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居民消費總體偏低並非源自疫情(圖)
【看中國2021年12月13日訊】要推動居民消費增長，就需要瞭解制約居民消費增長的因素，進而尋求突破。那麼，為何中國居民消費總體偏低？
推斷可能有以下原因：
第一，中國的城鎮化率與經濟發展水平不匹配。數據顯示，當美國、日本和韓國人均GDP突破1萬美元時，其城鎮化率均達到了70%以上。而中國2019年的城鎮化率僅60.6%，戶籍人口的城鎮化率更低，約44.4%。
研究表明，城鎮化率的提升有利於促進居民消費。一方面，城鎮化率的提升有利於居民收入的提高。如果我們用三次產業與其就業人數之比衡量其單位勞動力產出，可以發現第一產業的單位勞動力產出顯著低於第二產業與第三產業。因此，如果農村人口向城鎮遷移，轉而從事第二、第三產業，其收入可能提高，進而對消費產生促進作用。數據顯示，2019年，中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4.2萬元，顯著高於農村居民的1.6萬元。2014年有學者指出，城鎮化對居民消費存在正向的「收入效應」。
另一方面，提高戶籍人口城鎮化率，有利於降低流動人口儲蓄率，提高其消費意願。2011年，流動人口平均儲蓄率高達46.7%，而同期農村居民和城鎮居民的平均儲蓄率僅為25.2%和30.5%。這是由於流動人口的收入不確定性較高，且流動人口可能最終返回農村生活，為未來生活積累儲蓄的意願強烈。如果農業轉移人口能夠獲得務工地的戶籍，則能夠享受當地的社會保障，降低其支出的不確定性，從而提高消費意願。
此外，考慮到農村居民可能以自主種植、物物交換等形式獲取食品，到市場中購買農產品的需求較少，農村居民的部分消費需求將無法體現在消費數據和GDP數據統計之中，而城鎮化能夠改變這一點。
第二，偏高的居民部門槓桿率可能抑制了中國居民的消費能力。當美國、日本和韓國的人均GDP突破1萬美元時，三者的居民部門槓桿率十分接近，都在48%左右，而中國的居民部門槓桿率已經達到55.2%。可見，中國的居民部門槓桿率可能超出其經濟發展階段的正常水平。偏高的債務負擔可能降低了居民，尤其是城鎮居民可自由支配的收入，導致消費能力下降。
第三，社會保障體系有待進一步強化和完善。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2017年，中國政府醫療支出佔GDP的比例大約是2.9%，而同期美國和日本的這一比例分別為8.6%和9.2%。韓國的政府醫療支出佔GDP的比例為4.4%，雖然低於美國和日本，但也明顯高於中國。社會保障體系的不完善增加了居民預防性儲蓄的需求，影響了消費的增長。
2020年新冠疫情的發生給居民消費增長帶來了額外的挑戰。雖然國內疫情已經相對得到控制，且城鎮調查失業率也已經回落至2019年疫情發生前的平均水平，但消費增長依然低迷。
為什麼疫後消費遲遲難以恢復？分析顯示，外出勞動力減少、就業結構變化、居民儲蓄行為改變這三大結構性變化，很可能降低一段時期內的居民消費潛在增速。這種消費無法馬上復原的狀態，可以稱之為消費的疫後「回滯」。
說白了，老百姓的生活安全感正在逐步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