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雜誌：中國社會信用體系貌似龐大 實則無聊(圖)
北京的數字專制主義在全球備受矚目。（圖片來源：Science Photo Library/CC BY-NC 4.0）
【看中國2021年9月19日訊】（看中國記者戈御詩編譯/綜合報導）共產黨對中國科技巨頭的打壓，使北京的數字專制主義在全球備受矚目。北京政權不斷增長的監控設備、對未成年人在線遊戲的嚴厲限制，以及禁止"娘炮"內容的呼籲，都引起了擔憂；甚至北京在演算法推薦服務上的草案，也在許多方面成為歐盟和其它地區的榜樣。但是，專注於中國奧威爾式控制的媒體頭條，在大多數情況下，把更為平凡的中共現實誇大了。中國的社會信用體系（SCS）就是最好的例子，這個被認為是奧威爾式的，龐大的體系實際上是零散的、本地化的，主要針對的是企業，而非居民。
美國《外交政策》雜誌本週撰文指出，多年來中國的社會信用體系作為中國無情的技術專制主義的圖騰，成為全世界媒體的頭條。確實，中國的社會信用體系已經將大約1000萬公民和公司列入了黑名單。但是，這種全球性的報導，忽略了一個事實，那就是：中國的社會信用體系，從未被設計為一個演算法驅動的超級評分系統。在現實的社會信用體系中，評分系統是地方性的並非全國性的，而且評分系統的應用現在已經受到了中央政府的限制。
共產黨推行社會信用體系的主要目的，是改善法律和行政規則的執行。在中國，反覆出現的不僅是食品安全醜聞，而且工作場所的安全問題、拖欠工資、不遵守合同和法院命令更是頻發。在處理這些問題的時候，雖然有法律，但執法的力度仍舊不夠，任何違規的個體仍然可以去另外一個省再度犯罪。在這樣的情況下，社會信用體系被設計為，通過機構間的數據共享推出全國性的黑名單，目的是幫助執法。實際上，人們關注的對政治異見人士或少數民族的監視和鎮壓，屬於更具侵略性舉措的管轄範圍，比如說金盾項目和後來的銳眼項目。
話又說回來，社會信用體系在數字方面也確實有野心。2018年和2019年，中央政府命名了28個社會信用體系示範城市，包括阿里巴巴的家鄉杭州市。這些城市的政府渴望與大科技公司合作，利用人工智慧為政府拓展新的權力。然而，這些城市的數據顯示，社會信用體系並沒有給他們帶來技術上的超級力量；相反，中國龐大的官僚機構在利用社會信用體系兌現其目標的過程中，仍在與熟悉的、根深蒂固的挑戰作鬥爭。
與一般人的想法相反，這些試點城市的社會信用體系主要是針對公司，而不是個人。當然，違法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會也被列入黑名單，以防止在其它地方或在不同的公司重新犯罪。在全國範圍內，在社會信用體系所瞄準的實體中，約有75%最終會因為無視法庭命令而被列入黑名單，其餘的公司往往是因為嚴重違反市場規則而被列入黑名單，例如，違反食品安全、破壞環境或拖欠工資。但是，由於系統的分散和數據結果的迅速膨脹，這些試點城市對社會信用體系的日常使用水平，大多是平庸的。
數據的分散體現的是中央政府對目標不明確，對如何實現目標也不明確。這讓地方當局在實施政策的過程中進行了許多奇葩試驗。《外交政策》雜誌的研究發現，在中國的首次Covid-19浪潮中，安慶市記錄了一個黑名單：在某檢查站，肇事者拒絕聽從值班黨員的建議，用鉗子剪斷了擋在路上的柵欄，犯罪者隨後開車碾過旗桿，導致黨旗桿被損壞。
還有許多其它的例子。福建莆田市利用社會信用體系來宣傳和獎勵知名品牌，並公布了獨特的社會信用白名單。寧波市環保局將在媒體上受到批評而未能糾正其行為的公司列入黑名單。武漢市官員表示，已向24萬名市民發放了社會信用體系的獎勵。榮成市的試驗最令人皺眉頭，志願者對鄰居進行窺探，如果他們沒有清理門廊上的積雪，或者是和隔壁吵嘴，就會被扣分。中央政府後來表示，地方的評分不應該被用來懲罰公民。
數據結果的膨脹和相應的宣傳，是為了使社會信用體系看起來比實際情況更有效。中國當局經常炫耀他們在實施社會信用體系方面的成功。例如，到2020年中期，28個城市聲稱已經收集了總共100億條數據，人均70多個數據點。安慶市報告說，有近400個部門正在向該系統輸入數據，最高人民法院估計，能力建設已幫助從判決違約者那裡收回了170.8億資金。
地方當局有很多激勵措施來誇大數據，引人注目的數字對負責人有好處，可以迎來下一次的晉升，但收集的數據和能力建設之間，沒有明顯關係；事實上，收集的數據越多，黑名單就越少。在安慶，一個部門負責上傳了90%的數據，而在另一座城市合肥，許多部門每週上傳的數據不超過100條，根本就不是什麼大數據。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社會信用體系的主要弱點來自於缺乏數字化和標準化。地方有解釋政策的餘地，這意味著地方幹部可以濫用社會信用體系。一個城市將一名公民列入黑名單，因為他在網上的評論引起了當地Covid-19疫情的恐慌。在內蒙古的一個縣，家長們因抗議當地學校實施普通話課程而被列入黑名單，受到威脅。但是國有企業的違法，卻被地方官員放在一邊不錄入大數據。
最終，這些挑戰讓社會信用體系面臨了許多它最初想要解決的挑戰——中國的官僚機構不僅沒有被精簡為整合的系統，反而被分割成千萬個地方數據島。許多官員並沒有將市場法規的執行標準化，還是隨心所欲的行事。北京政權意識到了這些問題，自2019年以來，中央政府已經發布瞭解決這些問題的指令，但問題的解決是不會一蹴而就的。
《外交政策》雜誌最後指出，中國社會信用體系的這些事實清楚的表明，世界應該加大努力，看穿中共的科技頭條新聞，評估中共的誇誇其談是否和其現實相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