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脫了褲子割尾巴」文革中的死刑經歷(圖)
一九七○年的一打三反運動，是文革中官方捕人殺人最多的階段。（圖片來源：Adobe Stock）
按：一九七○年的一打三反運動，是文革中官方捕人殺人最多的階段。作者是外語學院學生，以反革命罪名被俞強聲送進北京宣武區半步橋的北京市看守所，遭到數十次批鬥毒打，關進死囚牢房……
「不思量，自難忘」。
我有過死刑的經歷，很多人都知道。但我沒有寫過，也很少主動說。對我來講，那不是什麼高興的事。我沒有心情和本事長期拿這些事當做買賣自己的幌子混日子。但我想躲是躲不過去的，因為別人寫的東西裡有時會提到我或「老七」，於是就經常被問，經常被要求講述，經常被迫解釋。大家最感興趣的當然還是死刑，「為什麼被判死刑？」、「為什麼又沒死？」、「是不是周總理救的你？」……雖然大家都是善意和好奇，但我卻有一種被提審的感覺，不得不被迫回憶許多事。
「還是自己主動交代吧」。「脫了褲子割尾巴：一不怕羞，二不怕疼」——當時的這些語言，又躍入我的腦中。
六八年六月七日被俞強聲抓捕
中國的死刑年年有。尤其是「五一」、「十一」前必有一次死刑，幾乎成為這兩個法定節日的必要程式。
但七○年春天北京有三次大規模的死刑判決：一月二十七日，三月五日和四月十八日。這三次密集的死刑都屬於「一打三反」運動。我經歷的就是三月五日和四月十八日那兩次。
幾乎在十年前，有友人從美國胡佛塔查到公布我死刑的那個名單和內容，複印了給我。這個名單是當權者下發供群眾討論發言的小冊子，用以表明名單內的人被槍斃是執行人民的意願。
這幾年網上出現了這個名單。而一月二十七日和四月十八日兩次死刑的討論名單我至今沒有看到過。幸運的是最近又看到王銳先生文章〈遇羅克處決內情的再探討及其他〉。他居然找到了三月五號名單的手寫批示稿！加上網上文章：〈文革簡論〉中第三篇第一章「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和王友琴有關顧文選的研究，目前有關七零年三月五日死刑的資料和研究相對是最全的了。
這幾份文件和文章中都提到了我。考慮再三，我覺得我有責任寫下我個人四十年前的親歷和看到東西，作為歷史的見證。
說死之前要先說活。
我是一九六八年六月七日被俞強聲送進北京宣武區半步橋的北京市看守所的。到六九年六月，大規模的、不間斷的審訊已經過去，我在被動地等待處理。忽然，我被單獨地命令收拾東西，然後被提出Ｋ字樓十二筒，穿過看守所大院，走出看守所大門，來到幹部們工作和居住的一個院中院裡。經過政委的集體講話，才知道自己已經進了學習班。然後就是個別談話，大致內容是：我已經結案，年輕人犯錯誤，是人民內部矛盾。但因為是群眾專政送進來的，要等待群眾諒解。他們正在做工作，要求我好好改造思想，準備好出去復課鬧革命。這距我進看守所，幾乎是整整一年。
四十年後的讀者看到這段談話可能是一頭霧水。「人民內部矛盾」，意味著不是階級敵人。在那不斷擴大和強化階級鬥爭的年代，這樣定性就是生呀；「群眾專政」，意思是：不是專政機關在整你，是你們學校的群眾在整你，我們沒有責任；「送進來的」，不是我們抓的；「要等待群眾諒解」，既然是群眾送進來的，那就要群眾諒解了才能接你出去；「他們正在做工作」，即說服群眾諒解，是他們在幫助我；「復課鬧革命」，是當時階段性的革命口號，即要求學校復課，學生上課。這個目標一直到文革結束才真正做到。
聽了這樣的話，我心裡一下就踏實了：我本來就不是反革命嘛，還是黨英明！
我那時還真以為一直帶著中央戲劇學院學生校徽的俞強聲是大學生，不知道他就是公安。我這個專案一直是他具體負責的，和群眾無關。
幾個月的學習班生活比較愉快，因為有盼頭了。大家都留了髮，「學員們」陸續也有走的。那時主要的日程是學習，然後就幹活，主要是蓋房和挖防空洞。那時中國和蘇聯關係已經很緊張，毛澤東仿朱元璋「深挖洞，廣積糧，緩稱王」的主張提出了「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的口號。挖洞，就是挖防空洞，各個單位都必須要挖的。
蓋房就難了，因為那時磚頭供應緊張，砌防空洞也需要大量的磚，我們得自己找磚蓋房和挖洞。我們每天推著車，到處撿磚頭，拆舊房。為此我轉遍了幹部大院（原北京市少管所）和半步橋看守所的犄角旮旯，熟悉了這裡的一切，Ｋ字樓、王八樓、死刑筒、審訊樓……
我們蓋的房在看守所大院西側，死刑筒院外東面，平房，單件加走廊，好像是辦公室。我「跑大牆」（行話，指砌牆）時，給我打下手的是個老人，叫賈俊山，也在學習班。他身材魁偉，鶴髮，動作敏捷，手底下利索得不得了，他一邊供灰，一邊供磚，還把腳底下清理得乾乾淨淨，讓我老受幹部的表揚。他是著名音樂家馬思聰的廚師，曾借錢給馬瑞雪，馬瑞雪逃到香港後發表講話暴露了他，結果他成了接濟馬思聰外逃的罪犯而被捕。
離開學習班押解農村回到Ｋ字樓
到九月下旬，有一次死刑。行刑隊有開道車，吉普車，大卡車，都貼著號，按順序從幹部院裡人街北大門開進來，出幹部院南門到對面的看守所大門提死囚，儀式感很強。
從死刑筒小院到看守所大門有一條東西向的窄窄的通道，其北側是看守所大牆，南側是辦理新犯人入獄和存東西的接待室的後牆。這條不長的通道中間還有幾道隔門，據押我們幹活的幹部說，死刑犯從監號提出來後有腳鐐和前銬，進了這個通道後，每一個隔間都有人等，一間將犯人前銬倒背銬，一間負責五花大綁，一間負責綁小繩，等等。執行死刑那天看守所的大門不開，只開一個專用的小門。行刑隊的人在小門外憑「粉票」往外領死囚，而看守所的人將犯人推出去。他們是從不出這個小門的。平常也是，有忌諱。
我問「綁小繩」是什麼意思。他笑笑說，問那麼多幹啥？！
大卡車上是身穿嶄新軍裝的士兵，斜挎衝鋒槍，手戴白手套，年輕，單純。我們呢，雖然著便裝，留起了頭髮，大概還是掛倒楣相。所以他們也議論我們：他們是改造好的。
十月底，天有些涼了。一天，突然念名單，被念的人又收拾行李，走出學習班小院，走出幹部大院，走進看守所，穿過看守所大院，走進Ｋ字樓。牢門在身後關上，我又成了犯人。
容不得我思考，也無法判斷。從第二天開始就眼看著每天都有犯人被成批成批地轉走，我們的飯食也從每天兩頓窩頭菜湯變成臨時發的麵包和稀掛麵。大家都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直到自己也被轉移。汽車、火車和汽車，經過漫長的一天路途，深夜來到一個連電都沒有的地方——河北省饒陽縣。
剛剛適應饒陽的農村看守所的生活，就過年了。陰曆正月初四清晨，我和另外幾個人又被點名。同室許多人知道我是學習班的，一邊幫助我收拾行李，一邊恭賀我要被釋放了。
我剛走出看守所內院，就被突然放倒，迅速地被鎖上手銬和腳鐐，隨後被拖上一輛大轎車，而且不許坐座位，只能分開腿坐在中間的過道上。後面上來的人就坐在我分開的腿中央，正好壓住我的腳鐐，萬無一失。
押解的軍人坐在兩邊的座位上，除了不斷吆喝我們低頭，很少說話。
到冀縣，車停下。又上來一批人。其中有幾個也曾是學習班的同學。
幾個月前，我們從北京出發時，有人是單獨手銬腳鐐，有人是幾個人被串銬起來，但絕大多數人沒有被銬。那次指定我在火車上負責分發麵包和水。我看見車廂兩頭椅子上碼放得整整齊齊的不銹鋼新手銬，數量足夠把我們全銬起來。所以這次將我們全副「武裝」，我也沒有太多想：押解犯人總歸是這樣吧？
到了北京，我們便被分別押入單人牢房，手銬和腳鐐都沒有摘。不許出聲的大聲呵斥，嚴格的規定，使我感到「壞了」！
我被關的單人牢房就是我幾個月前剛剛蓋的房子，現在的編號好像是三十五筒。Ｋ字樓是三層十二個筒，王八樓雖然是女號，但有一度我曾在那裡被提審，觀察好像是三層，十五個筒。不清楚這三十五筒根據什麼編號。
在北京各單位輪流批鬥
七○年春天的雪又多又厚。
回北京第二天清晨，我被叫出牢門外，見到院子裡有幾個人站在那裡等我。他們喝令我坐下，開始給我綁繩子。先是兩個褲腿，一邊一根，匝緊；然後是脖子，靠著肉，不緊也不鬆；最後是讓我站起來，用一根繩子權當褲帶，從後面紮緊。這種繩子很細，北京人叫小繩。這我可懂了，這就叫「綁小繩」！死刑呀！
命運可沒有那麼便宜我。
我被扔到一輛卡車上，運到了東城分局。然後就在東城區各地各單位被批鬥。
第一個是吉祥劇院，我過去常去看戲，很熟悉。被批鬥時有三個警察押我。我必須分開腿低頭站著，他們三個人各出一隻腳踩住我的腳鐐，一邊一個人把住我的胳膊，往下按我的肩，擺出一個沒有翅膀的「噴氣式」姿勢。後面一個人伸直胳膊，用手勾住我脖子上的小繩套，壓住我的頭並避免我喊叫。這是標準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姿勢，和宣傳畫上一樣。
我一開始還注意聽批判詞，後來發現所有的地方是千篇一律的印發內容。發言的群眾只是照本宣科就是了。習慣之後，我每次登場就只注意陪鬥有多少人了。陪鬥的人越多，我等的時間就越長，就越累，因為我總是最後一個被批判。保持低頭彎腰的姿勢是很難的。
在吉祥劇院挨鬥不止兩三次。有一次居然安排六十多人「陪」我，在臺下滿滿站了三大排。那次我真是累壞了。
我的同案是美術學院的學生，因此，美術學院是一定要去的。那次中央美院組織了很多人發言批判他，結果是我這個陪鬥的人頭前的地板濕了一大片，都是汗。那可是冬天呢。
在東城區有那麼幾場陪我挨鬥的只有一男一女兩個孩子，分別站在臺角上。我心中稱他們為金童玉女。後來我認識了那個金童，成為很好的朋友。他就是章立凡。
第二個是朝陽區，我只記得去北京挑補繡花廠給田樹雲和孫秀珍陪鬥。我認識孫秀珍是在學習班，認識田樹雲是從學習班又回到監號以後。巧的是，我後來又成了田樹雲夫人的同事。再後來，我自己做公司時租用的寫字樓原址就是挑補繡花廠。有時世界就這麼小。
海淀區我就讀的北京市外國語學校所在。我回學校挨鬥時沒有人陪鬥。進場前，退場後，我都極力想看見我同班的同學。可惜，一個也沒有看到。他們現在都在哪裡呢？
我去得最遠的是石景山區。那幾天天天掛著牌子站在卡車上，經過市區。在路上看見人們冒著大雪在漠然地拆城牆上的磚，心裡估計他們是用這些古磚去砌防空洞，覺得真可惜。
去石景山的一組三人有薛新平，我們學習班的同學。還有一個敦厚的老者，我不認識。第一天到了石景山分局，看見火爐，薛新平說：真冷呀。我說：你能覺得冷，證明你還活著，享受吧！這時角落裡忽然傳出：好樣的，小夥子，有種！
我扭頭一看，說話這正是那位老者。我問他是誰，他說他叫周存厚。我說：哦，你就是那個躲在夾層牆裡十幾年的土匪呀？！他說：根本沒有這回事，夾壁牆裡能活嗎？江青六六年八一八後表揚北京紅衛兵小將抄家的偉大成績時提到過這個人，說他們功不可沒，挖出了藏在夾層牆中十幾年的大土匪。
我那時對文革還深信不疑呢，但對一個人能生活在夾層牆中十幾年是不太相信的。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