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疆的鎮壓中生存下來（上）(圖)
新疆某清真寺（圖片來源：David Liu/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1年5月1日訊】一 家
二十多歲的Anar Sabit生活在溫哥華，她喜歡告訴她的朋友們，人可以控制自己的命運。她自身的經歷已足夠證明了這一點。
2014年來加拿大之前，她生活在戈壁灘的邊陲小城奎屯，其地理位置楔形嵌入哈薩克斯坦，西伯利亞和蒙古之間。蒙古語「奎屯」意為寒冷，相傳成吉思汗軍隊曾在極寒冬日駐紮於此，被凍的發抖就喊這個詞。Sabit的童年時期，這個城市其實是一個落後的殖民哨所，處在當地人稱之為東突的爭議地區。中國在十八世紀吞併此地，後兩次脫離中國，直到毛澤東在上世紀四十年代重新納入中國版圖。北京稱之新疆——未馴服的廣袤之地。
像Sabit這樣成長在亞細亞腹地的小孩，會發現身邊到處都是征服的遺蹟。新疆地廣如阿拉斯加，與八國接壤。原住民是維吾爾，哈薩克和其他突厥民族。但是奎屯等新疆北部地區在薩比出生時，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幾十年來，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組織上百萬的漢族移民，其中很多是革命戰士，來這裡務農。雖然新疆南部原住民仍佔多數，而在奎屯原住民已成為少數。
Sabit從小就接受中共教育，儘管周圍建設兵團的漢人們一直像殖民者一般地對待他們，她還是堅信自己是一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奎屯的漢人將哈薩克族和維吾爾族人統稱為「少數民族」，就好像他們之間的民族差別完全不存在似的。這種境遇，Sabit也習以為常了。她的父母，一位是醫生，一位是化學老師，從來不跟她談起任何遭受種族歧視的經歷；他們送她上了普通話教學的漢人學校，並告訴她要在那裡好好學習。小學時，Sabit和她的同學們都得給兵團摘番茄。到了中學，他們還要摘棉花，這是Sabit憎恨的工作：你得彎著腰一連干好幾個鐘頭，或者跪在塵土飛揚的地裡干很久很久。她母親只是跟她說，這是鍛練你的性格。
Sabit是一個非常優秀的學生，2004年高中畢業以後，她去了上海學俄語，希望這能幫助她在更廣闊的世界裡找到一條好的職業道路。她非常喜歡上海這個轟轟隆隆、步伐飛快的繁華世界。但是，她只是一個「少數民族」。如果她告訴朋友她的家鄉是哪裡，談話通常會變得十分尷尬。有些以為新疆人都是「野蠻人」的朋友，還會非常驚訝她的普通話說得這麼好。就在她大學畢業之前，她和她的朋友們一起申請了華為的職位，而她是所有申請人裡唯一沒有得到面試機會的——她非常肯定，這不因為別的，就因為她的出身。
Sabit試圖默默地抹去這些偏見對自己的影響，她開始隱藏自己的出身。只要情況允許，她會說自己是來自其他地區的人。她在一家投資公司找到了一份薪水不錯的工作。工作本身很吸引人——有很多去俄羅斯、寮國、香港等地出差的機會——她也很喜歡自己的老闆和同事們。
當Sabit在上海打拼的時候，她父母都移民去了哈薩克斯坦。他們希望Sabit也一起移民，但她拒絕了，她認為中國是一個更大、更有發展前景的國家。她花了很多年的時間希望成為一名模範公民，並且堅信她的未來是跟中國聯繫在一起的——儘管在她的家鄉，政治已經讓一切都蒙上了絕望的陰影。
2009年，中國廣東省的一座玩具工廠裡發生了打鬥。在一片混亂中，兩個維吾爾族的僱員被一夥漢族人殺害了。緊接著一個月裡，幾百名維吾爾族人衝上新疆自治區首府烏魯木齊市的街頭，揮舞著國旗，高喊著「維吾爾人」，希望能引起中國領導層的注意。警察趕來制止，於是暴亂髮生了。幾百人要麼受傷，要麼死掉，還有幾百人被捕。超過四十個維吾爾族人在這個過程中失蹤不見了。十幾個人之後被判死刑。
暴亂髮生一年後的某天，Sabit和幾位同事打算一起去吉爾吉斯斯坦。當他們準備在烏魯木齊乘飛機時，機場工作人員把她叫到一邊，告訴她因為她是新疆人，所以需要特別允許才能繼續她的行程。因此，她在民族宗教事務局花了一整天去辦理所需的手續，她的同事們已經都走了。
共產黨的宣傳使她相信這樣的手段是必要的。然而，她仍然感覺到了不被當作自己人的深深的不快。在中國，不管走到哪裡，她都是個外人。有天她回到上海，望著城市裡一座座塔樓公寓，她問自己：「這些都和我有什麼關係啊？」
不久以後，Sabit和一個已經移居到溫哥華的朋友聊了聊，就飛過去探望。她立刻被那裡的友善和機遇所吸引，任何時候，她只要告訴一個加拿大人她來自新疆，得到的總是善意的好奇。她登記加入了一個可以獲得商業類文憑的項目，然後在同年夏天，她又租了一間公寓，有了一個室友。她在溫哥華的一間公司入職了，成為一名會計新手。她還找到了一個新的朋友圈，遇到一個自己愛的人。她的生活在她的計畫中徐徐展開，一切還不錯。
2017年春天，Sabit的父親因心臟病突然去世。她的母親打來電話，但為了不讓Sabit驚慌，她只說父親在醫院裡，她應該來看他。Sabit當時在度假，立刻放下計畫，飛往哈薩克斯坦。在飛機起飛前，她用手機進了家族群聊。裡面有人用哈薩克語寫道：「願他的精神在天堂安息」。但是這條消息是用阿拉伯字母（譯者註：哈薩克語有多種書寫的文字，阿拉伯字母是新疆地區哈薩克族廣泛使用的字母）寫的，Sabit只認得出「天堂」。她在痛苦的不確定中熬完了這次飛行。她抵達後，另一位親戚不知道Sabit母親善意的隱瞞，為她父親的去世表示了哀悼。Sabit這才意識到父親已經去世，她失聲痛哭。
Sabit發現她的母親悲傷絕望，因此她決定留下來支持她。她向老闆提出休假數月的請求，但老闆不能保證她的職位能為她保留這麼久，所以她辭職了。她給溫哥華的朋友打了個電話，告訴他們幫她收拾好東西。
那個夏天，Sabit和她的母親回到Kuytun奎屯，為父親辦喪。而朋友警告她不要去：因為流傳著對新疆原住民的鎮壓不斷升級的傳言——比如有哈薩克商人在邊境失蹤了。但是不到一個月前，Sabit在剛去過那裡，安然無恙。她想站在母親這邊。他們用兩個星期的時間與家人見面並拜訪了祖先的墳墓。她後來回憶說，這次旅行「充滿了淚水和悲傷。」
7月15日，Sabit和她的母親驅車前往烏魯木齊地窩堡國際機場，飛往哈薩克斯坦。他們在半夜到達，航站樓幾乎空無一人。在海關，邊檢檢查了她母親的護照，並准許她出境。但是，當Sabit提交文件時，邊檢停了下來，盯著她，然後將她的護照帶到了後台辦公室。
「別擔心，」Sabit向母親保證，並解釋說拖延很可能不過是官僚作風。幾分鐘後，邊檢帶著一名維吾爾族官員返回，他讓Sabit坐在長凳上。說：「你不能離開。」「你們倆可以自行討論決定母親到底是去是留。」
Sabit的母親情緒激動懇求解釋。邊檢回答：「我們需要問她幾個問題。」
「你快點走，」Sabit告訴她的母親。「我今天坐不了飛機的話，我就明天再飛。」
母女倆的衣服裝在同一個箱子裡。當他們將彼此的物品分開時，她的母親開始哭泣，而Sabit安慰了她。然後她看著母親，淚水從臉頰流下，朝大門走去。母親離開後，邊檢走向Sabit，冷冷地解釋說，她已經被「邊控」了——這意味著她被懷疑。他說：「剛才你的母親在這裡，所以我沒有提及。」「你應該知道新疆現在的情況。你最好合作。」
二 「像老鼠一樣」
在Sabit決定搬到加拿大的2014年，北京召開了一連串秘密會議謀劃新疆的黑暗未來。那之前的一年已成為最高領導人的習近平，當時正在鞏固權力。為了掃清終身制的障礙，習整治了一百多萬政府人員，處罰範圍從審查到死刑都有。對於中國的少數民族，他也絕不手軟。
新疆動盪的歷史使其成為特殊顧慮的目標。這個地區似乎從未在黨的完全掌控之下：它總是外力干涉的目標——俄國沙皇曾經侵佔過其一部分——得益於其短暫的獨立歷史，它也是獨立建國思想的聚集地。共產主義理論學家們長時間裏辯論獨立思想在走向（共產）烏托邦中應該扮演的角色，特別是在尚未完全工業化的外圍社會裏。蘇聯採取一種放任的政策，讓各個民族建立加盟自治共和國。中國則採取了主動同化的政策。
上世紀五十年代，毛意識到黨對新疆的控制不夠，即開始動員兵團在北疆設立農場，作為對潛在蘇聯進犯威脅的緩衝。革命群眾大批湧入，幾十年後漢族已佔四成人口。為了同化原住民，黨幹部們用各種辦法去除他們的民族傳統：他們的伊斯蘭教信仰，學校，甚至語言。政府開始否認維吾爾人身份認同的正當性：維吾爾人是中國人。
七十年代後期，鄧小平上臺，撤銷了很多文革的極端政策。在新疆，清真寺重新開放，也允許使用民族語言，文化開始繁榮。但在這種開放環境下，人們開始表達對殖民現狀的不滿。遵循當地傳統，乃至堅持用「烏魯木齊時間」（比北京時間晚兩小時），這些都成為一種潛在的不滿的表達。一些小地方的示威打出了「把漢人趕出新疆」的標語。一小群極端分子謀劃一場暴動。
1990年4月，喀什城郊爆發一場當地人和政府之間的暴亂，這很明顯由非職業的民間軍事組織挑頭，後加入了搞不清楚來龍去脈的示威群眾。警察和兵團迅速合力鎮壓了暴亂。此事發生在八九天安門事件僅僅一年之後，統治精英集團對於分裂事件少有忍耐度。一年之後蘇聯解體，中國共產黨認為民族獨立主義是造成蘇聯分崩離析的原因之一，之後對於這種事件愈發敏感。
政府以近乎偏執狂的態度搜尋任何一點「分裂主義」的跡象。其中喀什市委書記朱海侖最激進。曾擔任朱的翻譯和助手工作的Abduweli Ayup回憶說，1998年3月，棉農抗議一項關於禁止他們種植蔬菜的裁決。朱指責他們是分裂主義者，並說：「你們拿清真寺當堡壘！」在另一場合，他嘲笑《古蘭經》，對維吾爾族聽眾說：「你的神就是屎。」朱命令Ayup挨家挨戶查詢是否有家庭藏匿民族主義或宗教書籍，並告訴他找到了才能回來。Ayup一直工作到天亮，叫醒了人們。但是，他說：「我根本找不到任何書。」
事實證明，新疆的叛亂分子無法招募到多少追隨者。當地人喜歡伊斯蘭教的蘇菲傳統，看重伊斯蘭教神秘主義而不是政治。在9月11日襲擊發生時，該地區沒有恐怖份子暴力可言。但是，奧薩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的行動計畫在阿富汗邊境進行，為舊的焦慮提供了新的緊急框架。中國當局草擬了一長串事件，聲稱它們都是聖戰的例子，並向美國國務院提起了訴訟。但是其中許多事件無法核實，也無法與非政治性暴力區分開。在中國，用刀，斧子甚至是簡易爆炸物進行的大規模襲擊非常普遍，並且通常與種族動盪無關。官員說，不久前，一名男子走進雲南省的一所學校，向五十四個人噴灑氫氧化鈉，以「向社會報仇」。同樣，一名來自中國東部的截癱患者在北京的一個國際機場引爆炸彈，顯然是對警察毆打的一種報復行為。爆炸被視為一次性事件。一名維吾爾族人對在新疆從來沒有這樣的情況感到沮喪，他在推特上問：「為什麼我們做的每件事都是恐怖主義？」
2008年奧運會臨近時，中國當局更加沈迷於維穩，中國社會學家孫立平指出這是一種可以與朝鮮相比的殘酷鎮壓行為。孫曾在審查習近平博士論文的委員會中任職，他指出，該黨是自己的錯覺的俘虜：通過高估即將發生的社會破裂的可能性，它已經看不到人民不滿的根本原因。孫警告說，這種為了消除「不穩定的幻像」而進行的反思性鎮壓，將導致鎮壓和動亂的螺旋式惡化，並可能最終導致一直以來他們所擔憂的崩潰。
在新疆，似乎沒有哪個地方比這裡更典型：在新疆，中國領導人似乎總是將民眾的不滿誤認為是叛亂活動的增加。2009年在烏魯木齊舉行的抗議活動（緊隨著西藏的類似活動）促使黨的理論家呼籲建立一個單一文化的社會，一個單一的「國家競賽」，從而為「新型超級大國」鋪平道路。一位有影響力的國內安全官員指出：「穩定在於解放人、規範人、發展人。」
烏魯木齊新任黨委書記開始奉行這一政策：告訴婦女不要戴面紗，禁止維吾爾族書籍和網站，拆除歷史建築。幾年之內，孫立平警告過的下降惡化開始出現。2013年秋天，一名維吾爾族男子在兩名家人的陪同下開著SUV衝進天安門廣場的一群遊客中，可能是因為他們當地的清真寺在一次襲擊中被破壞了。他們點燃了裝滿自製燃燒裝置的S.U.V.，最後，該男子和他的家人死亡，並且造成2名行人死亡和38人受傷。
幾個月後，在雲南省，一小股襲擊者身穿黑衣，襲擊了一個火車站，殘忍地殺害了29名旁觀者，並導致140餘人受傷。儘管沒有組織聲明對此事件負責，一組叛亂組織慶祝了這一事件。政府聲明這群人是維吾爾分離主義者，並將此事稱為「中國的911」。習近平被激怒了。「我們應當團結人民，建起一堵對抗恐怖主義的銅牆鐵壁，」他對政治局說道，「讓恐怖份子如同過街老鼠人人喊打！」
2014年，習近平去了新疆。在喀什噶爾的一個警察站，他檢視著在牆上的武器。「我們同志們手中的武器太原始了，」他在視察中說到，‘這些武器不能用來對付大砍刀、斧頭和冷鋼武器。「他補充道，我們必須如他們一樣殘忍，並且不對他們手下留情。」
在他視察的最後一天，兩個自殺式炸彈襲擊者攻擊了一個在烏魯木齊的火車站，造成一人死亡以及幾十人受傷。在一次北京的高層會議中，習近平表示了對宗教極端主義的反對。「這就如同吸毒一般，」他說，「你失去了神志，變得瘋瘋癲癲，什麼事都做得出來。」
不久後，在新疆的黨領導宣布了一場「人民戰爭」。這場戰爭針對三大「邪惡勢力」———分離主義、恐怖主義，以及極端主義。該地區的最高官員實踐了這個政策，但習近平對此感到不滿，並在兩年後換上了新的官員——陳全國，當時的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思想堅定，忠誠度毋庸置疑。
陳全國是一個雄心勃勃且訓練有素的人。他曾在軍隊服役，然後迅速升任政治職務。2011年，當他到任西藏時，僧侶們以自焚對抗達賴喇嘛稱之為「文化滅絕」的長期鎮壓。這場危機當時佔據了國際頭條新聞。
在一片壓迫已經成為常態的地方，陳全國的暴力鎮壓並沒有什麼稀奇之處。相反，他以系統化威權策略而著稱，並且時刻準備針對整個人群的日常生活。
當時絕大多數的自焚事件發生在自治區的東部，因此陳收緊了他的司法管轄區的邊界，限制了藏人從其外部進入。在拉薩，他使得沒有身份證的人無法購買汽油。他建造了數百個城市警察站，稱為「便利站」，這些警察站以緊密的形式佈置，這是壓倒性的武力展示。他派出兩萬多名共產黨幹部到鄉村寺廟去進行宣傳和監視。一些當地人說，名為「紅臂章巡邏隊」的志願團體成員闖入房屋去沒收達賴喇嘛的照片，因為中國當局將西藏的動盪歸咎於達賴喇嘛。拘留因此有所增加。2012年，當大量藏人前往印度接受達賴喇嘛的祝福時，陳將他們送進了「再教育機構」。
儘管自焚事件繼續在鄰近地區發生，但在接下來的四年中，西藏僅記錄了一次自焚事件。他宣布：「我們嚴格遵守法律，嚴厲打擊非法組織和關鍵人物」。他有能力被提拔。官方媒體指出，2016年3月，就在他被任命去新疆之前，來自他所轄地區的代表來到北京的全國人大，戴著有習近平形象的徽章，「這是一種表達謝意的自發行為」。黨認為陳的策略是成功的。
陳頂著一頭稀薄而漆黑髮亮，梳得嚴絲合縫的頭髮進疆，隨行的是從西藏帶來的一隊安保。他沒搬進黨委書記的住所，而是住進了一個由政府控制、解放軍安保的賓館。賓館緊鄰多個警察機構，陳還有一條從住處到該地數字安全中心的高速數據專線。
習曾把改革比作吃飯，把肉挑完了，那剩下的就會難以下嚥。陳向其表明他來就是「啃硬骨頭的」。他把自己的一段講話標題取為：「在習近平同志的領導核心下，堅持貫徹黨中央的新疆治疆戰略」。
陳的前任就曾從他那裡學得西藏策略，在新疆部署了二十多萬黨員幹部。陳到任後加碼到一百萬，並督促這些人一家一家地「用感情貼近群眾」。在一個名為「民族團結一家親」的運動之下，各地黨員幹部上門到少數民族居民家中自我介紹，宣布「我們是你的新親戚」。這些幹部們不請自來，登門吃飯，有時候還按上級要求過夜。驚嚇之下的住戶們只能強裝笑容，禮貌地接待他們，回答他們的各種詢問，甚至把自己的床讓出來。
在時任新疆代理黨書記朱海侖的協助下，陳招募了數萬「協警」來實施大規模抓捕和鎮壓任何動亂。他開始建造數千個「應急指揮中心」，謀求對城市生活實施「網格化」管理（譯注原文iron grid，鐵網，應該是指中國官媒的網格化管理）。他把人劃為三類：可信、一般、不可信，並抓捕任何不能證明自己足夠忠誠的人。
到任半年後的2017年初，陳發出指示應對長期、複雜、「極為嚴酷」的運動。他要求下屬「把嚴打作為首要任務」，其必要性在於「先發制人，消滅於萌芽」，目的是根除新疆分裂問題。對於任何不願意熱情參與實施計畫的「兩面派」官員，他宣布零容忍。
之後習召陳到北京開會，幾天之後，在烏魯木齊舉行的大型集會上，陳檢閱了上萬全副武裝的鋼盔部隊，直升機盤旋上空，多個裝甲車組成的方隊駛過，陳在集會上宣布「粉碎和消滅敵人的進攻」，誓言要「把恐怖份子的屍體埋葬在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中」。
陳的指揮特色之一是突擊檢查，有時候隨機傳召警察來檢驗他們的反應時間。他指示「應抓就抓」，到2017年4月已有大批民眾被捕。一個泄露給在荷蘭的維吾爾運動分子的官方文件顯示，僅僅在6月19日的那一週內，四個南疆地級地區就抓捕了一萬六千餘人，另有五千五百人因為調查人員找不到他們，以「暫時無法收押」記錄在案。
即使收押人數不斷增加，當局仍在力推更多抓捕。一位公安局長回憶一個黨員同志的話是這樣說的：「莊稼裡的草沒辦法一根根拔，你得噴除草劑全殺了」。到了六月，朱海侖起草了一個公文，裡面寫「堅持應抓就抓」，並強調，「只要他們現身了就抓」。
在烏魯木齊地窩堡國際機場，一位官員遞給Sabit一張拘留證，那是逮捕她的的行政命令，上面的日期是6月20日。Sabit被帶到一個小審訊室。她的手機和證件被沒收，機場官員通知她即將接受「錄像調查」。
她被帶到電腦前；通過視頻鏈接，另一名官員開始用維吾爾語盤問她，但她並不懂維吾爾語(陳先生招募來很多少數民族的人，用來鎮壓少數民族)。
Sabit詢問：」你能用普通話嗎？」電腦那段的官員改為用笨拙的普通話，詢問她的移民記錄和護照，為什麼她曾經在中國駐哈薩克斯坦阿拉木圖領事館更新過護照？Sabit回答說，她是去探親的，旅行的時候護照頁數用完了。大約一小時後，一名士兵把她帶到外面等候。她本以為會被放行。她的回答很誠實，而且很容易進行核查。但她卻被叫回了房間，由兩名士兵看守。
最初維吾爾機場的邊防檢查官員對她進行檢查時，Sabit問自己做錯了什麼？對方惱怒地說：」你知道你做了什麼。現在我們要等奎屯公安局的人把你帶走。」Sabit問那是什麼時候？他態度十分惡劣地回答：」這要看他們什麼時候動身。」
擴音器裡傳來通知，說她的航班延誤了，她想像著母親在飛機上憂心忡忡的樣子。她坐著的時候，看守她的警衛和她聊天。她們都是二十出頭的年輕女性，從「內陸」（新疆人對中國其他地區的稱呼）入伍。她們說，她們無法理解為什麼有人需要離開中國，尤其是去哈薩克斯坦。」真是個落後的國家，」一個人說。Sabit決定，這時候最好「聰明」一點，不要反駁。
大約6個小時後，奎屯公安局的幾名黑衣青年男子趕到。當Sabit被移交給他們看管時，機場的官員告訴她，如果沒有問題，局裡可以撤銷邊防，然後她就可以離開了。Sabit點了點頭，心想也許他是個善良的人，能看出她是無辜的。
外面晨曦將至。公安局的人把Sabit引到一輛汽車的後座上，在那裡她的兩邊各坐一名警衛，並準備好了手銬。這些人開了一夜的車，看起來很疲憊，但他們警惕地注視著她。坐在副駕駛座上的一名情報人員對她進行了盤問，司機以狂躁的速度向奎屯方向疾馳，將車速飆到每小時110英里以上。
到了公安局，Sabit被帶進地下室，地下室裡面有幾間拘留室。他們在一間狹窄的拘留室前停下，讓她進去。這個場景令她崩潰了，她開始哭泣。」求求你，能不能不要把我關進去？」她哀求道，」我不是一個壞人。求你了，讓我在辦公室裡等著吧。」
「我們就因為你跑了五百公里。」情報人員說，」別再給我們添麻煩了！」她進入牢房，注意到牆壁上有泡沫填充物–她懷疑是為了防止自殺。兩張軟墊凳子，每張凳子下面都有一根裝在牆上的管子，是用來裝手銬的。Sabit嚇得坐都不敢坐。
牢房外一名助理警察告訴她，」你可以休息一下」。她緩慢地坐下。這名警察姓韓，來自鄰近新疆的一個貧困省份，那裡是新兵的來源地。他告訴Sabit，調查人員會在當天上午九點到達。他拿著她的檔案，留意到她的檔案很薄，說這是個好兆頭。
Sabit在腦子裡盤算，試圖不要責怪自己之前無視返回中國的警告。她後來在一份未發表的證詞中寫道：」我的焦慮就像螞蟻吞噬獵物一樣，一點一點地吞噬著我。」(這篇報導參考了她的書面證詞、包括她保存的文本在內的原始文件，以及長篇的採訪)。她盼著能盡快向更高級別的官員解釋自己的情況，讓他們明白自己是被冤枉了。
幾小時後，一男一女兩名警官把Sabit帶到一間審訊室，裡面有一張「老虎椅」，這是一種用來銬住坐著的人的金屬裝置。Sabit嚇得退後一步。男警官見狀，命令為她拿來一把普通的椅子。」在這裡，我們尊重人權，」他說，」你要做的就是配合，誠實地回答問題。如果沒有問題，我們就放你走。」
驚恐中Sabit感到胃部一陣刺痛。警官叫她吃早餐。她吃不下飯，詢問能不能用洗手間。
「來吧。」女警官說。此前，Sabit被允許使用她拘留室附近的一個廁所——一個地面上的骯髒的坑，幾個監控攝像頭對著它。」我們能不能不去那個有監控攝像頭的廁所？」她問。警官把她領到另一層樓的廁所。當他們回來時，Sabit瞥見自己對面的一間審訊室。在那裡，她看到一個身穿橙色背心和黑色長褲的年輕維吾爾族男子，他的手腕和腳踝被鎖在一張老虎椅上。他的臉很髒，沒有刮鬍子。他的眼睛失焦，他的頭耷拉著。穿著黑衣的警官對他大喊大叫。Sabit被帶了過去，回到她的房間接受詢問。
任何接受過審訊的人都知道，審訊就意味著重複。審訊者一遍又一遍地問你同樣的問題，試圖從裡面找出前後矛盾的蛛絲馬跡，來給你定罪。
Sabit的審訊持續了好幾個小時，審訊者只是不斷重複詢問著她在機場就被問過的問題。審訊過程中，隔壁關押那個維吾爾族男人的房間不斷傳來拷打和電擊的聲音。那個男人的慘叫聲不絕於耳，她根本無法集中精神。主審訊官跟他的同夥說：「讓他們先停一停，太影響我們這邊工作了。」刑訊這才消停下來，但也只是暫時的罷了。
她的審訊官離開了，有人給她送來午飯，但她還是什麼都吃不下。一個她很禮貌地稱之為「大哥」的維吾爾族官員進來了，給了她一點熱水和胃藥。
三個小時以後，主審訊官回來了。「你去過太多敏感國家了」，他說，「我們需要對你進行一次新的審訊」。Sabit問到底是她去過的哪些國家有問題，審訊官回答說：比如美國、泰國、馬來西亞、吉爾吉斯斯坦、哈薩克斯坦、俄國。
「除了美國，我去所有這些國家都是出公差啊！」她說。「這一點我的同事可以作證。」
第二次審訊結束時，天已經黑了。「大哥」回來了。Sabit絕望地問他：「我能走了嗎？」「大哥」搖搖頭，跟她說：「把熱水杯子留著喝水吧，記得吃點東西。」
把她從機場帶來公安局的情報人員把她的行李也從機場帶來了。
「我能回家了嗎？」Sabit問他。
「你到時候就知道了。」他回答。他押著她走出審訊室。另一個人男人過來，在他耳邊悄悄說了幾句話，但這個情報人員搖了搖頭。「她的名字上了黑名單，」他說，「誰也救不了她。」
三 雪亮工程
2005年，中國政府啟動「天網計畫」，開始在全國範圍安裝監控攝像頭。習近平上臺之後，中國推出了該計畫的升級版——雪亮工程。預想中這項工程會建成一個5億攝像頭組成的監控系統，以實現「全域覆蓋、全網共享、全時可用、全程可控」。在北京，幾乎沒有任何角落可以躲過監控的觀察。這些攝像頭最終還搭配了人臉識別軟體，令當局對個人的侵犯達到無以復加的地步。在北京天壇公園的廁所中，人臉掃瞄被用以限制用戶一次獲取超過七十公分的廁紙。
習近平在新疆造「牆」的努力中，高科技是至關重要的。來自IPVM（一個研究視頻監控的組織）的研究者發現有證據表明中國公安部於2017年要求監控攝像頭中的人臉識別軟體須要能夠識別維吾爾人的臉。幾家牽頭的中國廠商迅速著手開發這一技術——在華為的一項測試報告中，其中的一個系統被稱為「維吾爾族警報「。儘管基於種族的監視系統精度未知，在新疆以外已經有至少十幾個立法機構進行了部署。
新疆本身則成了數字監控的試驗場。2013年，新疆官員已經開始在居民家外張貼二維碼，以供安保人員掃瞄獲取居民信息。在陳全國來到新疆後，所有汽車都裝上了政府配發的GPS追蹤器。所有新手機號碼都需要登記，手機會被例行檢查；當局可以獲取照片、位置數據等任何信息。政府還會安裝WiFi「嗅探器」以調取電腦和其他設備中的身份信息。陳全國還發起了「全民體檢」的運動，假借醫療的偽裝收集血型、指紋、聲紋、虹膜等生物特徵數據。所有12歲至65歲的新疆居民都被要求提供DNA樣本給當局。
為了更好地利用這些形形色色的監控工具，集中管控是最好的方法–而這一開始就是「新疆人民戰爭」的一部分。2015年，中共國安機構開始構建「一體化聯合作戰平臺」（校對按：原文為Integrated Joint Operations Platform，簡稱IJOP）。此平臺可供各路信息交匯。一位參與建設的資深工程師記錄道：「在一次恐怖襲擊出現後，對襲擊起因的調查至關重要，但預防未來可能出現的恐怖襲擊更加重要。」IJOP平臺投入使用以後，朱海倫曾經確認道，這個平臺會被用來鏟除潛在危險。Zhu Hailun分發的備忘錄中提到：「由IJOP識別出的潛在危險人物和相關線索是對社會穩定的重大威脅，其中不容易查證的人物和線索是藏在隱患中的隱患、藏在危害中的危害。「
使用IJOP程式並被監督上傳信息的國安人員有好幾萬人。國際非政府組織「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曾對IJOP進行過數位鑒識，鑒識結果揭示，能觸發IJOP做出潛在危險評估的「人員類型」共有36種。符合這些類型的行為包括：不使用手機，出入使用後門而非正門，或者用電量」反常「，連蓄須風格「不正常」都可能被盯上。社交太少會被懷疑，但被視為社會關係「複雜」的人也好不到哪裡去。而且，IJOP還採取連坐機制：當一個人對國家的忠心遭到懷疑，他/她的家人也難脫清干係。此外，IJOP的系統設計中，還有「寧可錯殺不可放過「的元素。由於系統自身的數據短缺而不能被確認成分的人員，也會被算作潛在危險。在評估有境外行蹤的人時，這一元素就體現得再清楚不過了，如果此人的目的地被視為」敏感地區「，那就更是如此。2017年6月，朱批准了一份快報，這份快報強調，任何一個出過國的新疆人都可以被推定有罪：」如果一個人從事恐怖活動的嫌疑不能被洗清，那就應該派出邊境管制人員對此人實施抓捕。「
在公安機關，Sabit被迫進入一輛有著在機場接她的情報官員的車。她仔細看向窗外，她童年記憶中的奎屯似乎變得無法認出，模糊的天際線顯得冷酷而無味。他們乘車一路向西，朝她長大的街區走去。她回憶說：「我希望，或者說我有那麼一點幻想，他是把我帶到我原來住的地方。」相反，他們到達了北京西路新建的派出所。在大廳裡，Sabit注意到一個老人坐在椅子上，這是一位和她父親在同一所學校教書的鄰居，而她從小就認識鄰居的女兒。「你好，叔叔。」她用哈薩克語小聲說道。「你認出我來了嗎？」他默默地對她示意不要說話。
Sabit的眼淚湧了上來。她後來回憶說：「那種感覺就像看到我剛剛去世的父親一樣，我害怕得要命，又特別難過。」Sabit被命令跟隨一名懷孕的警察。她們一起走路時，警察用哈薩克語低聲說道：「他們讓你幹什麼你就幹什麼，無論如何都不要抵抗，不然有你好受的。」在一個私人房間裡，這名警察命令Sabit脫掉她的袍子，對她進行搜身，並且沒收了她的珠寶和鞋帶。回到大廳，另一位警官記下了她的個人信息。這個男人看起來好像是維吾爾族或者哈薩克族的，所以Sabit鼓起勇氣問：「我因為什麼來這裡？」解釋說：「是一體化聯合作戰平臺的人帶你來的。你去過很多國家，所以問題可能很大。」他示意那位仍然坐在椅子上的老教授：「他去過哈薩克斯坦四十多次。我們已經把他拘留留在這裡十天了。我估計你也得在這裡待一陣了。」
Sabit一陣發冷。她在老人身邊找了個位置坐下了。「孩子，我怎麼能不認出你呢？」他用哈薩克語小聲說道。「你和我的女兒一起長大的，你就跟我的孩子一樣。」說完，他又提保佑她的父親：「願他的靈魂在天堂安息。」然後，他警告她要小心——不要批評共產黨，也不要說她在旅行中遇到的任何事情的好話。他說：「你得堅強。一切都會過去的。你在這裡就別怕，有大叔陪著你。」
被拘留的人員通常睡在審訊室裡，男人睡一側，女人睡另一側。那天晚上，一些警官在大廳裡放了一張軍用床墊，然後命令Sabit和另一個年輕女子一起睡在上面。那女人穿著一件紅色連衣裙。Sabit回憶說：「她非常瘦弱，特別平靜地看著我，眼睛裡什麼都沒有。從外表看，我覺得她是維吾爾族。」
當她們被迫擠在一起時，穿紅色連衣裙的女子解釋說，她是一名學生，因為使用名為Zapya的APP下載音樂而被捕。預計使用IJOP的官員會記錄數十種「可疑」的APP，儘管很多當地人不知道它們是哪些。該名女子告訴Sabit，還有兩名維吾爾男子也因為用Zapya所以被關在這裡，一個是她的同學，另一個是一名屠夫。那個時候是七月，天也熱，蚊子也多。Sabit一整宿都沒睡著，淨轟蚊子了。大廳裡的燈光亮了一夜，警務人員的對講機不斷發出信號音和斷續的嗡嗡聲，同時警察還在忙著處理吸毒的，喝醉了的，亂穿馬路者和其他小偷小摸。警察對誰都很嚴厲。有一次，一個拷在老虎椅上的老人喊著說：「毛澤東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
第二天，Sabit被車押往醫院檢查身體，包括抽血和留尿。她還做了心電圖、超聲波，拍了X光胸片。回到警察局以後，警官又給她拍照、留指紋，並留了她的DNA樣本。她做了虹膜掃瞄，又被逼著對著麥克風講話，以獲取她的聲紋。這是另一樣要上傳到一體化聯合作戰平臺的數據。那天晚上，薩比特和維吾爾族婦女睡在審訊室裡。事實證明這比主大廳還差。蚊子一樣不停地繞著她飛，對講機的聲音仍然聽得見，唯一的區別是Sabit現在和另外兩個女人被一起關進了一個小小的鐵牢房裡。房間很熱，還不通風，不過即使她已經汗流浹背，她還是把自己裹在毛巾裡躲蚊子。她還犯了胃痙攣。
在另一間牢房裡，老教授和兩名維吾爾男人被關在一起。晚上，教授睡在地板上的床墊上，年輕人被銬在牆上，這樣他們就不能靠著。在接下來的幾天裡，Sabit注意到這兩個年輕男人只有吃飯和上廁所時不用戴手銬，而且他們沒洗過澡。彷彿一場颶風，陳全國發起的龐大的拘禁方案逮住了Sabit。新疆大約有2500萬人口——不到全中國人口的2%——但根據政府公布的官方數據，截止2017年，全國五分之一的逮捕行動與新疆有關係。
在警察局裡，Sabit注意到大量的維吾爾人被帶來這裡並上傳他們的信息。許多人是在進奎屯時被檢查站攔住的，還有一些被一體化聯合作戰平臺標記為「不可信」。在這些人裡，大多是上了歲數的，或者是女性，或者是小孩。至於青壯年男性，他們好像都已經被關起來了。白天Sabit可以到警局大廳裡活動，但是只要一有親戚來探望，她就會被迅速趕回牢房裡。有時她看到一些認識的人，就覺得被他們看見她被拘留很丟臉。但隨即她意識到，他們以為她只是也來處理一些瑣事。有一次，一位老朋友也來了，要辦理一些去哈薩克斯坦探望父母的文件。這位女性朋友聽說Sabit被拘留了，想過去離她近點，但那位老教授示意她離遠點，別過來。走之前，她向Sabit示意，會給她母親帶口信。Sabit安靜地看著她，拚命忍住淚水。
在她被捕的第19天以後，那位照顧過她的大哥走進了警局。Sabit記得這個人對她還算友善，於是湧起一點點希望。她叫住他，問他知道不知道什麼時候她才可以離開。他看了看她，又看了看周圍的人，然後說：「你們都會被送到學校去。」Sabit從警局裡大傢俬下的傳話中已經得知，「學校」就是指政治再教育營。她嚇了一大跳，「得待多久？」他說要半年。
第二天晚上，三個身著灰夾克的神情嚴厲的男人來到了警局。從警局的人對他們的畢恭畢敬的樣子看，Sabit覺得他們大概是什麼高級官員。後來證實，其中一位是公安局的國安大隊隊長王挺（音譯）。Sabit，教授還有一個年輕維吾爾男子都被叫去和他們見面。王挺主要就哈薩克斯坦簽證的事審問Sabit。在這個過程中，有一個官員嘆著氣說，「你啊，我們把你一放，你就不知上哪去了。」儘管如此，警察局副局長還是告訴Sabit，第二天她就可以離開了。
陳全國將他的鎮壓描述為給新疆社會帶來良好秩序，然而，對於處於這個系統中的人民來說，隨意變動的規則和隨時隨地的各種強制行為讓情況看起來更像是無政府狀態。一個警員告訴Sabit，在離開之前她必須簽署一份悔過書，並且保證下不為例。Sabit說，她根本就不知道她的罪行是什麼。「那你為什麼來這啊？」他問道。「因為我出國了。」她回答道。「那就寫你不會再犯這種錯誤就行了。」他說。她不知道該怎麼辦，於是警察又補說，「你隨便寫什麼錯都行。」Sabit在警局的等候廳裡發現了一本中共的宣傳雜誌，然後她抄下其中一些政治宣傳的話語。
第二天早晨，Sabit走出了警局並打了個電話給母親，母親一聽到她的聲音就泣不成聲。Sabit想要立刻飛到母親身邊，但警察扣留了她的護照；他們說，在歸還護照之前，她必須取得國安局的許可。在國安局的辦公室裡，Sabit找到了王挺，跟他說她想去見她母親。王挺回答說這需要先請示上級。一週後Sabit回到這個辦公室，王挺對她說，她的邊境管制將會在三個月後自動解除，到時護照也會歸還給她。Sabit感到很困惑：在機場攔住她的官員告訴她，她必須採取積極措施才可以消除邊境管制。然而，當時她想要進一步詢問時，王挺卻揮揮手讓她離開了。
Sabit耐心地等待了三個月，甚至特地等多了一天——以防萬一。然後又去王挺的辦公室找他，後者讓一個警員把護照還給Sabit。Sabit頓時感到鬆了一口氣，馬上訂了一個飛往哈薩克斯坦的航班。然而，在機場裡，還是當初那個官員攔住了她。她的邊境管制並沒有被解除，「我沒跟你說嗎？」那個官員問道。幾個小時後，Sabit又再去找王挺，這次王看她的樣子有點不耐煩了。他堅持說，她的邊境管制已被解除了，可能只是系統需要點時間更新。他讓她再等多一週。Sabit請求他給她出示一份書面證明表明她無罪，於是王讓人寫了一份。這份材料寫著她因為在領事館裡續簽護照所以被調查，但目前已洗脫嫌疑。材料上還寫著「我們沒有發現她或她的家人從事任何危及國家安全的活動，她已被允許出國。」第二天，Sabit拿著這份證明，又冒險訂了一個航班。結果再一次地，她又被攔下來了。不管是沒法遵守規則還是根本沒有一個完整有效的規則去遵守，她反正是走不成了。
中文有個說法是「鬼打牆」，意思是指一個看不見的迷宮，周圍到處漂著鬼魂，專門迷惑和捕獲在外奔忙的人。在Sabit的情況裡，鬼魂就是國家，她決心無論如何要找到一條路衝出去。王挺的一個同事告訴她，撤銷她的邊境管制的申請已經上報，正等待批准。申請要到兩百五十里外的縣城所在地古勒賈，再走一百五十里到烏魯木齊。她急於保證自己的手續正在辦理，她決定跟著這條線去督促辦事的工作人員。她到火車站時看到站裡到處都是即將召開的中共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宣傳品。那是一個政治敏感時期。
在古勒賈，Sabit得知自己來晚了，她的申請書已經發往烏魯木齊了。離下一班去烏魯木齊的車還有好幾個小時，於是她去看望住在附近的姨媽，她身體不好。當他們正在喝茶的時候，她的電話響了。電話是奎屯派出所的副所長打來的，他在電話裡大吼」你在哪兒呢？」Sabit如實相告。」幾天前你還在奎屯，你怎麼突然就走了？」他讓她發來一張火車票的照片，作為她在古勒賈的證明。然後，他命令她立即回去簽署文件，」你今晚就坐火車回來。」
副局長好像莫名其妙格外關注她的案子。在火車上，她收到了他的簡訊，讓她確認自己已經在路上了。當她到達奎屯時，已過午夜，停車場空無一人。在車站外的燈光下，她看到一輛警車在等她，裡面有兩個警察。一個是漢族人，另一個是哈薩克族人。他們默默地開著車，直到Sabit問為什麼要讓她這麼急著回去。哈薩克族警官用口型告訴她：去學校。因為這位警官跟她說過哈薩克語，Sabit覺得她問問他。她難以置信地問道：」副局長不是說我是要簽署文件的嗎?」她讓他不要逗她了，他卻搖搖頭說：」我沒有開玩笑。」在派出所，Sabit的東西被沒收了，她被送回了牢房裡。第二天，又給她做了體檢。很明顯，這是要把她送去接受政治再教育之前進行的一些工作，但她就是無法接受這個事實。這是一種常見的反應，奧地利精神病學家維克多-弗蘭克爾稱之為「緩刑妄想症」。弗蘭克爾很清楚這種錯覺的控制力。在大屠殺期間，他被帶往奧斯維辛；他後來寫道，即使在火車開進集中營那一刻，他還相信「最後應該不至於那麼糟」。（待續）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