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春寒料峭 我在右派專列上(圖)

中共把500萬知識分子打成「右派」，圖為「右派」在北大荒勞動改造。（網絡圖片）

1958年3月，京城春寒料峭。這個月上旬的一天，我奉命到前門火車站集合，搭車去東北邊陲的北大荒勞動改造。到得前門，見靠近城牆一側的人行道上，已排列了長長的隊伍，他們大都裹著嚴嚴實實的冬裝，不少人腳登笨重的大頭棉鞋，胳膊裡挎著趕大車老鄉用的那種老羊皮大衣；隊伍中甚少有人言笑，大半神情嚴肅，目帶憂傷。我揣摩，這可能就是中央各部委「右派」的候車隊伍，一問果然。我在靠近隊尾的地方找到了本報（註：《光明日報》）難友錢統綱等人，也排進了隊伍。

在候車的間隙，我環視四周，發現這批遠行者中沒有一個人有親友前來送行，只有各單位派來清點人數、監督上車的人員。本報派來的是一男一女——郭某和周某。不知怎的，我忽然想起《水滸》中寫林沖犯事發配滄州一段：林沖從牢房解出，「眾鄰舍並林沖的丈人張教頭在（開封）府前接著」，一起到「橋下酒店」為林沖送行。

從書上的描寫看，「眾鄰舍」和林沖的丈人「張教頭」，似乎並沒有感受到專橫暴戾的「高太尉」對他們有什麼有形或無形的壓力。而今天這批「犯事」的「右派」的親朋好友，卻個個嚇得裹足不前，沒有一個人敢來送行。莫非這意味著時代的進步嗎？心裡不禁感到絲絲寒意。

上了火車，才知道這趟列車是為解送一千餘名「右派」而開的專列，目的地是黑龍江省東部的密山車站。

車廂裡，四顧皆「右派」，滿目盡「牛鬼」，沒有了誰孤立誰的問題，人們似乎一下子回過神來，恢復到反右前的那種精神狀態。同單位的相互寒暄，不同單位的相互認識，一時人聲喧囂，熱鬧萬分。經過攀談，得知這趟專列上有文化部系統各個行當的人才，如電影演員張瑩、郭永泰、李景波，漫畫家丁聰，書法家黃苗子，《大公報》記者高汾、蕭離，東北魯迅美術學院院長楊角等。「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共同的遭遇，拉近了彼此間的距離，舊友新知，無不敞開襟懷，傾心交談。

當時人們對「右派」這頂帽子的份量，以及它可能對自己和親屬帶來的嚴重後果，普遍估計不足。雖然大家已親身領教了出爾反爾的所謂「陽謀」，但是對毛澤東說的「現在我們不把他們當作地主、反革命分子那麼對待。」改正了錯誤以後，「可以把右派份子帽子摘掉，歸到人民的隊伍。」依然深信不疑。人們較為關心的話題是：此去北大荒，改造的期限可能有多長？多長時間才能摘掉這頂「右派」帽子？

說起改造期限，對於刑事犯，有期或無期徒刑，總有一個明確的說法，唯獨對「右派」，不宣布改造期限，而是長短由之，讓你心長繫之而捉摸不透。

中國的知識份子是善良的，甚至是天真的，即使遭到非理性的不公正對待，依然以理性的思考來領會來解讀黨的改造政策。有的人說，我國僅有500萬知識份子，作為如此稀缺資源的一部分，以建設民主、富強的新中國為己任的黨，怎麼會拋棄我們呢？又有人說，只要我們認真改造世界觀，自然會回到人民隊伍。

——順便提及，解放以後，經過接連不斷的政治運動和意識形態灌輸，知識份子在工農大眾面前那種自慚形穢，那種必須脫胎換骨改造方可新生的「原罪感」，自學界泰斗以至莘莘學子，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不少難友對於被打成「右派」心存委屈，但對於改造世界觀卻認為是應該的。

許多人估計，勞動改造期限，少則一年，多則三年，即可重返京城，在各自的專業崗位上再顯身手。那時誰都沒有料到，「右派」或「摘帽右派」這頂鐵帽，會如影隨形地陪伴自己的大半生。更可悲的是，在持樂觀估計、自願改造世界觀的人群中，有一些人竟有去無回，最終埋骨於完達山下。

人們持樂觀估計的另一個原因，是離京前聽了文化部代部長錢俊瑞所作的充滿人情味的動員報告。在動員大會上，錢在批判「右派」罪行後向大家指明出路：「你們將來改造好了，仍然是黨和國家的寶貴財富，仍然可以回到各自的專業崗位上。」「下去勞動，不要丟了專業。一些專業用書，要帶在身邊學習。」「我已同中央樂團打了招呼，允許搞器樂的（『右派』）將樂器帶到北大荒。」錢的這番講話，說得大家心裡熱乎乎的，覺得儘管眼前受點委屈，前景還是美好的，大約過不了多長時間，又可以在北京的馬路上騎著自行車上下班了。

錢俊瑞是位黨內學者，我相信他不至於故意編造一套謊言來哄騙大家，他可能是按照自己的理解來解釋改造政策的——後來的實踐證明，他的理解完全錯誤。

當時大家聽信了錢的講話，包括我自己在內，在行李之外攜帶了不少書籍。這些書籍後來在北大荒成了人們的累贅，在不斷的徒步行軍的轉移途中，因不堪重負，都陸陸續續丟棄了。

這趟列車是在正常的運行圖之外加開的一趟專列，有時接連數站不停，有時一停大半天；從北京到密山終點站，足足走了三天三夜。車上有足夠的時間聊天，那「改造期限」的話題，人們議論了一陣也就放下了，因為它畢竟是一個虛幻的未知數。對於多數人來說，眼下擺脫不了的倒是離別親人的哀愁，仰事俯畜的愧疚，以及由這場政治災難而引發的種種生活中的不幸。

本報記者許子美，復旦大學新聞系畢業，當年滿懷革命熱情投奔解放區。反右派運動前，編輯部有人提議，請毛主席為本報題寫報頭（原報頭為沈鈞儒先生題寫），他在旁邊隨口冒了一句：「沈老寫的就很好，何必都要『毛記』呢？」被人以對領袖「大不敬」的罪名匯報了上去，運動中被劃為「右派」。封建社會對皇上「大不敬」是要砍頭的，現在只把他劃為「右派」，顯然寬大得多了。他與妻子高瑞蘭婚後育有二女一子。平日因婆媳矛盾引發夫妻感情不和，現在他淪為「右派」，其妻名正言順地提出了離婚的訴求。令他煩心的是，依靠他生活的老母親和年幼的妹妹，離婚後將棲身何處？生活怎麼辦？他和我談起這些揪心的事，一陣苦笑之後，眼圈紅紅的。

女記者徐穎，鳴放時懷孕在身，挺著個大肚子到人民大學採訪。按常規，座談會上人家談什麼問題，記者在稿件中就應反映什麼問題。她參加的那次座談會，有一位教授說「人民大學是教條主義的大蜂窩」，她如實地寫在稿件裡。她的上司把這一「警句」標在標題上，反右時此稿被認為是對黨一手創辦的新型大學的最惡毒的攻擊，於是她莫名其妙地被劃為「右派」。她分娩後不久，就被打發去北大荒改造。

在喪失理性的階級鬥爭的氛圍中，「人道」、「人性」這些作為人類基本屬性的東西蕩然無存，沒有一個人敢於代無辜的嬰兒為其母親的流放請求豁免權。更糟的是，她在新華社工作的丈夫也被劃為「右派」，且先後被流放，剛生下來的嬰兒只得交給年邁的母親撫養。作為年輕的母親，此時她斜靠在車窗前，呆呆地望著窗外向後飛馳的田野，眼眶裡分明噙著淚水。

記者錢統綱，而立之年尚未成家。他奉命採寫過一些鳴放報導，之後又奉命採寫過一些反擊右派的報導，「功」不抵「罪」，被劃為「右派」（具體罪名是「同情、支持右派份子向黨進攻」）。他孑然一身，似乎心無牽掛，但戴上了這頂帽子，事實上被剝奪了求偶的權利，內心的苦悶不言而喻。

車過山海關，漸漸駛入關東平原，窗外的景色與關內迥然不同：冬雪依然覆蓋原野，一片銀白世界。他傷感地對我說，兒時曾背誦過一首古人的出關詩，其中兩句：「馬後桃花馬前雪，教人怎能不回頭？」他說他現在才真正體會到這首詩的蒼涼、哀傷的感情。

只有復旦大學新聞系畢業、剛分配到報社不久就被劃為「右派」的小范，身受災難而未意識到這場災難的嚴重性。他好像把「組織處理」當作在校時淘氣受到老師訓斥一樣，以為只要自己努力改正，就可以再當一名好學生。出於這樣天真幼稚的心態，他一本正經地對我說：「老殷，你是黨員，我是團員。到了北大荒，建議你將黨團員組成一個學習小組，一起學習馬列主義。」

我只好嚴肅地告誡他：「首先要弄清咱們現在的身份，是『右派』而不是什麼黨團員。更應明白，上面最忌諱非法的小組織。一旦被發現，你說不明，道不白，吃不了就兜著走。」聽了我這番忠告，他才恍然有所悟。

把小范這樣純潔可愛的青年打成「右派」，其理由很難理解。儲安平過去曾在復旦新聞系講過課，與他有師生之誼。儲出任本報總編後，范難免同老師多有接觸，他還向儲提交過一份改進報紙工作的建議書。只因儲後來成了「大右派」，在搜查儲的辦公室時發現了他的這份建議書，不管建議書內容如何，便殃及了無辜的他。當然，他同儲「時相過從」，也就有了「同氣共類」的罪名。

人在得意的時候常常目視前方，而失意的時候多半會回首既往。此時我正墜入對自己短暫一生的省視、沉思之中：如果沒有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我這個窮學生不可能有機會在自己熱愛的專業崗位上發揮光和熱；而我發自內心愛戴的黨，又不問青紅皂白地將我推入萬丈深淵。這真是：「不得春風花不開，花開又被風吹落。」

我將以怎樣的觀點來審視和解釋眼前所發生的一切？憑我淺薄的學識和有限的閱歷，我無法解開這道難解的謎，只有一種驅之不去的憂思和愁苦在啃嚙著心靈。

列車越往北駛離家越遠，對妻子和幼小子女的思念卻愈來愈深，我很難想像，妻子一個人帶著兩個幼兒將怎樣生活？何年何月，我才能克盡為夫為父之責？想著想著，不覺在單調的隆隆車輪聲中沉入了夢鄉。

列車駛出瀋陽站，夜色濃重，它呼嘯著向無邊的黑暗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