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價商品背後的血與淚(圖)
「中國製造」與強迫勞動：廉價商品背後的血與淚
中國新疆Artux City的一個再教育營，據信有數百萬維族人被非法關在這樣的集中營里。
（圖片來源：GREG BAKER/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1年3月16日訊】手腳上戴著鐐銬，嘴巴被金屬的口塞撐開，鼻管強制餵食，眼睛被灌入辣椒醬……阿米莉亞．龐(Amelia Pang)在新書《中國製造：一名囚犯，一封求救信，以及美國廉價商品的隱藏成本》(Made in China:A Prisoner,an SOS Letter,and the Hidden Cost of America』s Cheap Goods)中描繪了主人翁孫毅在中國瀋陽馬三家勞教院遭受的虐待。
在新疆強制勞動問題日益受到全球關注的今天，這本書再次讓人們關注到廉價商品背後可能存在的人權代價。
阿米莉亞．龐是一名華裔自由記者，有著八分之一的維吾爾族血統，她畢業於紐約市的新學院(The New School)，現居華盛頓特區。
《紐約時報》稱讚《中國製造》一書「及時而緊迫」，《出版人週刊》則評論說：「報導專注而深入，這本書所揭露的事件令人印象深刻，將使讀者在下次購買商品時三思而後行。」
強迫勞動的歷史
龐告訴美國之音，寫書的初衷是因為中國強制勞動的問題一直沒有得到解決。她說：「歷史上有很多這樣的強迫勞動的營地，還有很多例中國的政治犯或者是勞動營裡的犯人寫的求救信被西方消費者發現的事件，最早可以追溯到1990年代，但是到現在卻毫無改變。所以我想寫一本書探討西方供應鏈中的問題，西方公司從中國工廠採購的方式存在的問題，以及作為消費者的我們該如何解決這些關鍵問題。」
龐在書中追溯了中共強迫勞動的歷史：該制度借鑒了前蘇聯的「古拉格」勞動改造營系統，分為「勞動改造」和「勞動教養」，分別是針對罪犯的刑罰，和針對不夠刑事處罰的人員的行政強制措施，但共同點都是強迫勞動。
在1920到1930年代國共內戰期間，中共提出「打土豪，分田地」的口號，並且開始強迫地主和富農從事勞動；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強迫勞動制度大規模升級和擴散，從土地改革到反右再到文革，成千上萬的中國人受到這個制度的荼毒。據總部在華盛頓特區的勞改研究基金會估計，自1949年以來，有大約四千萬到五千萬的人曾被強迫勞動，他們遭遇了飢餓、虐待和精神折磨，很多人因此死亡。
1994年12月，中共決定廢除「勞改」兩字，「勞動改造管教隊」全部歸於「監獄」，各級「勞改局」更名為「監獄管理局」，包括司法部直屬和各省以及新疆生產建設兵團下轄。但勞改制度事實上照行無誤，本質並沒有改變。到今天，中共政府強制勞動的對象包括普通囚犯、人權活動人士、異議人士、宗教信仰者、少數民族、記者等等。
廉價商品背後的血與淚
《中國製造》圍繞孫毅的經歷，向讀者展現了馬三家勞教所地獄般的生活，以及中國強迫勞動制度的內幕。孫毅在2008年因為練習法輪功而被捕，在馬三家勞教院的兩年間，他遭受酷刑，每天被迫勞動15個小時以上。孫毅想辦法把求救信放進他製作的一些萬聖節裝飾物中，其中一封信於2012年流轉到一位住在俄勒岡州波特蘭的婦女手中，當時成為了世界關注的新聞。已經被釋放的孫毅在2013年化名「張良」接受了CNN的採訪。
2017年，他在流亡海外的第一站印度尼西亞去世。次年，其經歷由加拿大的華人導演拍成了一部記錄片《求救信》，這部電影獲得了《紐約時報》、《洛杉磯時報》、英國BBC等媒體的關注。
除了孫毅，中共強迫勞動制度的受害者還有很多：中國大陸《Lens視覺》雜誌2013年刊登報導《走出」馬三家」》，披露馬三家女子勞教所的酷刑內幕，包括坐」老虎凳」、關」小號」、電擊及綁上」死人床」等等，該勞教所也曾於2000年被收入聯合國發布的全球婦女人權報告；2019年，一名倫敦的6歲小女孩在聖誕卡片上發現求救訊息，寫信人自稱是中國上海青浦監獄的外國囚犯。
在講述了孫毅的故事之後，龐繼而指出，全球化貿易和供應鏈成為了強迫勞動制度的幫凶。龐告訴美國之音，西方公司對低成本和快速生產的要求，間接促使了中國代工廠使用強迫勞動生產。她說：「我在為寫書而做研究時發現，很多正規的普通中國工廠偷偷地讓勞教營代工，因為他們沒有辦法用這麼低的成本進行生產，他們的正規合同工也做不到，所以他們必須讓一些不可告人的地方代工，比如勞教營，比如那些免費工作或者工資遠遠低於最低工資標準的犯人。另一個中國工廠使用勞教營的原因是，他們沒有辦法在這麼短的時間裏生產出來這些商品，而一旦耽誤交貨期限，他們會面臨很高的罰金。所以他們讓勞教營代工，那些犯人不得不每天工作15到20個小時，有時候甚至是24小時，來幫助這些工廠在限期內完成任務，而這個限期正是西方公司要求的。」
龐還認為，當代消費者對廉價和時髦商品的追求也在其中推波助瀾。她說：「很多企業唯利是圖，他們想要最低的成本，製造過程要很快，並且儘可能地從最新的流行趨勢中獲利。消費者也在其中扮演了角色，我們作為消費者支持那些用最低價格提供最新潮流的公司。」
智庫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2020年3月初的一份報告估計，2017年至2019年，超過8萬維吾爾人被從新疆轉移到中國各地的工廠強制勞動，這些工廠據稱涉及83個全球知名品牌，快時尚品牌Abercrombie&Fitch，Gap，H&M，Uniqlo，Zara等赫然在列。這些品牌推陳出新的速度令人咋舌，比如ZARA網站顯示，其一年推出的商品超過12000款，每隔三週就要進行全面的汰舊換新，快餐般的時尚消費正是基於其低廉的價格。
審計和盡責調查為何失敗？
龐在2019年初造訪中國上海市青東強制隔離戒毒所(原上海市第四勞動教養管理所)，她假裝是一名採購的商人，然後驚訝的發現看守們對於強制勞動的事實毫不遮掩。此外，在她造訪期間，每隔兩小時就有運貨卡車從這座戒毒所進出。龐跟隨著其中一些卡車，追蹤到了周邊地區的製造商，他們的產品包括寵物玩具、皮領、自行車零件還有學校用品，並且大多從事出口貿易。
龐告訴美國之音，企業如可以很容易調查到其代工廠是否涉嫌強制勞動，但是他們出於利益考慮對此視而不見。她說：「如果企業真的想要調查的話，這套系統隱藏的並不深。如果我一個調查記者都能去到一個勞教營，跟隨他們的卡車，看他們把商品送到了哪個出口商，他們之間的聯繫就很明顯，只要你跟著他們的卡車。如果企業真的想，他們可以很容易發現這些。」
另一方面，中共體制缺少透明度，對其公民的高壓政策也阻礙到了審計和監管。被中國當局關押的維吾爾族學者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hti)的女兒菊爾．伊力哈木(Jewher Ilham)目前是華盛頓非營利組織「工人權利協會」(Worker Rights Consortium)的研究員，她告訴美國之音，在數十萬維吾爾人被迫勞動的新疆，正常的審計制度幾乎是不可能的。
她說：「品牌、零售商還有獨立調查員通常用來調查強制勞動的機制是不可能的，因為中國對整個區域施行高壓，包括監控和恐嚇。那些受到恐嚇的工人不可能告訴調查員真相，所以任何進行盡職調查的努力也得不到可靠的結果。之前有過一些事例，那就是明顯有強制勞動痕跡的新疆地區的工廠通過了審計和檢查，儘管有明顯相反的證據。這些審計要依靠那些有問題的工廠的工人的證詞，還有管理層的自我報告。現在，企業都不應該在新疆地區進行審計，因為這些審計的結果都是假造出來的盡職盡責，而審計本身可能會把這些地區的工人置於危險。」
「拒絕新疆」
談及美國政府目前重點關注的新疆強迫勞動問題時，龐表示，不論是馬三家勞教所，還是新疆的再教育營，它們都是一個龐大的、全國性的強制勞動系統中的一部分。1994年改革之後，勞改系統依然由公安部門管理。而在新疆，中共直接管轄的省部級機構新疆生產建設兵團也涉嫌參與強迫勞動，美國政府於2020年底對其實施制裁。
龐指出，「總的來說都是被監禁者接觸不到律師，也沒有機會受審。他們被迫給出口商工作，如果他們不公開批評自己的民族和宗教信仰，或者沒有達到產量要求，他們就會受到虐待。虐待，暴力還有性侵犯在所有這些勞動營裡都很常見。」
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CECC)於2020年3月發表的研究報告顯示，中國新疆地區普遍存在以「再教育營」為載體的強迫勞動現象，其中棉花、成衣麵料、制鞋等商品領域為重災區。2021年1月19日，美國前國務卿蓬佩奧稱中共政府在新疆犯下「種族滅絕與反人類罪」，繼任國務卿布林肯對此也表示贊同。在2月份的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會議上，英國外交大臣拉布表示，酷刑、強制勞工以及強制節育等，都在中國的新疆以「工業化規模」發生。
龐認為，西方政府要解決遍佈中國的強制勞動現象，新疆將是一個比較好的切入點，比如拒絕與新疆的企業進行貿易往來。她說：「中國政府在發展新疆方面投資了很多，新疆也是一帶一路的重要交通樞紐。一帶一路的關鍵就是貿易，如果把貿易從新疆拿走，那就是強有力的籌碼，能夠迫使中國政府反思自己針對維吾爾人的政策。」
除了政府的制裁，龐認為企業也必須在其採購源頭和可持續性政策上更為透明，避免來自新疆的強制勞動產品，並且對公眾展示其代工和採購的源頭。
她說，「現在有很多標籤都能讓公司做宣傳並且獲利，比如「良心製造」，「公平貿易」等等。我們應該創建一個新的標籤，叫做「拒絕新疆」，就是這個產品不包含新疆的勞動力。我們應該發起一個運動，讓企業更加透明，推動企業在新疆問題上提高其可持續性政策的透明度。」
龐還在書中提出了作為消費者的責任：當代的消費者往往只關注自身的利益，而忽視了廉價產品背後的人權問題。她寫道：「如果價格低，我們就會很高興。如果價格太高，我們就會感到難過……我們對生產者的痛苦的感受，並不如我們對慾望的感受那麼深刻。」
龐告訴美國之音：「我們可以去最喜歡的公司網站上看看，看看他們在可持續性或者企業社會責任頁面上說的什麼。他們有沒有說明自己從哪裡採購，他們給這些代工廠多少錢，又給他們多少時間去生產。如果他們不說明這些信息，我們就沒法確定他們有沒有使用強制勞動。」
菊爾．伊力哈木則認為，消費者可以通過選擇性購買來鼓勵那些遠離新疆的品牌。她說:「我們不是呼籲消費者進行抵制，而是通過購買行為來獎勵那些良心品牌，並且批評那些還沒有承諾在維吾爾人地區堅守道德的品牌。」
近一年多以來，多家國際知名品牌已經明確表示將遠離新疆強迫勞動的產品，包括H&M,Zara，Calvin Klein，阿迪達斯，大眾汽車等等。
在書的最後，龐提出了一份讀者可以採取的行動清單。除了上述有關生產週期和成本的問題以外，消費者還可以通過電子郵件向詢問企業如下問題：代工廠的工人最低工資是多少，審計的成本是多少，審計是否有隨機性，審計結果出現過哪些問題又是否得到瞭解決等等。
她寫道：「中共只要在位一天，針對異議人士和宗教少數群體的強迫勞動就會繼續。作為個人，我們無法強迫中共接受民主，但是我們可以利用我們的消費能力，來限制專制政府通過虐待良心犯和少數族裔而獲取的利益。」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