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媒體在歷史上之罪惡(圖)

電影《瓊斯先生》揭露了主流媒體《紐約時報》是造成烏克蘭大飢荒的幫凶。（網絡圖片）

有一部電影叫《瓊斯先生》，講述一位英國記者，上世紀三十年代到蘇聯做記者，冒著生命危險潛入烏克蘭鄉村，發現了大飢荒的秘密。在莫斯科，他遇見了一位《紐約時報》駐莫斯科站的記者杜蘭特，杜蘭特獲得了蘇聯政府的優待，過著花天酒地的生活。他給美國發去的報導是：「這裡沒有飢荒，也不可能有這樣的事情。」憑這些謊言，他獲得了普利策獎，普利策委員會表彰他，說他的報導「富於學識，深刻，判斷無偏見，同時也極為清晰」。而發現了真相的瓊斯先生，卻過得非常窘迫，三十出頭就在一次採訪中被槍殺。在影片最後的字幕提示，那頒給杜蘭特的沾血獎項，至今也沒有撤回。

後來我看到索維爾的書，說英國作家馬爾科姆･馬格里奇也指出了烏克蘭的飢荒，幾十年後，羅伯特･肯科特在其學術研究著作《悲傷的收穫》中估計，有600多萬人死於那場飢荒。這些判斷在蘇聯國家檔案館開放後，被證實是真實的，而且當初的估計還保守了一些。

但在當時，馬格里奇的文章，卻被費邊社成員，社會活動家比阿特麗斯･韋伯斥責，說這是「歇斯底里的攻擊」，導致馬格里奇遭到了大量的恐嚇詆毀，連工作也找不到，窮困潦倒。而罵他的高知和她同樣高知的丈夫悉尼･韋伯，卻在毫無良心愧疚中，度過了他們「高尚」的一生。

其實烏克蘭發生的飢荒，《紐約時報》的記者杜蘭特心知肚明，他私底下和朋友說過。1933年，他認為在過去的一年內，蘇聯可能因為飢荒死了一千萬人。但他為什麼要說謊，欺騙美國人民呢？主流媒體嘛，呵呵。

歐洲一戰過後，知識界反戰情緒濃烈，1938年，各國在慕尼黑回憶上，競相取悅希特勒。法國報紙說：「任何事情都好過戰爭。」丘吉爾因為對此持保留意見，就被主流媒體罵為「一個被軍國主義情緒所控制」的人。全法國的學校，都被和平主義籠罩，都以保衛法國為恥。最後，我們都知道，它果然一戰而亡。

法國的這個風氣自然也傳播到了英國，1933年，英國牛津大學的學生宣稱，他們不會為保衛國家而戰鬥。丘吉爾警告他們，不可能因為恐懼戰爭，就能避免戰爭。事實上丘吉爾是對的，但當時的知識份子沒有人聽他。著名的哲學家羅素說：只要我們削減軍備，不威脅別人，別的國家就不會想跟我們開展。抵抗，是激發敵人殘暴的主要因素，所以英國應該單方面裁軍。法國社會主義首腦布魯姆說，如果我們就此裁軍，不但沒有風險，反而會產生巨大的道德威望，讓對方慚服，導致它們紛紛主動裁軍。

法國小說家尚･喬諾說：如果德國入侵法國，最糟糕的，也不過是所有法國人成為德國人，而做一個活著的德國人，也至少比做一個死去的法國人好。另一個作家西蒙娜･維依說：「為什麼德國的霸權就比法國的霸權更糟糕呢？」後來前者投靠了納粹，後者流亡。

在主流媒體的引導下，英國首相鮑德溫在1933年說，假如我像德國一樣，建議國會撥款大力擴展軍備，那我就不要想在選舉中獲勝了。丘吉爾非常氣憤，說這是首相公開宣布因為害怕失去大選，而不想承擔對國家的責任。

但這能怪鮑德溫嗎？丘吉爾也承認，如果鮑德溫選舉失敗，工黨上臺，會變本加厲削減軍備，那樣的話，二戰可能就完全失敗了。1935年，《英德海軍協議》簽訂，主流大報《泰晤士報》高度讚揚說，這是希特勒先生本人最英明的決定。

誰也搞不過主流媒體和高尚的知識份子啊！它們的偏向宣傳，會讓你失去無數的選票。

法國也一樣，政治家不敢和主流媒體對著幹，法國外交大臣白里安說，法國的主流媒體會盡最大努力壓住德國軍國主義已經復興的新聞。德國有關軍國主義的遊行影片，在法國的電影院被完全禁止播放。希特勒的《我的奮鬥》，被禁止翻譯，以免法國人看了會被嚇住。從德國逃到法國的猶太人，講述的恐怖經歷，也基本被主流媒體全面屏蔽。

英國的《曼徹斯特報》說，納粹觀念雖然有些極端，但他們上臺後，還是會按普通政治家的形式做事。《泰晤士報》拒絕刊登希特勒在國內迫害民眾的一系列舉措，它派往德國的記者所寫的稿件，因此被反覆要求刪改甚至重寫，一些記者因此憤然辭職。有些記者還被派往德國的邊遠地區，躲開事件發生地。《泰晤士報》的編輯堅決支持張伯倫的綏靖政策，有位叫傑弗里･道森的編輯真誠地承認：我盡了最大努力，一晚又一晚，來保證報紙上不發出任何可能傷害德國人感情的東西。

丘吉爾說，1932年的裁軍會議上，德國代表要求撤銷凡爾賽條約對德國軍備製造的限制，他們的要求得到了英國絕大多數主流媒體的支持。這意味著允許7000萬德國人重新武裝起來，並發動戰爭。

於是主流媒體毫無失望，盼來了戰爭。戰爭的狀況是什麼樣的，我們基本都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