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在撿垃圾(圖片來源:NOEL CELIS/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1年11月8日訊】這是南山中心地帶的一個小區,從這裡步行幾分鐘就是騰訊總部大廈,院子裡經常看到掛著鵝廠工牌的年輕人。
小區新設的垃圾分類區,擺放著大大小小几個垃圾桶。最大的垃圾箱像個小房子,邊沿高度接近1.4米,張玉芬個子小,不得不踮起腳尖,把頭探進垃圾箱內搜尋,而後她拿起旁邊的掃把,把箱底的一個紙袋子挑了上來,再把紙袋裡零零碎碎的垃圾倒回去,緊接著她又挑出一個紙箱,扔在地上用腳踩平,對折,裝進剛剛撿到了的紙袋裡。
12年前,張玉芬從安徽農村來到深圳幫兒子帶孩子。如今孫子讀了初中,孫女9月份也讀了小一。一下子清閑了,這兩個多月,她才開始跟著小區裡的老姐妹們撿廢品,「哎,誰知道還不錯,一個月能有個二三百」,她感覺生活裡有了新調劑。
手裡的紙皮、紙袋,張玉芬不敢帶回家,在小區裡轉幾圈湊夠斤兩,她就到附近的廢品收購站賣了。「不然兒媳婦看見要‘罵’死了,兒子知道了‘罵’的更凶」。
在深圳,像張玉芬這樣的老人不計其數,她們晚年像候鳥一樣隨著子女南遷,有的種了一輩子田,離開農村就意味著失去收入,有的每月領著數目不算高的退休金。從小區垃圾箱挑挑揀揀出廢紙皮、水瓶,既是每天的一丁點零花錢收穫,也是異地生活中難得的寄託。
一、深夜裡的拾荒老人
在深圳北站附近的這個住宅區裡,我幾次在凌晨一兩點碰到陳喜蓮,她手裡拎個大塑料袋,裝著幾個礦泉水瓶和碎紙皮,走近垃圾桶時,幾隻覓食的流浪貓從桶裡倉皇逃了出去,她探頭在桶裡掃幾眼,再把紙袋子、小紙盒從一包包垃圾袋下面抽出來。
深夜,是陳喜蓮一天當中難得的空閑時間。
陳喜蓮的一天從早上6點開始,做早餐,帶外孫女,接孫子放學……她跟著女兒住在這個小區裡,外孫女2歲,她要幫著帶孩子。兒子也住在附近,孫子在小區門口的學校讀書,每天接送孫子也是她的任務。
整個白天她要圍著孫輩打轉,即便有時間,撿了廢品再碰孩子終究不衛生。她只能把時間往後推,一家老小吃了晚飯,上床睡覺,她再下樓轉幾個小時。
小區裡撿廢品的老年人不少,清潔工、上了年紀的鄰居們,都算是陳喜蓮的競爭對手,「沒有老人看見紙箱不撿的」。而到了深夜,這些潛在的競爭者們很少會下樓。不少晚歸的年輕人還會持續下來丟垃圾,她總能有所斬獲。只是等她回到家裡,洗澡,洗衣服之後,已經是凌晨兩三點。
陳喜蓮50多歲了,晚上的睡眠時間短暫得令人吃驚,女兒反對陳喜蓮大半夜撿廢品,可她攔不住母親,「孩子壓力也大,要養小孩,要還房貸」。
「老人不會賺錢,都要撿廢品」,陳喜蓮來自湖南農村,沒有退休金。靠著深夜裡的搜尋、翻撿,一個月也能有幾百塊的零花錢,這點自己賺的錢,能讓她隔三差五給孫子、外孫女買點零食和小玩具。
李正福跟陳喜蓮住一個小區,每天晚上7點多,只要沒什麼事情,他習慣蹲坐在小區東北側的花壇邊,在他正對面2米多遠處,並排立著兩個垃圾桶。
李正福膚色黢黑,臉上溝壑深重,在夜色裡像一尊凝重的雕塑,只有你跟他打招呼時,那一口白牙和樸實的笑容,才讓整個人鮮活起來。
兩年前,孫子臨近出生時,李正福和妻子從湖北老家趕到了深圳。房子是兩居室,住著兩個孩子四個大人,晚上是屋子裡最喧鬧的時候,孫女放學回來了,兒子兒媳也下班了。
蹲坐在小區這個角落裡,李正福能躲個清淨,也能守株待兔撿點廢品。他白天在附近小區做綠化工人,剪剪樹枝,侍弄花草的活兒雖然不累,但到了晚上,他也沒多少力氣,像其他老人一樣在小區裡四處轉悠。
做綠化工,李正福一個月工資有3000元出頭,不過老闆已經拖欠了將近3個月的工資,他嘆口氣,講起了在別人手底下打工的不自在——早上7點上班,一天得打四次卡,工資說拖就拖……來深圳之前,李正福在老家開廢品收購站,收的永遠都是現錢,時間也歸自己說了算。
在深圳的生活他終究不習慣,和他一起工作的是江西人,兩人口音都重,說話時都得放的特別慢;吃一頓晚飯,要等來等去,等上舞蹈課的小孫女,等加班的兒子;撿點廢品,兒子兒媳婦都反對……
坐到晚上9點,李正福緩緩起身,慢悠悠地朝著小區另一側走去,家裡人差不多洗完了澡,孩子們也睡了,輪到他洗漱上床了。
二、燕子壘窩般地賺錢
許慧珍也是陳喜蓮的鄰居。疫情之前,許慧珍常去深圳北站做義工。疫情之後,考慮到安全她沒再去過,況且60多歲的老人,精力也是一年不如一年。
許慧珍跟女兒住在一起,大部分時間家裡只有她一個人,一天當中,電視絕大多數時候都開著,儘管播放的節目她也看不下去。下樓轉一圈,她總能撿幾個小紙盒或者水瓶,然後再帶回家一一踩扁,再分門別類地捆紮、收拾,而後一趟紙皮,一趟水瓶,運到附近的廢品收購站,大半天的時間也消磨完了。
許慧珍的退休工資有4000多元,應付日常生活沒有問題。但生活在深圳,她總感覺賺得不如花的多,尤其每次跟女兒吵架,她賭氣嚷著要出去租房時,總要在心裏算一算,這點錢夠不夠付房租。
因為撿廢品,女兒跟她吵了好幾次架,最後倆人各退一步,妥協的結果,就是許慧珍的廢品只能放在陽臺角落的小推車裡,放不下以後就立即賣掉。
何明亮也住在同一個小區。老何60多歲,開朗健談,每天收拾得清爽體面。他和妻子在小區裡住了十幾年,在鄰居當中人緣不錯,不少年輕人有了紙箱、水瓶等廢品,會特意打電話讓他上門取。
何明亮和妻子算是小區裡最勤勉的老人。倆人各自為戰,從不結伴,從早上7點多到晚上9點多,總能在小區裡看到他們的身影。
何明亮和妻子的退休金加起來有6000多元,兒子買房買車老兩口都出了力。現在孫子讀中學了,兒子經常出差,兒媳在臨深片區上班,每週只能回來兩次。多數時候,家裡只有老兩口大眼瞪小眼,前兩年老何還能在附近打打小牌,誰知道這牌越打越大,老何不敢再玩,能做的也只剩下四處閑轉撿點廢品。
一樓架空層角落的某個隱蔽處,被老何用來放廢品,有了這點空間,像泡沫這種佔地方的廢品,別的老人不願意撿,老何都留了下來。
泡沫1.2元一斤,紙皮1元一斤,塑料5毛錢一斤,銅、鐵、不鏽鋼這些金屬也能賣上價錢,夏天的衣服1塊錢一斤,秋冬的衣服5毛錢一斤……何明亮和妻子每天象老燕壘窩一樣,一點點積攢著這些不起眼的東西,每月能賺1000多塊錢。
三、賣廢品的門道
許慧珍所住小區附近有3家廢品收購點,都位於城中村。
其中老董的廢品收購點離小區最近,他和妻子在深圳收了20多年廢品,前兩年才租下門面辦理了執照。
小區撿廢品的老年人都知道老董常缺斤短兩,有位將近70歲的老人,攢了幾十斤的紙皮,運到了老董這裡,生生被剋扣了十斤的重量。為此,許慧珍每次出門前,都要自己先稱稱重量,這樣老董就坑不了她。
但小區大多數老年人,像李正福、何明亮,寧願選擇更遠的收購點。從小區走出去,過十字路口,再走一段上坡路,進城中村穿街走巷,一路走下來接近1公里。
很多人一次性攢幾十斤的廢品,要運到收購點,要麼靠平板車,要麼靠買菜小推車。許慧珍見過小區裡一個瘦高的老太太,每次都是把幾十斤的紙皮,要麼用一根棍子,像挑水一樣挑著,或者捆成一捆吊在肩後,就這麼步行1公里賣掉,許慧珍清楚,這是農村搬運莊稼的方式。
不同的廢品有不同的去處,像舊衣服,舊鞋,舊皮包這些,都要賣給老胡。每到下午3點,老胡的三輪車會準時停在小區附近。不到半個小時,這兩三輪車就會裝得滿滿噹噹。
跟幾家收購站老闆比起來,老胡態度最和氣,嘴也甜,老遠看見個老太太就招呼一聲「來了阿姨」,這一聲招呼也能讓老人們寬慰不少。許慧珍記得有一年,她去附近一家收購站賣廢品,看見收購站老闆衝著一個同齡老太太吼了聲「滾」,從此她再也沒去過這個收購點。
老胡做這行已有7、8年,他每天要在龍華轉十來個小區,收購上千斤衣物。而後這些衣物再經消毒、處理,被運到非洲作為二手衣物出售,「我們做這個利潤再低,也比收紙皮的高的多」。
偶爾也有年輕人來賣舊衣服,老胡稱重後遞給人家幾塊錢,好幾次對方都擺擺手不要,「年輕人看不上這點錢」。
不過老年人們,就覺得老胡的生意做得精明,幾百塊一件的衣服還沒穿過幾次,就被老胡捆成一捆論斤收了過去。但老胡也有苦衷,收的衣服太差,上一級老闆也要扣他的錢,為了賣得上價格,他還得跟人家週旋。
每天賣廢品的這點錢,在許慧珍心裏算是小小的意外之財,「花起來不心疼」。
許慧珍出生於河南農村,關於飢餓的記憶伴隨整個成長歷程,家裡一年到頭的主食是紅薯面,白面逢年過節才能吃上一點,許多同齡人到了富足年代,看到紅薯胃裡就忍不住泛酸水。每茬莊稼收割後,半大孩子們會跑到地裡再扒拉一遍,「一顆豆子,一個麥穗,看見了得趕緊撿起來」。
節儉,是上一代人刻在骨子裡的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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