兩天兩夜，沒睡個好覺，也沒吃頓好飯，找好住處，我們便去解決肚皮問題。殊不知剛踏進餐館，就聽見喇叭裡輪番播送首都紅衛兵的「勒令」：「紅五類坐著吃，黑五類站著吃；紅五類吃饅頭，黑五類吃窩窩頭……」我們進也不是，退也不是：進去「對號入座」吃窩窩頭倒不打緊，在大巴山有窩窩頭吃就不錯，可這就等於暴露了「身份」，隨時可能被趕出首都。再者，我們來北京就是想搞清楚出身屬於哪一類，此刻怎能決定是坐還是站，吃饅頭還是吃窩窩頭？最後是飢餓感逼迫我們「自欺欺人」地坐下來，用原本夠吃兩份窩窩頭的錢，買了一份饅頭分著吃，箇中滋味盡在酸甜苦辣澀之外。

上訪的噩夢

接連挨了兩悶棍，上訪結果已可預料，但後來的見聞仍遠超我們的想像：在中央安置辦的大門外，排著望不到頭的長龍，好不容易輪到我們上訪，接待人員只顧埋頭記錄，末了一個字的說法都沒給，就叫「下一個」。我們不甘心折騰數千里滿懷期待的上訪就這樣結束，便斗膽找到當時一位團中央副書記，又把我們的遭遇複述了一遍。他的態度很溫和，使我們感到一陣久違的自尊，但他的答覆卻令我們寒心：「我現在是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幫不了你們啊。」我們換位思考帶著對他的同情離去。

批鬥《義勇軍進行曲》歌詞作者田漢。（以上皆為網絡圖片）

院子裡正批鬥田漢，他和一位陪鬥者被反綁著手，站在懸空4米多高、面積約兩平方米的門檐上，胸前掛著黑牌，上面寫著：「打倒反動文人田漢」，名字上畫了個大紅叉，「革命」群眾的叫罵聲此起彼伏在空中震盪。田漢低著頭，五官和表情很模糊。後來我才知道，田漢和我祖父盧作孚是好友，抗戰中是盧作孚第一個把《義勇軍進行曲》灌成唱片，在民生公司的輪船上播放，鼓舞中華兒女「萬眾一心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祖父在天之靈如果得知我和田漢的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會面竟是在這樣的場合，情何以堪！

我們的上訪就在這樣的噩夢中匆匆收場。由此我刻骨銘心地體會到，在一個有法可依的國度，不會有上訪者如潮湧的景觀；在一個欠缺法制的社會，上訪又有何用！

四十年後，我們這些分布在全國各地被「斷絕文化教育」的「子孫」，撰寫出版了《無聲的群落》上、下兩部，共計兩百萬字，不僅為自己的出身正了名，也為民族的復興史填補了一個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