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飢荒人相食病餓自殺 民間反抗被鎮壓(圖)


中共大躍進造成大飢荒,號稱「天府之國」的四川竟然餓死1000萬人,甚至發生人吃人的慘劇。(網絡圖片)

1984年,文史工作者朱全森去四川省達縣高家溝村做有關文史調查,令他遺憾的是,想要找尋的人大多都在1960年大躍進前後餓死了。

「他們說那一階段餓死了40多人,我不相信,認為是造謠。那個村的公共食堂總共百來人。」朱全森對我說,2001年他參與編寫《達州市志》時親自去這裡調查大躍進期間食堂情況,約來原食堂負責人高思仁,「一家一家清理查核,發現餓死了26人。」雖比40餘人少,但比例也是相當驚人。這是朱全森所知達縣縣城附近大躍進期間餓死人最多的食堂之一。

據《達縣志》,1959年至1962年,達縣人口出現罕見的明顯減少。1958年,達縣人口總數為931,944人,到1962年,降為879,300人,共減少52,644人。平均每年減少約13,000人,而在1958年之前,平均每年的人口總數大概增加2萬餘人(1955年人口總數為875,745;1956年人口896,012;1957年為918512)。

在四川東部的大巴山區,達縣的人口非正常死亡情況並不特殊。附近的巴中縣、通江縣、宣漢縣等地,也存在大面積的餓死人現象。其中,又以宣漢縣為最多。

大躍進導致大飢荒。劉少奇曾用「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為悲劇定性。

農民糧食被徵購 飢荒導致盜竊風氣

據瞭解,達州專區1959年糧食減產,但地方仍浮誇上報,導致當年徵購糧食達19億公斤,佔實際產量的45%,農民每人留原糧僅99公斤,到1960年略有提高——103.5公斤。

「患了水腫病,腿都彎不了,爬樓梯特費勁。」朱全森說,飢餓與高強度的體力勞動,促使大批人死亡,也讓盜竊風氣流行一時。「那時政法機關部署『保衛』夏收、秋收,農民自己種出的東西要進倉庫,還要公安去保衛,簡直是笑話。那時公安抓得最多的案子就是偷,偷糧食,偷耕地用的牛油……」

有一次,達縣教育局搞成人教育工作的王姓幹部,因在食堂偷抓了兩把米飯,結果被炊事員發現上報。「他被弄到白廟禮堂批鬥,我們三十多個人被叫去『受教育』。」區委副書記一人在上面鬥,王姓幹部支支吾吾說偷了飯,下面沒人吱聲,只是悄悄議論,一個鐵匠說:這是餓的結果。

朱全森說,當時食堂炊事員、保管員都要階級成分和人際關係特別好的人才能出任,「他們是大偷,其他是小偷。生產隊長還會組織社員去偷其他生產隊的糧食,這個公社去偷另外一個公社。」

通江縣何光宇的母親,1959~1960年間就曾獲得在當地食堂做飯的美差,何光宇因此能沾些光:「有一次她把伙食團的油舀了一小碗給我喝。香得不得了,當時覺得天下沒有比這更好吃的東西了,喝完了繼續舔碗,結果被伙食團長給看見了,追問偷吃啥。我母親說,今天是兒子生日,沒啥可辦的,就想讓他開點葷。結果以後就不准她做飯了,失去一個好職業。」

但何光宇還有一個在糧站加工廠工作的姐姐,時或與同事私分糧食,始終未被發現。「糧站加工廠經常24小時連續工作,大家換班。有時晚上加班累了,就偷偷煮乾飯。一人分一坨飯。我姐姐捨不得吃,就半夜走十幾里山路,把飯送回家。大概半斤米左右,再加水和菜煮了,我們一家6口人吃。她隔三差五就拿回來一次。」

地委書記孩子偷食 還有飢餓尋求坐牢者

相較而言,城市職工就好得多,不至於有餓死之虞;但飢餓仍是難免。「當時達縣專區地委班子成員都有得腫病的。地委書記李香山的娃娃都偷饅頭吃。有一次,在機關食堂拿票買饅頭時,他從櫃子裡偷饅頭,被發現了。」原達縣專區地委辦幹部嚴宗全在接受我採訪時說。

在通江縣永安鄉,還有刻意違法以尋求坐牢者。浩劫波及耕牛等家畜。何光宇稱,當地一位村民將集體的耕牛殺死,分給大家吃,因此被勞改。他在牢中感覺還吃得飽些,出獄後餓得慌,又不敢再殺耕牛,就把牛舌割下來,自己報案,要求坐牢。

坐牢其實也不保險,據開江縣1962年3月的一份報告,三年災害期間,看守所共死亡在押犯人71人。「最開始,一般偷盜還被公安當成刑案,後來就改稱為『拿摸』了,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朱全森說。1961年3月,在上級指示下,達縣專區停止執行《治安管理處罰條例》。理由是,因群眾生活困難,出現普遍性的偷摸和強收農作物、強奪糧食等情況,法難責眾。由此亦可知,各級政府對農村飢餓的實況並非沒有瞭解,但高指標徵購糧食並未停止。

病餓自殺 「人相食」悲劇

非正常死亡的人中,也有部分是自殺。朱全森的一位教師同事曾嘯鵠是個退役軍人,1957年被打成右派,他身材魁梧,有1米80多,是個籃球運動員,飯量大,糧食緊張時,忍受不住飢餓而偷胡豆,結果被抓受批鬥,此後又再次偷紅薯犯事,在被批鬥期間上吊自殺了。

除了病餓而死、自殺,劉少奇所謂的「人相食」悲劇也發生在川東這片土地上。

在通江縣沙溪公社文勝鄉,曾發生轟動一時的食人案。據何光宇介紹,當地一個老太婆,見生產隊長的孩子比別的孩子都胖些,就騙其到屋中吃飯,在孩子向水缸裡看的當口,用刀將其殺死,然後煮了吃肉,一時吃不完的肉,就熏成臘肉慢慢吃。這個老太婆非常飢餓,她的老伴前些天剛剛餓死,也被她將屍體吃掉。因為有肉吃,所以老太太看上去紅光滿面,與同村人一臉菜色形成對照,找不到孩子的生產隊長,後來在她屋中發現臘肉,此案告破。老太太被抓捕,遊街示眾。他還聽說,萬源縣也有人因殺人果腹而被判刑。

1960年2月,達縣專區政府曾在一份報告上表示,自1959年12月以來,短短3月內,達縣專區內已經發生28起吃人肉事件,其中萬源縣5起,巴中、通江、鄰水縣各1起,平昌縣3起,宣漢縣最多,有15起。共吃掉31具屍體,這其中,既包括偷吃死人肉,也包括謀殺親生子女或繼女事件。

達州市文史工作者何大地說,當時普通農民還是相信宣傳,但有點知識的人會懷疑,只是不敢說。在何光宇的記憶中,三年飢荒時期,他所在的村莊也「沒人敢寫反動標語」。

朱全森進一步表示,當時沒有人敢說真話,因為那樣很容易被打成「右派」,「右派」被認為是「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比地主、壞分子都更壞一籌。朱全森本人,就是在1957年的鳴放後,被定性為「攻擊黨的領導」、「挑撥黨和知識份子關係」的右派。

民間的反抗 尚在密謀準備階段被鎮壓

在關於三年飢荒的歷史敘述中,很多人困惑,在那種生活與工作條件下,為何沒有或甚少農民反抗?這方面的歷史素材,學者掌握得的確不多,但並不意味著反抗缺失,只是它們多半尚在密謀準備階段就被鎮壓了。

在達州市採訪的過程中,我發現了很多類似的事件。在此舉幾個例子。譬如1961年,開江縣破獲黎廣友、廖萬谷領導的「中庸道」復辟案,次年又有以馬朝萬為首的「忠孝派反革命集團」被抓捕。那個時候,個別農民常利用會道門來試圖實現「復辟」的訴求。

而達縣1960年上半年,共發生政治案件15起,其中11起為「反動標語」案,4起為「反動匿名信」案,較上年同一時期上升60%。

在宣漢縣,1963年還曾破獲「中國人民急救大軍」案。當地福祿公社一個叫徐瓊譜的勞改釋放犯人,在1961年春天,成立「民主同盟」組織,針對三年災害時期大面積人口非正常死亡的現實,先後策動冉啟文、張前方等21人加入該組織。他們有自己的綱領,並佈置了每人發展3~5人的任務,在宣漢、開縣邊境結合部發展。當年底,該組織改名為「中華反共救國軍」,編寫的宣傳材料包括「共產黨殘酷歷史」,並多次召開成員會議,批評共產黨的方針政策,認為蔣介石反攻大陸一定會成功。1962年3月,為了突出暴動的緊急程度,他們再度將組織名稱改為「中國人民急救大軍」,並成立「星新指揮所」,下設上中下三級指揮所和六個指導區,徐瓊譜自任所長,還正式發文委任指導區的政府區長。他們提出的綱領中,包括成立「全國人民大團結臨時政府」等七項。到1962年底,他們的成員已經達到164人。該案破獲後,徐瓊譜被判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其他骨幹則被判有期徒刑。

當時中國的城鄉戶籍制度壁壘、人民公社體制,以及無所不在的監督告密網路,已讓這種零星的反抗行動,根本沒有任何成氣候的可能性。

(原文有刪節,僅代表作者個人的觀點和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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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韓福東相關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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