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已為中共背鍋 蔣超良下場淒涼(圖)

原湖北省委書記蔣超良為中共背鍋，下場淒涼。（圖片來源:視頻截圖）

【看中國2021年6月26日訊】2019年底湖北武漢疫情爆發之前，當時的蔣超良和王曉東都是因為他們湖北省黨政一把手職務背景，而順利進入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的。如果繼續順利的話，兩人的政治前途都很可能會進一步看好。沒想到武漢新冠疫情爆發後，此二人一時驚慌失措，只能被動聽命於國家衛健委領導和「專家」們的「建議」，按照習近平「關鍵和危難時刻更要講政治，更要時刻不望增強政治敏銳性」的指示，故意瞞報和遲報疫情，導致疫情迅速擴散全球，引起了人神共憤。

接下來發生的故事，按照昨天剛剛發表在多維網上的評論文章標題形容，就是「中南海態度迥異，湖北黨政主官同境不同命」。署名穆堯的文章回顧說：自2020年2月份，北京為應對湖北疫情徵調浙江系出身的時任上海市長應勇主政湖北，兩位明星官員、時任湖北省委書記蔣超良和省長王曉東便踏上了不同的仕途路徑。儘管去年初，湖北之疫情應對二人皆有責任，但是很顯然，中共對他們的處理手法差異極大，頗令人值得玩味。

蔣王同樣被問責 處理結果各不同

最新消息，中共最終並沒有因為武漢肺炎（COVID-19）疫情在湖北的最初擴散而遷怒原湖北省長王曉東。這一在疫情之初，面對媒體鏡頭就應對疫情準備頻繁出現口誤的地方大員，6月23日被任命為中國全國政協下屬農業和農村委員會的副主任，算是對他提前下臺的一種「安慰」。而蔣超良2020年2月份被免去湖北省委書記一職，甚至連交接班的機會都沒有得到，便消失在中共政壇。此後，蔣超良這一罕見出身於金融系的地方大員，在2020年10月份的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上出現，表明蔣超良並沒有被免去中央委員身份。但尷尬的是，北京雖然沒有對其進行公開批評，不過「裸退」一身輕，表明完全無意給予其任何寬宥的信號。

而對於王曉東，中共非但沒有在2020年2月同步將他免職，甚至還允其留任，戴罪立功。據稱，王曉東自此衝鋒陷陣應對疫情堪稱宵衣旰食，直到同年9月份，忽傳出因抗疫壓力大而中風入院一個多月的消息。儘管轉年（2021年）5月份，王曉東依然在疫情後被提前下課，僅僅61歲便失去仕途未來，不過直到今次轉崗全國政協算是「平安落地」，所獲待遇至少要遠比其搭檔蔣超良優渥許多。

事實上，直到目前，北京並沒有公開問責過王曉東，甚至還給予其如此體面的「退場」方式。要注意，北京這一難得的「寬容」安排還是在王曉東的「大管家」、原湖北省政府秘書長別必雄已然因涉貪落馬的背景下做出的。這顯得更為不同尋常。

由此可見，當年中共當局在大役當前政局一片混亂的時刻，做出撤換蔣超良，留用王曉東的決定，很明顯是從湖北省委和省府工作的過度和延續性角度考慮的。

蔣超良已被內部宣布處以黨內「記大過」處分

正如前面引述的中所回顧的那樣，當時的蔣超良連個與繼任者應勇當面交接工作的機會都沒有得到。那麼不妨設想，假如當時習近平一氣之下把個湖北省委書記和省委第一副書記兼省長一起撤換，只會令湖北省委和省政府整個領導層的局面變得更為混亂和失序。而在應勇接替了湖北省委書記和王忠林接班了武漢市委書記之後的整個「非常時期「裡，當時僥倖獲許留任的省長王曉東內心也已經十分清楚，自己不過是在扮演一個「工作過度」的角色。無論他再怎麼任勞任怨地在應勇面前表現，自己從一線職務退出是早晚的事情，中央是斷然不會給他新的機會的，根本就無所謂「戴罪立功」。

試想，為了證明中共對湖北省委「問責」的「力度之大」，習近平既然已經對蔣超良「揮淚斬馬謖」，對資歷比蔣超良要淺的王曉東應該也不會存有「不忍」之心。

如上多維穆堯的評論文章中還分析說：本來，蔣超良出生於1957年，若非疫情影響，大概率可以穩坐位置到2022年前後，甚至也不排除有更進一步，或至少於全國人大或者政協「賦閑」一段時間的可能。

如果沒有去年爆發的武漢新冠，蔣超良在明年中共二十大上繼任中央委員，然後在後年三月的全國政協會被安排一屆副主席的可能性，不是沒有。但人算不如天算，不但蔣超良再無前途，明年才滿六十二歲的王曉東也百分之百分會不再出現在第二十屆中央委員會的名單裡。而在後年三月召開的十四屆全國政協會議上，時年六十三歲的王曉東如果健康不出問題，應該會連任一屆委員；而去年三月即已經被內部宣布處以黨內「記大過」處分的蔣超良，則篤定不會被安排任何一種「發揮余熱」的二線職務，無論是全國政協還是全國人大。

蔣超良是戴相龍的親信 與王歧山關係並不密切

當然，他蔣超良畢竟是「專業人士」背景的前中共高官，退休後在其「專業」場合拋頭露面的機會還是會有的。有心人都可能會記得，當初無論是從中央金融系統轉戰地方，出任吉林省長和日後再異地和升遷為省委書記職務的當口，無論是中國大陸境內還是外界媒體，都不約而同地關注到了他和時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紀委書記王歧山之間的關係。

當時的一家中國大陸境內媒體如此介紹蔣超良：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地處改革開放最前沿的第一經濟大省廣東面臨著巨大的金融風險衝擊。蔣超良被火速派往人民銀行深圳和廣州分行，協助時任廣東省委常委、副省長的王岐山處置金融機構風險。3年後，金融風暴過去，蔣超良也返回北京，擔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助理。

此後，許多境外媒體在關乎蔣超良的報導和評論文章中，都引述了如上內容。但這段報導與事實是出入的。

事實是，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不久，一九九七年十二月，時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正在與李鵬進行國務院總理職務交接班工作的朱鎔基向江澤民推薦時任中國建設銀行行長王岐山到廣東省委任省委常委，一個月以後，即被「當選」為廣東省常務副省長。而在此之前，也是亞洲金融風暴發生之前的一九九七年三月，時任央行銀行司副司長蔣超良被外放，出任中國人民銀行深圳特區分行行長、黨組書記，官至正司局級。也就是說，當年蔣超良赴廣東的時間比王歧山要早九個月。

王歧山到廣東處理金融危機的過程中，一九九八年十一月，蔣超良由深圳分行平調至正在組建的廣州分行，任行長、黨委書記。根據其官網介紹，中國人民銀行廣州分行於1998年12月成立，是中國人民銀行的派出機構，根據授權在廣東省、海南省和廣西壯族自治區三省(區)履行中央銀行職責。分行機關內設38個處部室。下轄副省級城市中心支行1個，省會城市中心支行2個，地市中心支行31個，縣(市)支行161個等，足見其權力之大，規模之廣，毫無疑問是中國央行系統下轄的最重要的一個分行，重要性甚至不亞於「上海總部」。

眾所周知，中國大陸的人民銀行早在朱鎔基時代即已經建立和健全了「垂直管理」制度，即下級銀行行長是由上級銀行黨委任命，地方省級和副省級待遇的市分行行長都是由中央銀行黨委任命，等於是中央銀行的「派出幹部」，組織關係上都不隸屬於當地黨委和政府。

也就是說，蔣超良在王歧山去廣東之前，即已經出任的深圳分行行長是時任央行行長兼黨委書記戴相龍任命的。而在王歧山擔任廣東省委常委兼常務副省長期間，蔣超良由深圳分行行長轉任廣州分行行長也是戴相龍決定，而不是他王歧山決定的。

當然，絕不排除當時的蔣超良被王歧山認為是執掌廣州行有利於配合他王歧山應對金融風暴的工作，所以王歧山向戴相龍建議了調蔣超良去廣州分行的可能。畢竟王歧山在赴廣東之前晉見江澤民和朱鎔基時，即獲得了「中央金融系統會全力配合你，中央組織部、中紀委都會全力支持你」的承諾。

接下來，在深圳和廣州的表現令戴相龍等人十分滿意，蔣超良於二零零零年六月被調回北京央行，被直接安排在戴相龍身邊擔任銀行行長助理、黨委委員兼辦公廳主任、黨委辦公室主任、工會工作委員會主任。雖然當時還暫時是正司級局待遇，但二零零二年三月，他即被中組部安排進入「中央黨校省部級幹部進修班」學習，隨被身邊人士相信「前途無量」。

蔣超良調回央行五個多月後，王歧山於二零零年年底被朱鎔基召回，官升一級，獲任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辦公室主任。他當年的密友王小強在回憶文章中介紹說：「2000年12月7日，香港媒體報導王岐山調回北京。這是一次升遷，王岐山的級別從副部級升為正部級。這位廣東省常務副省長的出色工作得到肯定，他成為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辦公室主任----‘主管經濟改革部門的部長’。」

上述總結，是王歧山和蔣超良當年在工作關係上的「交集期」的全部。由此可見，所謂「蔣超良是王歧山大秘」的說法與事實不符。當然，習近平當年提拔蔣超良先任省府一把手，再任省委一把手的兩個決策過程裡，受過王歧山蠱惑的可能不是沒有。畢竟蔣超良當初在央行深圳和廣州分行的行長任職期間的專業表現和敬業精神，令時任央行行長戴相龍和時任廣東省常務副省長王歧山同時都看在眼裡，記在心裏了。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時任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主席（正省部級）周小川，被宣布接替戴相龍出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在此之前，戴相龍所交待的「後事」之一就是向中組部推薦安排蔣超良到地方「挂職」鍛練，於是蔣超良便被安排為湖北省的副省長。一年多後平級調回北京，出任了中國交通銀行的董事長和黨委書記，隨又先後轉任剛剛「改制」的國家開發銀行副董事長、行長、黨委副書記和中國農業銀行董事長、黨委書記。

當時曾有消息說，因為中共元老陳雲之子陳元的背景特殊，所以出任國家開發銀行行長之始即被明確為正部長級。正因為有如此背景，陳元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下旬被宣布轉任該行董事長和黨委書記，行長職務交給蔣超良之後，周圍人紛紛祝賀蔣超良榮升正部長級。誰料中組部緊接著便內部宣布了從此國開行和其他--諸如建行、交行等級別相同，都是副省部級機構的通知。而蔣超良到任之後，很快感覺自己不過就是陳元的傀儡，完全沒有「行政一把手」的自主權，所以便央求中組部給自己「換一個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