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張老照片是我和婆婆、爺爺大約在五八年照的。(網絡圖片)
我這個爺爺其實是後爺爺。親爺爺在三十多歲時就因病去世了。婆婆靠幫人洗衣把我父親養大。她只有這一個兒子。改嫁後也沒有再生育。我這個爺爺叫章祖臣,聽說是紹興人,抗戰時期隨亨達利鐘錶行內遷到重慶來的。聽婆婆說,他有個女兒嫁給了漁民,經常寄點乾海鮮來,爺爺也經常寄錢回去。他在亨達利鐘錶行任財務主管,工資有七十多元,算是當時的高級白領了。我兩歲多就和爺爺婆婆在一起生活,印象中在重慶城裡解放碑周圍搬過很多次家,九尺坎、滄白路、臨江路……最後在戴家巷定居下來。我們住的是一幢四層樓房子的樓上兩層,一層是臥室,一層是飯廳、廚房、晒臺。晒臺就是我在家裡的活動場所。婆婆在晒臺上養了雞,每當母雞要生蛋了,我就在那兒等著,等到雞蛋生出來後,我馬上拿去給婆婆,婆婆把蛋殼敲個洞馬上喝了。那時候的我,每天只曉得蹦蹦跳跳地玩,什麼也不懂。我只記得婆婆很注重儀表(用重慶人的話來說叫「很愛好」),每次出門前都要用線把臉拉一拉,頭髮梳得光光的,再抹上油,換上熨得很平整的衣服。別看她是一雙纏過的小腳,她還擔任了地段上的居民委員,很熱心為公益活動顛來跑去。
這張老照片是五九年一月學校放寒假我到涪陵去看父母時照的。(網絡圖片)
跟爺爺婆婆一起生活,特別是剛上小學那幾年,是我最幸福的時候,可以說像個「小公主」,亨達利鐘錶行在公私合營後有圖書室,爺爺不斷借書回來給我看,家裡也有些藏書,全是那種老本子線裝書,紙都有些發黃了。記得有《戰國策》、《康熙字典》,還有《賣油郎獨佔花魁》一類古典小說。有些書我也記不住名字,看不懂我也看著玩,有的書拿到學校去看,還被老師沒收了。爺爺對我的學習幫助很大,晚上或星期天只要有空就給我講故事,講書,教認字,教數學,教寫作文等,所以我上學以後學起功課一點不覺得費力。
亨達利鐘錶行一直在解放碑旁邊。我和婆婆經常去解放碑等爺爺下班,吃晚飯後一起去看越劇或京戲,回家的路上,我在前面跳,他們就跟在後面走。我腳上一雙新鞋穿不了幾天,婆婆就又該修鞋掌了。因為我長得快,衣服很快就不能穿了,婆婆愛去買典當行的舊衣服,買回來改了給我穿。同學看我穿得又好、還經常是新的,都很羨慕。學校組織出去郊遊,別的同學都帶饅頭或自家烙的餅子,只有我帶買的蛋糕,背個電影中日本兵背的那種帆布包。因為生活上顯得「特殊」,儘管老師同學都喜歡我,但是因為有同學提意見,說我從來沒穿過補疤衣褲(當時是「艱苦樸素」和「勞動人民本色」的表現),班上評三好學生好久都不評我。
我因為從兩歲起就跟著爺爺婆婆生活,一直沒和父母住在一起,直到婆婆爺爺都去世後我才回到母親那裡,當時父親已經去世幾年了,所以我對父親的印象很淡漠。聽婆婆講,父親小時候學習很刻苦,日本飛機來了,人家都慌著跑警報,他卻只把頭伸出窗口去看一下,又接著做作業。他寫得一手好毛筆字,過年的時候,好多單位和親友、鄰居都來找他寫春聯。父親很喜歡唱歌,而且也唱得好。五十年代初,他在立信會計學校學財務,後分配到涪陵榨菜廠當會計,母親也作為家屬隨著去了。我只是在小學二、三年級放暑假時曾去那裡玩,同父母一起住過幾天,留下的印象就是在鄉間捉蜻蜓。那裡說是廠,其實就是在鄉下,工作條件十分簡陋,做榨菜的廠房其實就是個工棚,是用稻草蓋的屋頂,廠裡沒錢買瓦蓋。
五八年大躍進時,提倡技術革新,我父親就想造機器自己做磚瓦,我只知道他回重慶來買過幾次有關機械的書,後來聽說是改裝單位的切麵機沒有成功,和上級部門領導發生了矛盾,上級領導要處罰他,調他到另外的單位去,他不服,不知怎麼他就被關起來了。支持過他搞革新的廠長也被開除了。
父親出事,我母親也不瞭解詳細情況,只是聽人說。當時不准她和父親見面,只准送了點生活用品去。本來還要把母親及我弟妹的戶口下放到當地農村,可以想像我母親當時在那裡舉目無親好艱難,母親堅決不幹,說我從哪兒來的就要回那兒去,這樣母親就帶上子女回了重慶。先是幫人織毛衣,後來到街道運輸隊當搬運工,靠出賣勞動力來維持一家的生活。街道運輸隊是生產自救性質的小單位,承接到業務,做一天就有一天工錢,收入沒有保障。
父親被關了半年後(五九年)放回到重慶,工作沒有了,他也曾到街道運輸隊上過班,隊上的人還是很照顧他,有時讓他做做帳或寫寫東西,不知為什麼後來他又不在那裡上班了,東搞一下,西搞一下,什麼都沒做成。困難時期,有段時間開放自由市場,他就想做點小生意,也沒做成,賣伊拉克棗子,碰到鄰居、熟人的小孩來了,他就抓給他們吃,最後連本錢也沒收回來。其實父親是個很聰明能幹的人,我們幾個子女,除了最小的弟弟在醫院出生外,都是爸爸自己在家裡接生的。但是那時他卻到了連自己都養不活的地步了。
大飢荒年代,爺爺也得了浮腫病。婆婆為了讓爺爺生活好點,省吃儉用,精打細算,操不完的心。又因我父親一家回到重慶後衣食無著。婆婆又餓又急,在六一年一月突發肝硬化去世。當時這種病還很少,醫院提出想要拿遺體去作解剖研究,我父親很爽快地答應了,那時生活那樣困難,也根本沒想找醫院要點報酬。
婆婆去世後,家裡就像蹋了半邊天。爺爺無人照顧,我也無人管,父親當然也得不到婆婆的關照了。
回想起來,有件事使我悔恨終身。大約在六二年初,我剛到凱旋路中學上初中,有一天中午放學後,我邊走邊看書,走到觧放軍劇院時,聽見有人喊我,我抬頭一看,是我爸爸,他悄悄問我:「有沒得糧票和錢,給我一點……」我一聽這話,心裡就不高興,心想我哪有多的糧票和錢?當時,爺爺每月給我8元生活費,要我自己計畫著用。我知道我母親在運輸隊上班很辛苦,家裡弟妹多,她又有肺病,我從不去找母親要錢,只能自己省著用,中午經常是在飯堂打3兩飯,再買兩分錢豆瓣下飯吃,節省下錢來買書、買本子、租書看和買一點生活必需品。因為長期營養不良,結果六四年初中畢業體檢,查出我有結核病,後來病是怎麼好的我也不知道。
那天我沒理會爸爸,扭頭繼續邊走邊看書回去了。根本沒想到這就是我和爸爸的最後一面。我和爺爺住在解放碑附近的戴家巷,父母和弟妹們住在下半城長江邊的東水門石門街。那裡有一段重慶舊城殘留下來的老城牆。就在那天過後不久,突然有一天妹妹跑來找我,說爸爸從東水門城牆摔下去了。我們跑到醫院去,醫生說已經沒救了。他是怎麼死的,我一直不清楚。有人說他是自殺,也有人說他是偷人家東西吃,被人追急了從東水門城牆上摔下去的。
後來我一直不願回想這件事。一想起來就悔恨自責。爸爸本是個開朗的人,如果不是走投無路,他決不可能自殺,更不可能去偷人家的東西吃。後來聽說他經常是把自己的糧票賣掉一些,用賣糧票的錢來買東西吃,那樣的挖肉補瘡,又能維持得了多久?不到萬不得已,他也不會伸手找女兒要錢和糧票的呀……可是,我當時一點也不知道這些情況,就是知道了,我又能夠幫得了他嗎?現在我只能在心裡說:爸爸,請原諒你不懂事的女兒吧!
七二年我從外地回到重慶後,曾多次給涪凌那邊有關單位發過申訴信,要求給我父親落實政策,都沒有回音。直到大約八五年,爸爸才得到平反,還是因為當時被開除回家的廠長的努力才辦成的。但父親已去世二十多年了,去世那年他才三十七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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