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習近平三次分配 缺一樣成功因素(圖)


香港學者趙善軒認為習近平「三次分配」難以成功,主要原因是中國社會缺少公民社會,由政府主導的「均富」結局都是「均貧」。圖為習近平在中國農村的大型壁畫。(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1年8月24日訊】(看中國記者李懷橘報導)日前,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主持中央財經委員會時強調要促進「共同富裕」,做法上提及「三次分配」制度。隨後,騰訊便豪捐500億人民幣。不過香港學者趙善軒認為做法難以成功,主要原因是中國缺少令「三次分配」成功的關鍵因素——公民社會,由政府主導的「均富」結局都是「均貧」。

近日,習近平要求加強對高收入者的規範,鼓勵高收入的企業能回饋社會。習在會上表示,要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制度,並點名高收入企業及民眾。習還指,允許一部分的人先富有,不是少數人的富裕,而是要「共同富裕」。

習近平提出「共同富裕」後,騰訊宣布將再投放500億人民幣啟動「共同富裕專項計劃」,繼早前投入的500億人民幣元啟動「可持續社會價值創新」戰略後,騰訊在4個月內共投入1,000億人民幣的資金。不過香港學者趙善軒認為,習近平的倡議和騰訊的配合都無法達成「三次分配」或「共同富裕」,因為中國缺少一樣令財富再分配成功的關鍵因素——那就是公民社會。

趙善軒表示「共產黨姓馬克思」,不過鄧小平搞改革開放,「摸著石頭過河是鄧的說法,不再爭論姓資還是姓社」,但習近平就「勿忘初心」再搞「均富」,也就是重新走回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路線,不再走鄧小平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路線」。

所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即政治上掛社會主義招牌,但經濟上走資本主義路線。對於習近平提倡的「三次財富分配」,趙善軒解釋,第一次財富分配是基於出身的「自然分配」。生於貧窮家庭的人自然就獲得較少的財富;而生於富裕家庭的人一出生就擁有巨大財富。

出身不同的人,其成長經歷及成長環境、家庭環境和社會環境都不同。趙認為第一次財富分配無疑導致窮人天生不公,因此社會要進行第二次財富分配——政府向有錢人收稅。他以英國為例指,年薪5萬磅以下人士交20%入息稅,5萬磅以上交40%,收入再高一些的則交45%。

「政府收到錢後,就投放在公民福利上」,比如看醫生方便,藥費便宜,小朋友讀書免費等等。「國家收取富人財富,再分配給大家,這就是第二次分配」。

那麼習近平所提倡的三次財富分配是什麼呢?就是要求大企業捐錢。趙善軒形容這是「凌遲經濟」,「將中國改革開放的成果逐片逐片切出來」,「股市震盪,小股民成為韭菜,投資者亦受到重創」。

堅尼系數(Gini coefficient,又稱基尼系數)是量度社會上收入分佈不均程度的一種方法。堅尼系數數值介乎於0和1之間。數字愈大,表示貧富收入越懸殊;數字越小,表示人民收入愈平均。國際間一般以0.4為警戒線。據網上數據顯示,2017年中國的基尼系數為0.476,屬於較高水平,遠高於資本主義國家。

趙善軒表示,這是共產黨一定要解決的問題,「共產黨不解決貧富懸殊,就不應該叫『共產黨』,應該叫『資本黨』」,既然習近平希望成功進行第三次財富分配,那麼中國就一定要有公民社會。

何謂公民社會呢?簡言之就民間自發組織、形成的團體,包括慈善機構、工會、宗教團體等等,這些團體受社會監督,但不受政府管治,可以幫基層市民發聲,並用社會上籌得的資金幫助有困難的市民。但問題來了,中國沒有公民社會,而是黨領導一切,「所有慈善機構、組織都由官方控制」。

但歷史教訓證明官方搞「均富」都以「均貧」收場,「往往通往天堂的大門,其實是開往地獄的路」,「在人間打造樂土,人類幾千年歷史已經證明,只會帶來災難」。趙善軒表示,希望世界平等,只能透過教育、鼓勵、優惠的政策。

司馬遷在《史記》中記載,「善者因之,其次利道詞解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套用在「均富」問題上,趙善軒解讀,最好的做法是順其自然,其次是用免稅的方法鼓勵,再其次是進行教育,再次之是制定規章制度(如稅務制度),最壞的做法就是政府與民爭利,強行要求民間上交財產。

歷史上,王莽曾大搞「五均賒貸」,最後失敗,因為當官員權力不受制衡後,官員會將民間財產納入囊中。趙善軒指,「官員權力一旦擴大,則民不聊生」。

現在習近平又搞「均富」,趙善軒直言,「如果不改革司法制度、公務員制度、黨的制度,限制官員權力,那麼騰訊這500億最後都會落入官員口袋」,三次財富分配只會製造更多官員貪污的機會;之後習近平要再次打貪,但老百姓一樣貧苦;然後習近平再搞「均富」,再次進入這樣的惡性循環。最終都無法解決貧窮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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