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這樣的「八寳飯」他們卻成為中國知識界的脊梁(圖)


抗戰期間,西南聯大的教授學生們。(網絡圖片)

西南聯大的八寳飯,是相當有名的。

汪曾祺先生寫過,何兆武先生也回憶過。

我一開始以為是這種八寳飯,加了瓜仁松子紅綠絲,塞了滿噹噹赤豆沙,一匙挖下去,糯米拌了豬油的香直衝雲霄。

當然是我幼稚,會這樣想。

所謂「八寳」,是一種戲稱。

聯大食堂所用的米,是政府供給的「公米」——多年的陳米,粗而劣,米飯裡還有沙石、老鼠屎和糠屑,故而謂之「八寳飯」。有人為「八寳飯」編了一首歌:「八寳飯」味道香,八種成分「營養高」,沙石稗穀泥殼湯,黃黴素配鼠屎湯,感謝上帝的「恩賜」,我吃「八寳」你喝湯,誰知熬到何年月,八寳也許難吃上,十儒九丐啼飢寒,百代盛世莫悲傷。

在《絕代風流》裡,曾經對於「八寳飯」有這樣生動的描述:

「八寳者何?曰:穀、糠、秕、稗、石、砂、鼠屎及霉味也。其色紅,其味沖,距膳堂五十步外即可嗅到,對牙和耐心是最大的考驗。謹將享用秘方留下:盛飯半滿,舀湯或水一杓,以筷猛力攪之,使現漩渦狀,八寳中即有七寳沉於碗底,可將米飯純淨度提高到九成左右。」

有一位學生,給在重慶的戀人寫信,也提到了「八寳飯」:

剛來的時候,吃的還算好,可現在物價漲起來了,一頓只能喝上幾杓清水白菜湯。還有惱人的「八寳飯」,麗芸你知道什麼是八寳飯嗎?就是砂子、稗子、糠皮、老鼠屎與大米主食混在一起的一種戰爭時代的特殊食品,奇怪的是吃這種難以下嚥的八寳飯,居然有人把老胃病給吃好了,你說奇怪不奇怪?也許是我們顛沛流離感動了上帝,耶和華大人要讓我們堅強地活下去,為了這個苦難的民族。

同學們都在發奮學習,準備將來報效國家。麗芸,和南京街頭那些慘遭屠殺的同胞相比,我們能夠逃出來,並且能夠堅強地活下去,一切都應該知足了。八寳飯雖然太難吃,可對於一個頑強的生命來說,那同樣是上帝的賜予,我會堅強地活下去的,不要為我操心。

這位學生,後來成了中科院院士。

信裡所說的「剛來的時候」,指的是聯大學生初到雲南。

在長沙,學生的包飯費每月5元5角,午晚兩餐三葷二素;來到雲南,包伙費提高到每月9元,許多學生已和家裡喪失聯繫,接濟困難,伙食費的提高,讓他們有點吃不消。

剛到昆明那會,中文系學生汪曾祺手裡還有些錢。他看著雲南的美食就饞,週末總想著改善伙食,於是和同學下館子,過油肘子、汽鍋雞、鍋貼烏魚、腐乳肉,吃了個遍。後來慢慢錢不多了,吃不起大菜,於是改吃米線、餌塊。連米線、餌塊都吃不起時,只得乖乖回學校吃食堂。因為郵路不通,汪曾祺與家裡斷了聯繫:「我在西南聯大時,時常斷頓,有時日高不起,擁被墜臥。朱德熙看我到快十一點鐘還不露面,便知道我午飯還沒有著落,於是挾了一本英文字典,走進來,推推我:『起來起來,去吃飯!』到了文明街,兩個人便可以吃一頓破酥包子或兩碗燜雞米線,還可以喝二兩酒。」這兩個人,原來拿了英文字典去典當換米線了。

吃不起外面的,只能吃食堂裡的「八寳飯」。除了「八寳飯」,菜也很可怕,偶爾有一碗回鍋肉、炒豬血,常備的菜是鹽水煮芸豆,還有一種紫灰色的「魔芋豆腐」,爛糊糊的淡而無味。1939年入學的聯大學生李宗渠回憶:「整個女生食堂一頓飯大概開20桌,燒菜只用10兩油(相當於現在的半斤多)。燒飯用的水是井水,米湯酸得跟醋一樣,所以要找食堂很容易,哪裡有股酸味就往哪裡去。」

還是汪曾祺的同學說得最精妙:吃完飯後不能張開嘴,要不會飛出隻鳥來。

學生如此,教授們的日子是否會好一點呢?

並沒有。

因為通貨膨脹,抗戰之前,教授的月薪是350元。1940年,按照當時的生活指數,西南聯大的教授工資實值只剩下13.6元了。到1943年,西南聯大教授薪資以戰前月薪300元計,只合戰前的8.3元。根據經濟學家楊西孟的計算,1937年至1946年,他的月薪由350元增至14萬元,而物價指數卻由100增至51萬,即漲了5000多倍,可薪金只漲了400倍。(蔡壽福主編《雲南教育史》雲南教育出版社)

1942年4月30日,伍啟元、楊西孟、費孝通等9位西南聯大教授撰文《我們對於當前物價問題的意見》,提到1942年:「昆明的物價平均約近戰前六十倍」,「他們(公務員、教師和其他薪水階級)薪金的增加就比例說,還不及物價高漲的程度。若按現在物價水準折合戰前的購買力,他們的收入最高不過三數十元,最低的竟在十元以下。以如此位小的數目,用來維持一家數口,則其生活景況的艱苦,不難想見。」

在這種條件下,西南聯大的老師們的伙食可想而知。沈從文買起當地陶器來毫不手軟,請學生汪曾祺下館子,居然是去米線攤,「要了一盤涼雞,還到附近茶館裡借了一個蓋碗,打了一碗酒」。沈從文用蓋碗蓋子喝了一點,其餘的都叫汪曾祺一個人喝了。這是請客,沈從文自己下館子,只吃一碗光米線加西紅柿。

但仍然有人十分羨慕沈從文,這是號稱中文系收入最高的朱自清。他當時得了胃病,其實不能多吃,只能喝稀飯。不過,他常常忍不住,去別人家吃飯吃撐,比如「戴太太午飯給我們吃饅頭,一共吃了七個」,他最高興的是去沈從文家,因為張兆和會做酒釀雞蛋,對朱自清來說,那簡直是最新鮮美味的食物。

中文系系主任聞一多對抗飢餓的方法是——埋頭做學問:「除了吃飯上課之外,難得下樓一次。」鄭天挺回憶說:「我和聞先生是鄰屋,聞先生十分用功,除上課外輕易不出門。飯後大家去散步,聞先生總不去,我勸他說何妨一下樓呢,大家笑了起來,於是成了聞先生一個典故,一個雅號———『何妨一下樓主人』。」

普通教授如此,身為西南聯大三常委之一的原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家也不例外。梅貽琦賣掉了汽車,辭退了司機,為了讓學生和老師們有一點補貼,他一力組建承攬工程與項目的學生服務社,幾乎賣光了家裡所有值錢的東西。梅校長的夫人韓詠華沒有工作,夫人回憶:梅貽琦1939年的薪水還可維持3個星期的家用,後來勉強只夠半個月,家中常常吃的是白飯拌辣椒,沒有青菜,偶爾吃上菠菜豆腐湯,大家就很開心。

吃得差,穿得也越來越狼狽。西南聯大當年有一位靠洗衣服拆被子討生活的文嫂,汪曾祺先生曾經寫了她的故事:

有的先生雖然看起來衣冠齊楚,西服皮鞋,但是皮鞋底下有洞。有一位先生還為此制了一則謎語:「天不知地知,你不知我知。」他們的襪子沒有後跟,穿的時候就把襪尖往前拽拽,窩在腳心裡,這樣後跟的破洞就露不出來了。他們的襯衫穿髒了,脫下來換一件。過兩天新換的又髒了,看看還是原先脫下的一件乾淨些,於是又換回來。有時要去參加Party,沒有一件潔白的襯衫,靈機一動:有了!把襯衫反過來穿!打一條領帶,把紐扣遮住,這樣就看不出反正了。就這樣,還很優美地跳著《藍色的多瑙河》。有一些,就完全不修邊幅,衣衫襤褸,囚首垢面,跟一個叫花子差不多了。他們的褲子破了,就用一根麻繩把破處繫緊。文嫂看到這些先生,常常跟女兒說:「可憐!」——汪曾祺《晚飯花集》

有一條逸聞是,朱自清上街,被乞丐追著乞討,朱自清被糾纏得無可奈何,說了一句:「別跟我要錢,我是教授。」乞丐聽到這句話,扭頭便走。

乞丐都知道:「教授教授,越教越瘦。」

要打牙祭,只有一條路可以走:自力更生。

當時的聯大教師有單身的,也有已婚的,單身教師集中住在一起,類似學生宿舍;有家眷的教師大多另外租房。當時昆明北門街71號,是聯大中清華大學單身教工宿舍,住在這裡的有陳岱孫、陳福田、金岳霖等,他們把工資湊起來買菜,後來菜價上升,到月底已經沒錢買菜,於是就組織起來在住處的後花園荒廢的花圃種菜。要種菜,當然要找行家,大家推選生物系教授李繼侗為種菜的「領導」,生物系講師沈同作為李先生的「助理」,其他教授擔任鋤地工作。

西南聯大的第一種菜大戶當屬聞一多教授。聞一多家一開始住在昆華中學(今昆明一中),後來在西倉坡教授宿舍分了放,聞夫人還捨不得昆華中學的那塊菜地,時不時回去薅上兩把小青菜。聞夫人的這種「薅菜」行為,實屬無奈。聞一多家中人口太多,飯桌上常常是炒蠶豆、清水煮白菜、蘿蔔「老三樣」,連豆腐也不大吃得起。為了補充營養,聞夫人只好買點豆渣,和白菜一起煮,聞一多還為其取了個雅號:「一鍋煮」。沒有葷菜,孩子們就去田野裡捉螞蚱,拿回來用油一炸再加點鹽,也有雅號:「炸大蝦」。

後來螞蚱也沒有了,就吃吃豆腐渣。最困難的時候,連菜都沒有,只好用雲南盛產的紅辣椒,曬乾了,烤的焦黃焦黃的,下飯。

聞家雖然清苦,卻因為夫人的持家有方,雖苦尤甜。相比之下,吳大猷教授就辛苦多了。他的夫人身體不好,除了上課,吳老師還要承擔家務。

吳教授不怕買菜煮飯,最害怕的卻是「生不著爐子。我很瞭解生爐子的方法,可實行起來,卻不是那麼簡單的事,沒有辦法,只好將未燒著的煤炭,放在鄰居爐子上先偎紅,再拿回放進自己爐子裡。」(《抗戰時期文化名人在昆明》)吳大猷早晨上課時,都順便帶上菜籃子和一桿秤,到教室後放在黑板下面,下課後到市場去買菜帶回家。有一次,他好不容易買到兩條不大的鯽魚,拿回來養在院子的水缸裡,到屋子裡轉了不過幾秒鐘,兩條魚卻被烏鴉叼走了一條,吳老師特別後悔:「……魚雖說不大,可因為難買,又都是兩條小魚,一下子丟了二分之一,不能說不慘。」

西南聯大也有「神仙眷侶」——從普林斯頓大學回國的周培源、王蒂澄在當時聯大校園裡非常有名。一開始他們居住在昆明大觀樓附近,為了躲避轟炸,一家只得搬去西山龍門腳上滇池邊山邑村。

王蒂澄的身體不好,又剛生了女兒,周培源教授幾乎承擔了所有的家務:照管孩子、備課、給學生們自刻蠟紙,油印課程講義。

有一天,周培源興沖沖地回家,拉起正在做飯的夫人往外跑——院子裡多了一位新成員——一匹油亮的大馬。他得意地告訴她,那匹馬是他買回來,他還給它起了個名字,叫「華龍」。

她又好笑又疑惑:「你買匹馬做什麼?」

他拍拍馬背:「騎呀!」他哈哈大笑,「我可有座駕了!」

這位物理學家每天五點起床,騎著馬,先送兩個女兒上學,再去聯大上課。他的馬簡直引起了轟動,整個西南聯大的學生都跑來看周教授的「華龍」,連物理系主任饒毓泰都戲稱他是「周大將軍」。

即便如此,西南聯大的師生們並沒有放棄對於學問的研究,對於生活的熱愛。

除了吃飯的問題,戰爭的陰影,其實一直沒有遠離聯大。9月28日,昆明第一次空襲。這是戰爭帶給聯大師生的又一次洗禮。此後,轟炸便一直是這批學人首先要面對的現實問題。

金岳霖總是拎著皮箱跑警報,皮箱裡是他和別人的通信;吳宓跑警報的時候,總是在路上幫助女同學,大家說,這是吳宓教授的「賈寳玉」情節;也有老師和同學帶著論文去跑警報,在防空洞裡做學問,一刻也不耽誤。

為了保護教學工具,大家「在地下挖一個洞,放一個50加侖的大汽油桶擺在裡頭,上面有個鐵蓋子,把試驗做完了,就把靈敏元件拆下來,還有一些比較貴重的東西,比如說標準電池什麼的,都放在一個鐵桶裡,蓋上蓋子,這樣日本人飛機轟炸也不怕了,當時炸彈是小炸彈,就50磅一個,不像現在大炸彈,一炸什麼都完了。最多把房子炸塌了,它藏在裡面沒關係。」

汪曾祺說,也有聯大同學不跑警報的。一個是女同學,姓羅,一有警報,她就洗頭。別人都走了,鍋爐房的熱水沒人用,她可以敞開來洗,要多少水有多少水!另一個是一位廣東同學,姓鄭。他愛吃蓮子。一有警報,他就用一個大漱口缸到鍋爐火口上去煮蓮子。警報解除了,他的蓮子也爛了。有一次日本飛機炸了聯大,昆中北院、南院,都落了炸彈,這位老兄聽著炸彈乒乒乓乓在不遠的地方爆炸,依然在新校舍大圖書館旁的鍋爐上神色不動地攪和他的冰糖蓮子。

西南聯大成立了兩年,梁思成為學生蓋的新校舍才建成。校舍很簡陋,教室的屋頂是鐵皮的,有的時候下雨,鐵皮的聲音很大,有的老師講課,下面根本沒法聽了,雨的聲音太大了,老師就在黑板上寫著「靜坐賞雨」。

西南聯大誕生了中國最優秀的知識份子群體;在風雨飄搖的祖國,這艘「西南聯大」號留下了那樣一條清晰的航線,使得早已完成使命的西南聯大,在半個世紀後的今天還被人們屢屢提及。

這所只存在了8年的「最窮大學」,卻被譽為「中國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瑪峰」。8年時間,西南聯大雖然只畢業了3882名學生,但走出了2位諾貝爾獎獲得者、171位兩院院士及100多位人文大師……

這種精神,便是西南聯大精神。

1942年,教育部決定給25位著名教授,每人發放一筆「特別辦公費」。令人震驚的是,這些教授都拒絕了。拒絕的理由是:

「抗戰以來,從事教育者無不艱苦備嘗,十儒九丐,薪水尤低於輿臺,故雖啼飢號寒,而不致因不均而滋怨。」

後來,孔祥熙撥十萬大洋給學校改善條件,但聯大師生經過全體投票,一致同意:

「將這筆錢捐給昆明人民,以報收留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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