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國父們的六個預言正在兌現(圖)
美國的開國元勛們/建國之父。（圖片來源：flickr/DonkeyHotey/CC BY 2.0）
【看中國2021年2月22日訊】（看中國記者成容編譯）在制定美國《憲法》時，美國的開國元勛們，從根本上將我們自己的治理委託給了我們人民。在這樣做的同時，他們也接受了人性缺點的脆弱性，認識到美國的實驗充滿了危險：貪婪和腐敗是人情世故不可避免的特徵。
紐約的作家斯洛特（Rikki Schlott）2月19日在《每日電訊》（Daily Wire）上撰文表示，從華盛頓到傑斐遜，國父們用《憲法》給美國人民提供了一個成功的框架，同時也留下了預言性的警告，說明偉大的美國實驗可能會出問題。他們留下了六個令人不寒而慄的預言，現在正在實現。
富蘭克林：受薪的官僚體系或會滋生職業政治家
1787年，富蘭克林站在費城的制憲會議上，警告說，不要讓國會（議員）領取高額的薪水。
「先生，有兩種激情對人類的事務有強大的影響力：這就是野心和貪婪--對權力的熱愛和對金錢的熱愛......在這些人的眼前擺放一個榮譽的職位，同時也是一個有利可圖的位置，他們將用排山倒海之力來得到它。」
富蘭克林的擔憂顯然沒有得到重視。第一批國會議員的日薪為6美元，而如今國會議員的基本工資為17.4萬美元，高於90%的美國收入者。這還不包括額外的年度津貼，這些津貼可能高達數百萬美元。
富蘭克林還警告說，高薪會吸引的領導人的素質是這樣的：「它不會吸引明智和溫和的、愛好和平和良好秩序的人，最受信任的人；而是吸引那些大膽和暴力的人，那些有著強烈的激情和不屈不撓的自私追求的人。這些人將進入你的政府，成為你的統治者。」
事實上，政治職務已經從公務員的身份變成了一條有利可圖的職業道路，滋生了可怕的「職業政治家」。也許沒有比拜登更好的例子了，他曾以30歲的年齡成為第六年輕的參議員，現在以78歲的年齡成為全美最年長的總統。公務員的日子並不好過--據《福布斯》報導，拜登一家在離開歐巴馬白宮後就賺了1,670萬美元。
傑斐遜害怕最高法院被政治化
在1821年給梅肯（Nathaniel Macon）的一封信中，傑斐遜對司法權的政治化表示擔憂。
「我們的政府現在正走在一條穩定的道路上，以表明它將通過什麼道路走向毀滅，即先是鞏固，然後是腐敗.......鞏固的動力將是聯邦司法機關；其他兩個（權力）部門則是腐敗和被腐敗的工具。」
法院歷史上的國會確認投票記錄顯示，自傑斐遜提出警告以來，最高法院突然政治化。這是一個相對較新的現象----僅在1980年代，被任命者經常得到一致確認，包括里根總統的三項提名。
自此以後，任命的確認變成了黨派的雜耍，反映出人們放棄了基於法律功績的任命，而傾向於黨派的忠誠。最新的一次迭代是2020年10月對巴雷特（Amy Coney Barrett）的任命。沒有一個民主黨人投她的票，對她批評的言辭變得如此嚴厲，她甚至被稱為「對未來文明的危險」。
我們的開國元勛們設想了一個能捍衛憲法的最高法院，無論政治派別如何。在2020年，只有17%的美國人表示對最高法院非常信任，很明顯，這個機構正在辜負它旨在保護的人民。
麥迪遜：手無寸鐵的人民和有偏見的媒體會滋生暴政
在1830年的自傳中，麥迪遜概述了暴政所需的先決條件：「壓迫者只有在擁有了常備軍、被奴役的新聞界，和被解除武裝的平民之後，才能實行暴政。」
麥迪遜的警告確實在2020年實現了，從拜登政府對第二修正案的公然威脅，到傳統媒體表現出的極端黨派主義。最近幾位總統之間的正面報導率波動很大：從川普(特朗普)的5%正面報導到歐巴馬的42%的正面報導。
事實上，媒體將政治家分為，不會做對任何事的人和不會做錯任何事的人。像「第一夫人吉爾-拜登在購物時戴了頭巾，人們覺得很好看」這樣的標題，這種模式似乎只會繼續下去。難怪創記錄的三分之一的美國人表示完全不信任媒體。
華盛頓：政治派別會使國家四分五裂
在1796年9月17日的告別演說中，華盛頓在離開總統職位時對以政黨為基礎的政治制度提出了嚴峻的警告：「無論[政治派別]現在和將來如何滿足民眾的目的，它們很可能在時間和事物的發展過程中成為強大的引擎，通過這些引擎，狡猾的、有野心的和無原則的人將能夠顛覆人民的權力，並篡奪政府統治權，隨後摧毀使他們獲得不公正統治的這個引擎。」
事實上，美國的政治領導層已經沿著黨派路線分崩離析，民主黨和共和黨陣營之間的鴻溝越來越大。正如華盛頓所預言的那樣，政客們都在為自己的黨派更好的發展而運作，從而失去了他們的共同目標：為美國人民服務。
這一點在COVID-19時代從未像現在這樣真實。一貫以來，黨派領導人堅持將有爭議的應急措施塞進長達數百頁的救濟法案。在這一過程中，他們為了實現黨派的議程，故意阻撓對公民亟需的支持。
因此，言論已經演變成我們與他們的對立，甚至是善與惡的對立。我們大多數人都把對方想得很壞--根據2020年的一項民調，78%的民主黨人認為共和黨已經被種族主義者接管，而81%的共和黨人認為民主黨已經被社會主義者接管。
但政黨不僅讓我們討厭政客，還讓我們把對方想得很壞。2017年的一項調查甚至顯示，民主黨人認為，50%的共和黨人支持白人民族主義。這種黨派戰爭的後果可能是災難性的；去年10月的一項民意調查發現，近三分之二的美國人認為，國家正處於另一場內戰的邊緣。
富蘭克林：不要將安全置於自由之上
在1755年賓夕法尼亞州的一次大會上，富蘭克林在給總督的答覆中，批評了放棄自由的意願：「那些願意放棄基本的自由，來購買一點暫時的安全的人，既不配擁有自由，也不配擁有安全。」
為了安全而放棄自由的最好例子也許莫過於大流行病期間。儘管有不斷發展的數據，而且非高危人群的死亡率也極低，但全國已接近一年的停滯期，而且看不到盡頭。
為了安全，無盡的自由和公民自由被拋在一邊，從對新澤西州阿蒂利斯健身房（Atilis Gym）這樣的小機構以經營罪罰款，到加州強烈不鼓勵在感恩節晚宴上使用管樂器的限制。情況變得如此嚴峻，以至於最高法院甚至不得不捍衛自由從事宗教活動的憲法權利。
恐懼主義和不斷上升的安全主義文化，導致了被嚇壞的民眾的遵從。但這種放棄自由的意願，可能是基於錯誤的信息---去年6月份的一項調查發現，美國人平均估計COVID-19的死亡人數，是實際報告死亡人數的225倍。
當局在安全的幌子下最大限度地利用歇斯底里來篡奪前所未有的權力。而我們因服從越來越沒有根據和嚴厲的封鎖命令，而冒著失去自由的風險。這不僅僅是自由，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正在破壞我們經濟的健康，甚至對我們的孩子造成不可逆轉的傷害。
亞當斯擔心後代會認為自由是理所當然的
在1777年寫給妻子阿比蓋爾（Abigail）的信中，亞當斯感嘆美國建國一代所做的犧牲可能會被他們的後代遺忘：「後人啊！你們永遠不會知道我們這一代人，為了維護你們的自由付出了多大的代價!我希望你們能好好利用它。如果你們不這樣做，我將在天堂後悔我曾經竭盡全力保護了它。」
今天，這種感慨讓人心酸。雖然我們生活在歷史上最自由的國家，但2020年6月的一項民調發現，為自己是美國人而自豪的公民比例創下新低。也許是因為大多數美國人，從來都不知道（如果）沒有亞當斯和革命一代為之奮鬥的自由生活是什麼樣，我們不能完全地感恩來之不易的自由。
八年級學生中，只有18%的人能夠熟練瞭解美國歷史，只有7%的美國人能夠說出前四任總統的名字--當然包括亞當斯。那麼，244年後，亞當對後人的號召有什麼令人心酸的反應呢？我們並沒有忘記他為保障我們的自由所做出的犧牲--我們當初甚至不知道這些犧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