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明末歷史影響深遠的萬曆怠政(圖)


萬曆朝鮮之役,明朝戰勝。(網絡圖片)

提要:明朝萬曆三大征,明朝是勝了,但作為一個國家來講,他們敗得一塌糊塗。萬曆十四年後,皇帝出現嚴重怠政行為,長達30年時間不上朝。《明史》認為,經此一事,明王朝內政近於崩潰,走上滅亡之路。

看到萬曆朝鮮之役的時候,我想起一個廣為流傳的笑話:生,容易;活,容易;生活,不容易。

那時候的明朝,作為世界上鼎鼎有名的大國,表面上看起來還是不可侵犯,就算明代的百姓再怎麼妄自菲薄,談起自己的國家,那也是與有榮焉——甚至連統治者也不覺得明朝會亡,儘管他們已經知道朝廷有了困難,卻從不認為,那就是致命的危機。所以統治階級還是興致勃勃的準備「萬曆三大征」,所以「東林黨爭」如火如荼,所以盛世現出了敗相。

作為君主專制的民族來講,國家倒坍,與它的最高統治者有著直接的關係。作為一個團體來講,萬曆三大征,明朝是勝了,但作為一個國家來講,萬曆三大征,他們敗得一塌糊塗,甚至之後的明朝的那些敗招,那不過是為明朝敗亡「錦上添花」而已——當然,這裡不能排除,皇太極的所為,那也是清軍入關的重頭戲。

關於清軍入關,這裡撇過不提,我們單來看看明朝晚期有哪些敗招,導致了明朝亡國。

「夫家自毀,而後人毀之」,說明一個團隊的毀滅,總是從它的內部開始,一個國家就更是如此。試想一下,如果明朝一直是朱元璋這樣雄才大略之人坐鎮,那它存在的時間一定會更長,清軍想要入關,只怕就算是五個皇太極共同努力,也不見得能成行的。周朝的時候,實行分封制,結果後來分出了春秋的五大霸主,戰國七大豪強,那是因為周的體制已經不適應社會的發展,毀滅是必然,但明朝不一樣,明代的體制雖然不算是無可挑剔,但也決不會在幾百年內就被淘汰,它之所以亡國,實在是因為統治階級太過腐朽,社會已經難以承載這樣的朝廷。

「萬曆怠政」即指《明史》中所載,萬曆年間,明帝在位長期不理朝政的事情。

萬曆十年,張居正逝世,萬曆帝親政。萬曆十四年後,皇帝出現嚴重怠政行為,長達30年時間不上朝。《明史》認為,經此一事,明王朝內政近於崩潰,走上滅亡之路,甚至在《明史・神宗本紀》中提出,「明之亡,實亡於神宗」。

明萬曆帝上臺親政,初始時是個兢兢業業、恪職盡守的皇帝。萬曆十二年八月至十三年五月,京師大旱,萬曆帝親自祭天祈雨。萬曆帝步行十餘里至天壇,不顧勞頓,拒乘龍輦,所做所為,讓百官和百姓大為感動。

當然,這些所謂「明君」的做為,在萬曆十四年之後就基本上與萬曆皇帝絕緣了。

萬曆十四年九月,萬曆帝以「頭暈眼黑,力乏不興」為由數日不朝,就算服藥之後依然稱「身體虛弱,頭暈未止」,甚至連太廟祭祀也不去了。萬曆十六年後,這種情況愈演愈烈。

萬曆十七年元旦後,適逢日食,萬曆帝找到新的由頭,免去了元旦朝賀。對於皇帝如此作為,大臣們是有人歡喜有人愁,時任大理寺左評事雒於仁就上疏,對其耽於享樂表達了不滿,緊接著,就有閣臣上疏請求罷官。

萬曆帝大興土木,引起百姓不滿,矛盾激化,時有民變發生。他三十年不理朝政,導致朝廷官員缺失異常嚴重。沒有萬曆帝制衡,百官人人自危,拉幫結派,只是顧著爭權奪利,政府職能陷於癱瘓。百官就人事布局,各黨派之間相互傾軋,那也怪不得編纂《明史》的人也要說一句:「論者謂:明之亡,實亡於神宗。」

萬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萬曆帝勉強到金鑾殿,許多朝臣竟然是第一次見到皇帝,如此荒廢朝政,國力衰退,那也是無可奈何的事情。

萬曆年間,朝臣黨爭之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影響最惡劣,當數「東林黨爭」和「國本之爭」。東林黨因為一次朝臣人事變動引發其他所有朝臣的圍攻,再被閹黨嚴重打擊,被直接驅逐出了權力階層,直至崇禎時期,才再次進入人們的視線。而國本之爭,指皇長子朱常洛與鄭貴妃之子福王朱常洵之間關於權力的爭奪,而朝臣們則分為兩個派系,一派支持長子,一派支持福王,朝野上下對立誰為太子爭論不休,就算後來朱常洛被立為太子,福王一派仍然不肯死心,直至梃擊案發生,福王失勢,國本之爭才算上劃上了句號。史家常認為是由於國本之爭,神宗被群臣所迫,不能立自己愛子朱常洵為儲君,因而以這種不上朝的方式向朝臣們示威、抗議。

當然,「萬曆三大征」,才是萬曆皇帝的得意之作,不過這三場戰爭雖然都勝了,卻耗時費力,明朝末期國力衰弱,難以抵抗清軍的攻勢,與這三大征實在有很深的聯繫。

萬曆四十六年四月十三日,努爾哈赤以「七大恨」告天,正式與明朝決裂。四十六年四月,大清兵克撫順,朝野震驚,萬曆帝仍不以為意。萬曆四十七年(1619年),遼東總兵楊鎬四路進攻後金,在薩爾滸大敗,死四萬餘人,開原、鐵嶺淪陷,北京震動。萬曆四十六年四月方從哲奏請「速下章奏、發帑金。」大臣跪在文華門外,哀求萬曆皇帝增派援軍,急發軍餉,神宗毫不理會。群臣日日請求皇帝臨朝,皇帝派太監出來傳諭:「皇上有病。」吏部尚書趙煥上奏章說:「他日薊門蹂躪,鐵騎臨郊,陛下能高拱深宮,稱疾卻之乎?」

趙煥之言,不幸而言中。

人們對萬曆怠政的原因分析,可謂是眾說紛紜,但理一下頭緒,可以大體歸納出四點:擺脫戒尺,居功自傲,缺乏競爭,體弱多病。戒尺,說的就是張居正、李太后和太監馮保一干人等,這些人盡心輔佐,但死的死,疏遠的疏遠,皇帝沒有了「戒尺」,做事情就隨心所欲了很多。居功自傲,說的就是「萬曆三大征」的勝利;缺乏競爭,是因為他登上皇位,是沒有經過與兄弟競爭的,他是唯一的皇位繼承人,自然要舒服了許多。懈怠,看起來也是人之常情了。體弱多病這一點,從他二十出頭就開始給自己建墳塋這件事上就能看出來。

當然,我們讀歷史,還是要本著「兼聽則明」的態度來對待人和事,不能僅聽「一家之言」便斷定事件的對錯,我們要本著公正的態度,來對歷史人物「評頭論足」。

這裡其實有一個誤區,人們常常把不上朝當作不理朝政,實際上萬曆皇帝還是在處理政務的,大家可不要忘了,雖然三大征確實消耗了明朝的底子,但實實在在的是勝了——似這種需要調用軍隊的大事,若沒有皇帝出面,又有哪個大臣敢於擅自做主呢?其實開小會,也是能夠處理政務的。

《明史》中有許多對於明朝事件的記錄是不全的,甚至是錯誤的,這一點,我想大多數對明朝歷史熟悉一些的人都是有同感的,為什麼相隔時間不長,《明史》的記載卻出了這麼多錯漏呢?因為它是清朝人編的,當然,其中還有一些東林黨人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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