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面是人 背後是鬼的周恩來(圖)
毛澤東和周恩來最後一次「握手」。（網絡圖片）
接上文：周恩來的偽善之謎
劉少奇最恨誰？
直到如今，海內外輿論仍把中國文化大革命看作毛澤東與劉少奇之間的權力鬥爭，或者是毛澤東路線與劉少奇路線的鬥爭。
如果真是這樣的話，文化大革命開始半年，劉少奇就被打倒了，毛已取得了權力鬥爭的勝利，為什麼遲遲不結束文化大革命，一直持續到他去世，由別人來結束？
如果持續的目的是為了清除劉少奇的殘餘勢力，為什麼被打倒的各級幹部，在林彪垮臺後絕大多數都獲得「解放」重新被起用？
把文化大革命看作毛劉之間的鬥爭，顯然無法回答這樣的問題。還有，頭號走資派劉少奇被交給紅衛兵狠鬥亂打，最後慘死獄中；二號走資派鄧小平卻被保護起來，下放在江西農場養老；三號走資派陶鑄下場和劉少奇一樣；四號走資派譚震林大鬧懷仁堂，當面拍桌罵江青，卻安然無事。
這些現象又該如何解釋？
根據前文所述，免受紅衛兵瘋狂衝擊的都是周恩來的嫡系。
俗話說，打狗看主人。毛澤東如對周的嫡系也同樣毫不留情，那等於是在同周及其派系公開決戰，但毛可把劉少奇輕易置於死地，卻無把握能擊垮周的勢力，故不能不有所忌諱，只能借打劉餘風，順勢掃一下周的陣營，不敢直接對陣開戰。
中共直至如今仍羞羞答答不願公開承認毛周之間在文革中的爭鬥，甚至很荒謬地堅持說周是毛的親密戰友。
他們如此宣揚時，顯然忘了這是有損於周的「光輝形象」的。毛發動罪惡的文化大革命，周始終是他的親密戰友，豈不同樣罪責難逃！
可是他們也無法為了周的「光輝形象」去宣揚他和毛之間的衝突，因為在文革中，周恩來確實做了許多支持維護毛澤東的事，這就是中共的尷尬：
既不能過多否定毛，過多否定毛澤東，周恩來就有連帶責任問題；也無法過多肯定毛，過多肯定毛，鄧小平的統治就有了問題。
一些維護周的人士，試圖把周與毛的衝突，看成是正確路線對錯誤路線的抵制，可又拿不出任何證據，證明周曾為了社會發展的道路問題，同毛作過真正的對抗和鬥爭。
他只在一個地方竭力抵抗毛：即全力維護他那幫派體系的地位和權勢，這是他至高無上的原則。
為了這一原則，他可以迎合毛澤東，也可以抵抗毛澤東；為了這一原則他可以犧牲任何社會正義與理想，至於這幫派體系之外的人，因他這一原則遭受犧牲更是不在話下。
在劉少奇問題上，最清楚不過地暴露了他這個有著「光輝形象」的「偉人」，實際上是權欲私心極重、保護自身第一、而又性格懦弱的人。
如前所述，劉少奇在中共黨內並無自己的幫派勢力，他是靠毛提拔又大肆吹捧毛起家的，文革中打倒他及其叛徒集團也僅僅六十一人，其中地位最高的只是中央書記處書記兼北京市長彭真和原任公安部長文革前調任總參謀長的羅瑞卿，其餘大多屬文教宣傳系統，劉少奇憑這幾個毫無實力的人馬就反毛澤東，莫非利令智昏？
或者他反毛只是毛的猜疑從而蒙受沉冤？
劉少奇雖然沒有明目張膽地反毛，但是架空毛的舉動確實已有數年，毛在文革前，想把姚文元的文章放在《人民日報》或《北京日報》發表，都被置之不理，表明劉、彭已不把毛放在眼裡。大躍進失敗之後，毛被迫在黨內七千人大會上作檢討，劉少奇雖然未點名，卻極為直截了當地在大會上說領袖不是神，也有犯錯誤的時候，我們不應該盲目跟隨，喊萬歲是封建主義等等。毛被迫退居二線，不再過問經濟問題。
與光桿司令相差無幾的劉少奇哪來的這份力量，竟能迫使毛澤東收斂氣勢，處於半退隱狀態？結論很簡單，劉脫離了毛的陣營，和周恩來結成了聯盟。
六零年後，鄧小平把中央書記處工作全部交給副手彭真處理，自己一心玩橋牌，出席政治局會議時一言不發，坐得離毛遠遠的，這表明周派早就預謀讓劉派充當與毛直接衝突的馬前卒。
他們倆結成聯盟，中央高層權力就基本上被控制住，七名政治局常委之中，毛就只剩下林彪唯一的死黨了，而林彪自建政以後，幾乎從不過問政治，政治局會議極少參加。一個原因是他脊髓神經受過槍傷，身體十分虛弱，怕風怕光怕冷怕熱，另一方面他深知伴君如伴虎，自己又有功高震主之嫌，不如退避三舍。
如此，在政治局常委之中，毛成了孤家寡人。
至於軍隊中的勢力，劉少奇雖沒有半點，但周恩來卻至少和毛澤東旗鼓相當，而在八大元帥之中，周恩來的勢力遠大於毛澤東。毛在廬山會議為顯示自己頭上不可動土，砍去了他的忠臣彭德懷，羅榮恆在文革前病逝，因此十大元帥只剩八人，按照周、劉盤算，他們採取逐步架空毛的戰術定可穩操勝券，在黨內高級幹部中，毛的威信大挫之後，劉少奇的威信逐年上升，至文革前已達到和毛並駕齊驅地步。
可惜他們設計的棋步中，走了一步最大的錯著：他們為了麻痺毛，為了遮蓋自己的用心，在架空毛的同時，卻在輿論方面開始大捧特捧、大吹特吹毛澤東。
一九六五年，毛為了方便自己部署反擊，以提拔羅瑞卿去當總參謀長的方式，趕走了老跟在自己身邊的公安部長。羅瑞卿以為毛可被甜言蜜語蒙住，還在《紅旗》雜誌上發表《大樹特樹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一文，他們以為毛逐步被架空，而自己又被塑造成毛思想的最佳繼承者，如此毛將無反擊之力了。他們低估了毛澤東。
毛澤東精心部署的反擊方式是他們完全沒有料想到的。
毛利用對手為了麻痺自己和民眾所搞的個人崇拜，借力打力，乾脆走出北京，躲在上海和杭州，直接通過廣播電臺發動文化大革命，煽動千百萬無知的民眾和狂熱的青年造反，讓全國迅速處於癱瘓狀態。
毛此時在民間已如同「神」，民眾只要知道有誰竟敢不敬、褻瀆這位「神」，非蜂擁而上，咬死他撕爛他不可。
為了以防萬一，毛在號召全國造反的前夕，密令林彪把三十八軍調入北京。對於林彪來說，不參與這場權力鬥爭，不調軍救駕，劉周得勢照樣會清除他。因此林彪從六三年起也參加了神化毛的大合唱，不能讓接班人的形象專利只屬劉周一派。
毛調兵入京與其說真的決心同周恩來作軍事決戰，還不如說是擺開一個決戰的架勢。
毛深諳周恩來的性格。果然，周恩來在出乎意料的反擊和對手打算蠻幹的架勢面前，驚慌失措一陣之後，可恥地退縮了，他選擇了拋棄劉少奇，以求自保，使毛亂中求勝的險棋得逞。
中共為周辯護的觀點稱，周當時這麼做是為了顧全大局，不得不忍辱負重，如果他不顧全大局，全國將更亂得不可收拾。但中國那時工廠停工，學校停課，到處槍炮轟鳴打內戰，死了不知多少人，哪還有什麼大局可顧？
民間尚有不少平頭百姓，為了捍衛劉少奇不惜浴血奮戰，相比身居要津、手握大權的周恩來，何者更有社會正義、更關心民族的命運？
周恩來背叛了劉少奇，也背叛了眾多敢於以生命作抗爭的民眾。
所謂的顧全大局，戳穿了只是為了保全他那官僚小集團利益。
周恩來的懦弱，毫無政治理想，在危急關頭首先明哲保身的性格，使毛澤東輕易獲了搞垮劉少奇的勝利，但他並不善罷干休，毛認為只有搞垮周恩來，絕對權威的地位才能真正鞏固。
就在劉少奇迅速垮臺的同時，毛部署了對周的攻擊，第一次是利用紅衛兵聯動組織，在北京街頭貼大字報，拋出周恩來二七年「四･一二」大屠殺期間被捕，隨後在報上刊登《伍豪（周當時代號）脫黨啟事》得以獲釋的材料，依共黨紀律，凡被捕後發表脫黨聲明求得獲釋，便是叛徒。
對這一經歷，周恩來自己是這樣解釋的，他被捕時，國民黨士兵並沒有認出他，以為他是一般黨員，他的黃埔學生、白崇禧的弟弟白洋聞訊到中獄中釋放了他。至於脫黨啟事，他根本不知道，是他出獄後，白洋為了對上有所交待以他名義登的。
這一有鼻有眼的叛徒材料，換作他人早被打入十八層地獄了，但結果卻是「聯動」成員，被安上反革命罪名全數逮捕。
第二次是通過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組王力、關鋒、戚本禹提出揪軍內一小撮走資派的口號，結果遭到周恩來的軍中勢力激烈抵抗，大有決戰之勢（即著名的武漢兵變和大鬧懷仁堂事件），毛澤東見勢不妙，拋出王、關、戚作犧牲品，由於軍中分裂的跡象日趨嚴重，毛最後只好拿林彪作替罪羊，以換取衝突平息。
第三次是批孔批《水滸》同樣是以毛的退讓失敗而告終。
周是如何粉碎毛的進攻的，這方面材料中共絲毫未透露。
因而海外輿論就把毛的被迫退讓看作是江青瞞著毛在搞周恩來，把罪名全瀉到江青頭上，其實江在受審時己一語道破：
「我是毛主席的一條狗，他叫我咬誰，我就咬誰。」
第三次反周，毛已動用江青親自出馬，毛此時手中的大牌也已出盡了，而周恩來只是炮製了《紅都女皇》事件作為反擊，江青落得裡通外國，出賣黨和國家機密的罪行，立刻威信掃地、氣焰難再。
毛的取勝僅僅靠「天」相助，比周多活了八個月，但他仍無力也無足夠的時間全掃周的勢力，只是打倒了鄧小平，而這場勝利又是那麼短暫，周的勢力沒垮，最終取勝的仍是他。
然而，周恩來無論作為做人還是作為政治家來說，他真的勝利了嗎？不少人為周辯解道，當時周若同毛公開對抗，不但保不了別人，連他自己也要垮臺。
可是至少從目前公開的事實來看，根本不應得出如此結論，暫且試舉二例：
一是六六年冬，毛躲在杭州遙控，江青在京，背地裡唆使紅衛兵衝進中南海，包圍國務院，將周恩來圍困二十四小時之久。周勸說紅衛兵撤退無效，軍方大怒，某軍頭調軍入京，向包圍國務院的紅衛兵開槍掃射，用周的原話來說「死了很多人」，此一事件是周本人親口向文革後來訪的斯諾透露的。毛聞訊後，不敢有所動作，反稱紅衛兵受反革命挑動，把圍周事件的頭頭全部逮捕入獄。
其二即武漢兵變，更是著名，毛要軍隊支持地方上的左派，武漢軍區偏偏支右。毛派中央文革小組組長王力到武漢發動「揪軍內一小撮走資派」，武漢軍區司令陳再道、政委鍾漢華乾脆把王力抓起來。他們聽說毛本人也到了武漢督陣，就發動幾十萬市民包圍武漢機場，要把毛攔截下來，毛見勢不妙，趕緊脫身。要周出面去平息事態。周把陳帶到北京，當時雖解除了職務，可卻是文革中最早平反解放的一人。
由此可見，連陳再道這樣一個軍區司令公然對抗，毛都奈何他不得，遑論周恩來！
從毛在文革中數次扳不動他，完全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他若多分勇氣，多為全民族利益著想一下，而不是為虎作倀，中國百姓何至於遭受十一年之久的文革苦難！
假如周同劉少奇一樣也迅速垮臺，文革也可早早結束，可偏偏這個怯懦的人又擁有那麼大的權勢，兩軍相持不下，民眾陪綁陪斬十一年。
周恩來一生如有後悔，定會後悔拋棄劉少奇，作可恥退讓吧！
劉少奇慘死獄中之際，口裡叫罵、心中最恨的恐怕不是毛澤東，而是周恩來吧！
周恩來的「演技」
一九七零年夏在廬山召開的中共九屆二次會議上，毛澤東突然藉故批判陳伯達，並株連林彪，向與會者傳遞了毛對林彪不滿的信息。
會議結束後，周恩來並沒有馬上返京處理事務，而是留了九十九名黨政軍高級幹部下來，名曰周恩來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報告。會上周不談當前形勢，卻回顧歷史，披露了當年派陳毅去奪取毛澤東軍權的事實。
這段歷史與會者毫無所知，他們一直以為周是毛的親密戰友，現在聽到周抖出這段往事來，極為震驚。
當然周在抖出之前有段引子，說毛澤東思想用詞雖然通俗易懂，但學一遍二遍是不能真正理解的。然後就「交待」了以往自己曾犯過的嚴重錯誤，最後總結自己犯錯誤的根源，是由於年紀輕輕就當了大官，官癮重，怕違背莫斯科指示丟官，就盲目執行，周恩來稱這是他一生中最嚴重的教訓。
周恩來在這次講話中明的方面至少披露了二條信息：他在黨內地位曾高於毛澤東；他和毛澤東之間有過嚴重過節。
當時更令聽眾吃驚的是，周使用了「做官」「官癮」之類的詞，此類詞在中共建政後通常只被使用在舊社會的官僚頭上，也就是只被使用在敵人頭上，共產黨稱自己的官為幹部。這種禁忌直到七九年底才打破，那時《光明日報》發表一篇文章標題是《不可按長官意志支配經濟》，引起舉國轟動，轟動的不是文章的內容，而是標題中的「官」字，百姓說這下不得了，共產黨幹部也被稱為官了。
因此此篇談尊重經濟規律的文章，居然在全國起到了精神解放的作用。此後，老百姓用官來形容共產黨，表達心中不滿，已成流行詞彙。如今大陸人使用「官」這一詞時已不覺有什麼特別了。
可以想像，周恩來七零年在講用會上使用這一詞作自我批判，聽眾會吃驚到何等程度。表面上看來是周恩來嚴於自責，但在座的聽者都是中央委員，都是官場上混出來的，頭腦豈有如此簡單？且周恩來挑選留下的聽眾都是實權人物，充充門面的工農兵委員，他是不會邀請的。
好幾年之後，一位在場的聽眾、某軍區頭頭回憶此事時說，「我當時非常震驚。一是第一次知道這段歷史的震驚，二是感到有點不對勁，好像毛澤東和周恩來也不那麼友好。但當時不敢多想，這種事想多了，萬一不慎說出口來，會給自己惹大麻煩。後來到了批林批孔運動，江青明顯想把火引到周總理身上去，我對廬山會上的報告就恍然大悟，看來周是早知道毛主席要搞他。」
這才是周恩來所謂嚴厲自我批判的真正用意。
他在會上再三反覆強調毛的話不是一下子就能理解的，實際上是暗示聽眾對這次廬山會議要往深處多想想。周明白毛為了鞏固江青和張春橋的地位以及平息在軍中不滿，不得不犧牲林彪，這樣他和毛之間就沒有緩衝地帶，接下來就將是他和毛之間的直接鬥爭了。
周恩來作完報告之後，送了一份抄件交廬山檔案館保存，並且只是作為一般保密文件保存，也就是允許這份報告流傳。
類似的高姿態，表現在周恩來身上已有好多次，在遵義會議上他同樣也是以自我批評的方式達到了目的。
當博古、蘇聯顧問李德和毛澤東、彭德懷一直爭執不休，博古堅決不肯認錯讓步時，周恩來站起來發言了，說「軍事失利，作為軍事部長的我，得負主要責任，我請求黨中央解除我軍事部長的職務」。周恩來這一高姿態表演，既使博古失了靠山，又使自己博得讚揚，博古被迫讓步交權，博古交權就完蛋，周恩來依然穩坐中央核心。
另一種說法是林彪派兵包圍遵義會議，說不開出個結果，不許散會。所謂開出個結果就是恢復毛澤東的軍事指揮權。周恩來見勢不妙，才轉舵。
以謙謙君子形象遮蓋自己真正目的是周恩來的拿手好戲。可是我們也不能說周毫無道德，當不會損害他的根本利益時，他能表現出真誠的道德，可是一旦利益攸關時，道德就成了他的手段，他玩得如此嫻熟，表演得如此成功，活著時，幾乎無人能辨別出來。
周恩來「人情味」表現同樣如此。試舉一例，西安事變中，周表達了中共的幾點主張，周講完之後並非如同外界所想像，拿出協議書夥同張學良威逼蔣介石簽字，而是話鋒一轉，聊起了家常，話題自然轉到孩子身上，蔣介石說已和經國斷了音訊很久，很想他，周恩來裝作不知情的樣子，說這件事我們可以通過蘇聯關係，一定替蔣校長找到並送回令公子。
談判關鍵時刻聊起了家常，無意中談到了孩子，難道是偶然的巧合？
這分明是周事先精心謀劃的結果，即使蔣介石也未必能當下識破他的用心，否則就不會接他的話題了。協議就是在這種表面上充滿人情味，實際上暗含威脅的氣氛下簽定的。
這就是周恩來！他即使處在優勢地位，給你下藥時也一定裹著糖。
周恩來還有一個形象是鐵面無私。中共最愛宣傳周恩來清正廉潔，從不徇私情，與以權謀財、貪污腐敗的官僚比，周恩來確實是廉潔的，我們不會否認這一點，可是周的私心不表現在錢財和幫助親友上，不等於他就沒私心。他的私心表現在權欲上，表現在只重自己的官位、置國家民族利益於不顧。
褻瀆了總理的職責，禍害甚至比貪官污吏更大，如果不貪財就是好官就值宣揚，那麼「四人幫」中的張春橋其清正廉潔程度絲毫不亞於周恩來，中共為何把他投入獄中？
顯然中共在這方面是雙重標準，首先取決於你是誰的人，其次才是品質問題。
周恩來有時還以鐵面無私來掩蓋他的冷酷無情、沒有人性。
如本文開頭提到的孫維世一案，周恩來的理由肯定是：「既然黨組織掌握了材料，認為她和蘇聯勾結，我作為一個黨員必須服從組織的決定，不能因為她是我的養女就袒護她。」實際上呢，他心裡很清楚，毛澤東、江青想通過孫維世打開缺口，搞到他與蘇聯仍有勾結的材料。周為了顯示自己心中無鬼，就批示同意逮捕孫維世。
同類的表演，周做過無數次。
長征剛開始時，紅軍把印刷機都拆下來帶走，可是偏偏要拋下早已無權無勢、又重病纏身的瞿秋白，分明要置他於死地。通知瞿秋白留下的就是周恩來。他是以黨中央決定的名義通知他的。犧牲瞿秋白，對周恩來而言，就是少了一個能證明他領導革命多次失誤的重要證人。
瞿秋白在國民黨牢獄中寫的《多餘的話》，未傷乃周恩來及任何共產黨人半句，這才是真正的厚道呢。
被拋下長征隊伍的還有周恩來的密友陳毅。陳毅得罪了秦邦憲和蘇聯顧問，周恩來同樣沒替老友說一句話。
還有，為了不暴露長征行蹤，出發前，他們殺了上萬名被懷疑不可靠的士兵和下級軍官。這就是聞名中外的萬人坑事件。周是當時主要領導人之一。
在利害攸關時刻，毫無道義，拋棄犧牲朋友，是周的一貫表現。正因他骨子裡是個極自私而又懦弱貪權的人，才導致文革中拋棄劉少奇、賀龍等行為。
當然，他也有過許許多多所謂「頂著壓力，保護受害者」的故事，但其中沒有一個會因此動搖他的權位，反而使他更得人心，在與毛的較量中，又多了一個籌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