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秘書田家英調查公共食堂，向毛澤東如實匯報，後來走上自殺的絕路。（網絡圖片）
題記：自古「人相食」要上書的，我們上書了嗎？中共至今還恬不知恥地說：「我們要永遠銘記，改革開放偉大事業，是在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創立毛澤東思想，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國、取得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偉大成就以及艱辛探索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取得寳貴經驗的基礎上進行的。」（見胡錦濤十七大政治工作報告）。
毛澤東到底光輝不光輝？毛澤東到底偉大不偉大？發生在1959年到1961年中國的那場人為的大飢荒最得說明問題。毛澤東罪惡滔天，毛澤東思想臭不可聞！我們老一代的人要站出來控毛澤東，揭露他的罪惡，決不能讓歷史再走回頭路！
田家英回四川調查
我是新繁縣崇義橋（現叫大豐鎮，已劃歸新都縣）高家巷村人，老鄰居都叫我小名潤芝。崇義橋距成都市約二十華里，由一條成（都）彭（縣）公路相連，那時是黃泥土，現是百油路。新繁縣屬於川西平原腹心地帶，自盤古開天劈地以來，從未有過飢荒和餓死人的事。這裡土地肥沃，一年兩熟。陽春三月菜花千里，黃燦燦勝似錦繡；秋天沉甸甸的稻穗叮噹作響過，像樂隊在演奏豐收舞曲。因為土地全是黑黝黝的油沙土，用手一捏油就會指間溢出來。再加上兩千多年前蜀太守李冰父子鑿開玉壘山，使泯江之水流入內河，萬頃田疇再無乾旱之慮，縱是老天爺三年不下雨，莊戶人家只需在堰坎上放幾塊木板，不一會兒清清甘冽的流水便竄入阡陌，潺潺汨汨奔流不息，清汪汪地映日沉月，美得像幅圖畫。那時家家有存糧，戶戶養肥豬，花叢飛蝴蝶，雞鴨滿院落，牛啃路邊草，狗吠陌生人，故有「天府之國」的稱譽。可是，1959年至1961年這短短三年時間，竟鋨死數千人之多，你相信嗎？
「大躍進」浮誇之風給中國帶來巨大的災難，「大煉鋼鐵」迫使丁壯有家難回。春不播，夏不耘，秋不收，冬不藏，外加高徵購，自然釀成大禍。從1958年末，全國不少城鄉相繼出現餓死人的事情，高坐北京紫禁城龍椅上的毛澤東時有耳聞。1959年2月，為了弄清情況，他派出得力秘書田家英帶領工作組來四川作社會調查。田家英本名曾正昌，1922年生於四川成都，從1948年起任毛澤東秘書。他博聞強記，熟讀經史，擅長詩詞，是有名的才子，深受毛澤東賞識。此時，他已是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為瞭解到「大躍進」後農村的真實情況，他把點選在新繁縣崇義橋。三年前我和他女兒曾志，還談起這段往事。祟義橋是他外公的老家，何況舅母娘當時仍健在。人熟地熟，工作起來自然方便。他在這裡結識了大隊支部書記林功謙，記下了他與林的問答：
【你們每畝能產多少斤哪？】
【去年大春，我們的衛星田畝產兩萬四千斤】
【真有那麼多嗎？】
【四川省廣播電臺廣播了的，那還假的了？】
【那麼，一般的呢？】
【大概兩三千斤吧，少說點，總也有一兩千斤吧。】
【產量既然這麼高，為啥子公共食堂吃的稀飯澇清，還要吃這麩麵呢？】
【豐收不忘節約嘛。】
田家英與林功謙這一問一答，是崇義公社對付上級調查人員的標準答案。田家英又問了許多群眾，都是這麼說的。隔了幾天，林功謙瞭解到田家英的真實身份，為他急於瞭解真實情況的誠懇態度所感動，才悄悄告訴他：【田主任，說老實話，充其量每畝只有六百五十斤。】
田家英又找到一個小隊長馬世才，問道：【你們隊倉裡還有多少糧食？】
【還有三萬斤。】按照虛報的產量，完成上級徵購任務後，理應還剩這麼多。馬世才硬著頭皮回答。
【你打開倉門，我要看看。】
馬世才打開了倉門。果見一堆稻穀，像座小山。田家英跨過倉板，走進倉裡，踩上黃穀堆，只覺鬆泡泡有彈性，用竹竿一捅，稻穀紛紛下落，原來是一個稻草堆，上面撒了一層稻穀。馬世才慚愧地低下了頭。田家英知道基層幹部弄虛作假是處於無奈，沒有責備這位隊長，只是幽默地說：【這些稻穀恍殼太多了。】恍殼是當地土語，指無實的空穀。
每到開飯的時間，田家英就懷著沈重的心情來到食堂觀察；大家打完了飯，他和工作組的同志也在這裡喝一碗粥。一天，一位陳大娘來打飯，顫顫巍巍地走出食堂，腿一軟跌倒在臺階上，全家的稀飯撒了一地。這位老人大哭起來。田家英上前攙扶老人，安慰說：【不要緊，另外再打一盆就是了。】陳大娘抽噎著說：【另外打？咋個能夠另外打嘛！】田家英掏出自己的五斤糧票，要陳大娘去食堂秤米。陳大娘感激不盡，接過糧票，為了多活幾天，他秤回的是麥麩麵。
田家英，叉著手，面對牆上【公共食堂萬歲！】的標語憤憤地說：【公共食堂萬歲，嘿，我看恐怕是公共食堂半歲！】把旁邊的群眾嚇了一大跳。這就是田家英調查公共食堂的結論。田家英在崇義公社先後待了六個月，把瞭解到的情況向毛澤東作了如實的匯報。可是毛不以為然，反認為他思想右傾，漸次不給予重用，致使田家英後來走上自殺的絕路。
目睹家鄉的飢餓
1960年夏，我們「415」勞教築路支隊從雲南鹽津縣轉戰西昌喜德修築成昆鐵路，因等車我們在成都待了三天。那時我是中隊牆報編輯，偽裝成一付接受改造的樣子，因而獲得一天一夜的探親假。在這短短二十四小時的探親中，我深深看到了故鄉成都飢餓中的慘狀。那天我吃罷早餐，尋著熟悉的街市往回家的路上走。昔日錦城繁榮的景像已不復再見，大街小巷關門閉戶，冷冷清清無歡無笑。商店裡雖然擺有少許的商品，但全是憑票供應的「聾子耳朵——擺設」，餐廳飯舘也是如此。行人面帶睏倦的菜色，走路雙腳不穩，且兩目不停向四面搜尋，看能否有進嘴的東西？上班的人都帶著食具，只要一見有人排班站隊馬上跟進。一次排了很久的長隊，待商店開門一看卻是賣棺材的，這個笑話在流傳了很久。在一條小巷的拐角處，忽見有個婦女追趕著一個男人，一邊追趕一邊叫喊：「逮住他，逮住他，他搶了我的包子。」
我舉目望去，一個衣衫縷爛飢餓不堪的男人，氣喘吁吁一邊拚命跑，一邊不停地將搶來的包子往嘴裡塞，路邊人沒有出手去抓，只是不停地搖頭嘆氣。當我來到童年的大科甲巷街時，卻被兒時結拜兄弟的媽媽周母母叫住。她頭髮全白，拐著一雙小腳，滿臉笑容，驚喜地問：「潤芝（我的小名），你回來了？快進來坐坐。」
她一把拽住拖我到家裡，忙送來熱騰騰的茶水，抱歉似地說：「現在不像過去，家裡什麼東西都沒有，糖啦、餅啦、油啦、肉啦、連花椒、海椒都要票，糧食嘛就那一點點，真拿不出什麼招待，你一定受了不少苦吧？報上說你的那些事，我從來不信，看著你長大的還會有假麼？！」她談起往事沒過完，對1957年報上刊上所戴批判我的那些文章全持否定態度，應了「偉人」的英明論斷：「人民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
我坐在椅上喝著熱茶，環顧四周，突然關切地問：「周伯伯呢？」周伯伯是她老伴，是結拜弟兄周道炎的父親。他是個畫罩帘子的畫師，一生勤奮，靠筆頭掙錢，養著三個兒子和兩個女兒，反右前我常來看望他，也順便打聽下結拜兄長的下落。本來這是些孩趣之事，在1956他申請入黨還向組織作了交待。他們單位十分認真，曾派人來外調問起這擋事。我當時是記者，聽後好笑地說：「這是娃兒辦姑姑宴（小孩們的一種遊戲）的事，難道是歷史問題麼？」來人不好意思地一笑道：「這是對他的負責。」
周母母經我一問，眼圈一下紅了，咽硬地說：「死了，上個月初八死的。」朋友父親去世甚感悲痛，即忙問：「什麼病？」周母母警惕地掩上門，耳語地道：「人老，身體不好，糧食不夠吃，餓死的。」
我「哦」了聲，嘴巴張得大大的。
「你們每月的定量是多少？能吃得飽嗎？我看你比在報社瘦多了」周母母強忍悲痛，關心起我來。我道：「四十八斤，勉強能活吧。」她放心了，顯很高興說：「這樣多呀，比我們多三十斤。」
「你們才十八斤？」我聽著驚了。「你以為還是你走前的二十二斤麼，從今年一月就下降了，說是國家遭了災，為了支援災區人民，不餓死人，所以要節約四斤出來。」周母母越說越激動，最後竟氣咻咻地道：「現在災區餓不死人了，我們卻餓死了。十八斤還是大人，不滿十二歲的娃娃才十四斤。你知道不，現在各家各戶吃飯都分著吃，各人有各人的定量。你不知道呀潤芝，為一顆糧食親親偽父子、弟兄，鬧得快打破頭啊！唉，我毎月要拿出兩斤來幫補孫兒，他們是吃長飯的人，不能餓著了。」
「那你呢，夠嗎？」我為她犧牲自已保全兒孫的精神大為感動。「我六十多歲的人了，死了死了萬事了，不能讓他們年輕人去餓死喲！」周母母長長吁口氣，說到這裡突然語調一轉，神秘兮兮地道：「遭什麼災啊，聽說毛主席把糧食拿到蘇聯換槍炮去了，你知道不？作孽啊！餓死老百姓也不管？」
由於身份關係，我不敢囉嗦，慌忙告辭快步往家裡走去。家，冷冷的家，沒有活力，沒有快樂，死死沉沉像個地穴。繼母告訴道，妻聽說我要回來，一早到幼兒園接孩子去了，家裡只有她一人。近三年不見她老了一頭，眼睛不再明亮，雙頰灰黯少色，身板佝僂，一說話就咳。她傷心向說：「潤芝（我的小名），你知道不，你鄉下二伯去年底就餓死了？崇義橋高家巷死了不少人，有些家絕戶絕種。城裡也餓死不少人，前天早晨出門，沒有走上兩條街就踩到三個死人，唉，我不知死在哪天啊（她老人家第二年就鋨死了）？就這點吊命糧你愛人硬要叫我拿兩斤出來給琦琦，我還活不活啊？現在農村裡什麼吃的也沒有，胡豆葉、芭蕉頭、草根，有的人還吃觀音土。那東西吃下去肚皮脹得像面鼓，不幾天就會死去。唉，這日子怎麼過啊！老百姓私下罵死了，說共產黨比國民黨毒十倍，整人害人餓死老百姓，到它垮臺時，我要拿起扠頭掃帚打它狗日的，害得我們一家好慘，鳴鳴……！」我無言以對，勸不是，順不是，只能沉默。
廖伯康的慘痛回憶
整個大躍進期間，全國餓死了三千七百五十五萬人，我們四川餓死了一千二百五十萬人，是餓死人最多的省份。原省政協主席廖伯康，在接記者採訪時作了如下的回顧：
「一九六0年十一月，按照中央「糾偏」的指示精神，廖伯康當時是重慶整風整社工作團辦公室主任，負責與重慶所屬三個縣的工作團進行聯絡。一大群在城裡指揮「大躍進」的幹部們，來到離自己並不遙遠的農村，所看到的情況觸目驚心。樹砍光了，房子拆來燒了，社員的很多東西都歸公了，為辦食堂甚至連社員的鍋灶也搬走了，家裡不准煮飯冒煙。長壽是當時重慶三個縣中的重災縣，一九六0年餓死人數數以萬計，有些生產隊到處家徒四壁，猶如豬圈，強壯勞動力喪失，只剩下孤兒寡母，令人慘不忍睹。幹部們走進一戶人家看，屋裡什麼也沒有：沒有床，沒有被褥，沒有鍋和灶臺，連房子都沒有了牆，用稀疏的包穀桿紮起來的，擋不住冬天的寒風；屋裡只有一個用來到食堂去吃飯的破碗，一個空空如也的椅子。
從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四川省糧食年年大幅度減產，一九六一年的糧食產量已經下隆到二百三十一億斤，比一九五八年的四百四十九億斤下降了二百一十八個億斤，甚至比一九四九年還少收三十億斤。可是受全國政治氣候的影響，當時的西南局和四川省委主要領導仍繼續執行極左路線，對上浮跨虛報，隱瞞四川農業生產的實際情況。在四川糧食大幅度減產的情況下繼續大量往省外調糧，從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三年就往外調一百五十七億斤，幾乎相當於前五年外調糧食的總數。可他們還驕傲地宣稱：四川外調糧食居全國之冠。可在這個時候，號稱「天府之國」的四川農村卻大量餓死人，城市也普遍餓飯，老百姓怨聲載道。
一九六二年六月，共青團三屆七中全會在北京召開。身為團中央委員的廖伯康同團中央候補委員于克書一道赴京參會。此前，廖伯康蒐集了許多資料，想藉此機會，向時任團中央第一書記的胡耀邦反映四川的嚴峻情況。通過在團中央工作的老朋友送信，胡耀邦決定單獨找廖伯康談一談。胡耀邦過去找地方來的同志瞭解情況，一般都帶有秘書、速記員和有關部門負責人，這次他只是拿了厚厚的一摞稿紙和一大把削好的鉛筆，單身來到廖伯康住的前門飯店。
令廖伯康沒想到的是，胡耀邦不僅將談話筆錄交給了團中央書記處書記胡克寳，還由胡克寳整理了一份簡報送到中央，還口頭向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兼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作了匯報。楊尚昆決定找廖伯康和于克書談話。為了掩人耳目，團中央以調我參加起草團中央全會文件的名義向小組請了假，于克書則是由團中央辦公室通知小組，說要找他瞭解一些情況。入座以後，楊尚昆首先打消廖的顧慮，要他講真話。
楊尚昆繼續說：【我們知道四川死人的情況嚴重，但詳情如何，得不到證實。我們要四川報，四川始終未報。我們找民政部門，四川情況如此嚴重，你們是管救濟的，那裡究竟死了多少人？民政部門說是四百萬，實際上他們是通過四川民政廳報的，中央不相信。然後又找公安部，公安部是管戶口的，現在糧票、布票、油票、肥皂、火柴等一切生活用品都同戶口掛鉤，死一個人就抹掉一個人，這個數字應該準確啊！公安部查的結果，當然也是通過四川省公安廳，說是八百萬。中央依然不相信。但究竟死了多少人，中央不清楚。你說說，四川究竟死了多少人？】
廖伯康舉起一個指頭，說：【死了一千萬】。
【一千萬？你這個數字是怎麼來的？】
【是從省委正式文件上來的。】
【全國縣以上的文件都要送中央辦公廳，為什麼我不知道？】
廖伯康說：【四川省委下發的一份文件的註釋表明，一九六0年底的四川人口總數是六千二百三十六萬，而國家統計局中國人口統計年鑑上一九五七年的四川人口是七千二百一十五萬七千，兩數相減正好約為一千萬。這只是從文件上推算出來的數字，實際上恐怕不止】。
【為什麼？】
廖伯康說：從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0年還有人口的自然增長數沒有包括進來，這還只是到一九六0年的數字，從一九六0年到一九六二年上半年，全國形勢都好轉了，四川卻還在餓死人。一九六一年底，江北縣還有人餓死；涪陵地區先後餓死了二百多萬；一九六二年三月省委傳達【七千人大會】精神的時候，雅安地區營經縣委書記說他那個縣的人餓死了一半，前任縣委書記姚青到任不到半年，就因為全縣餓死人太多被捕判刑。這份簡報剛剛發出去就收回去了，別說中央，就連四川的同志也完全知道。雅安地委宣傳部副部長劉恩，早在一九五九年就到營經縣調查餓死人的情況，並寫成報告上報，結果被打成【三反份子】。根據這些情況估計，四川餓死的人，起碼比我推算的還要多出二百五十萬！但我正式反映只說死了一千萬。
楊尚昆聽到這裡，一拍大腿說：【就是你這個數字！】說著吩咐秘書將書記處小會議室一個保密櫃打開，從裡面拿出一個折疊式本子，翻開看了一下，又說一句：【就是你這個數字！】（引者按：由此可見，中央書記處有一本反映餓死人數真實情況的底賬。後來被毛澤東認為中央辦公廳要搞他的黑材料）
楊尚昆說：【在和平建設時期為什麼會死這麼多人？依你看究竟在哪些政策、工作上出了問題？】
瘳伯康頓了一會兒，讓自己的情緒平靜了一下，接著說：四川的主要問題，是沒有認真貫徹執行中央【糾偏】的有關政策。比如說農村自留地問題，一九五九年六月中央下發《關於社員私養家禽、自留地等四個問題的指示》，指出大集體中的小私有，在一個長時間內是必要的，有利於生產的發展，也有利於人民生活的安排。而省委主要領導卻把這個文件扣下來了，不准下發。困難時期老百姓把自留地稱為【救命地】，【救命地】長拖不決，也是餓死人很多的重要原因。
瘳伯康接著說：四川餓死這麼多人，省委主要領導的對策卻是向中央封鎖消息，不准談餓死人的情況，誰要談，誰就是小資產階級動搖性和軟弱性的表現。一九五八年四川人均佔有糧食六百三十多斤（包括種子、飼料和工業用糧）。到了一九六一年這個數字下降到三百七十三斤。三年之內下降了將近一半！情況如此嚴峻，他不是繼續欺上瞞下是什麼？，硬繃面子，狠心剋扣群眾的口糧。四川城鎮居民每月的口糧食是二十一斤，幹部只有十九斤，農村社員每天的口糧由公共食堂控制，一般是老秤（十六兩為一斤）的四至五兩原糧（即代殼的穀子），打出米來只有老秤的二到三兩，折合新秤只有一到二兩，城裡居民每月供應二兩肉和糕點，農民根本就沒有。這麼低的標準，有的地方還不落實，只有空的指標沒有糧食。一九六0年七月一日，省委突然一道命令宣布糧票作廢，把老百姓苦苦積攢下的四千八百萬斤糧食化為烏有，這種做法在全國也是絕無僅有的。此外，上調的糧食裡面還有一部分是修寳成鐵路、成渝鐵路時邊遠地區運不出來的死角糧食，是從萬縣等地調了一批民工用人力背出來的，而那些地方的人民更加貧困。這麼搞怎麼可能不死人？！聽到這裡，楊尚昆感慨地說：【你們今天所談的情況，很多中央都不知道，只知道四川上調的糧食多。四川口糧定量低，我們知道。我有個老同學在江津白沙教書，讓我給他寄點糧票去，我哪有糧票啊，只好給他寄了一百元錢去。】廖伯康和于克書向楊尚昆匯報後的第四天，即一九六二年的七月二日，由鄧小平主持中央書記處開會，李富春、李先志、譚震林、楊尚昆等人參中。楊尚昆在會上匯報了四川的情況和問題，並反映了瘳伯康和于克書要求中央派川籍司局級幹部到四川進行深入調查的建議。鄧小平說：那就按照他們的意見，派人去。
派出的十七名幹部分頭到了四川，大部分先以探親的名義回到自己的家鄉，再去各處進行調查。十七名幹部回到北京後都交了調查報告，毛澤東的秘書田家英對於這次調查很關注，所有調查報告他都看過，並打算請劉少奇閱後轉給毛澤東。天有不測風雲。一九六二年八月，距離【七千人大會】還不到八個月，毛澤東在中央北戴河工作會議上就提出階級、形勢、矛盾問題，這個題目隨後成了九月在北京召開的八屆十中全會的主要議題。在這樣的形勢下，上述調查報告一下子沒有了音信。
不久，四川省委主要領導通過一些途徑看到了于克書給毛澤東寫的信，還瞭解到有人向中央反映過四川的情況，於是開始大範圍的追查。所有與此事有關的人統統落入【天網】，大量的【反動言行】被揭發出來，最後都集中到了蕭澤寬（重慶市委黨委、組織部長）、李止舟（市委候補委員、市委副秘書長兼辦公室主任）和瘳伯康身上，揪出了一個所謂的【蕭李瘳反黨集團】。中央有關部門得知後，通過很多途徑給四川省委主要領導打招呼，甚至說你要再查就查到中央頭上了，可他不理睬，繼續狠批猛打。中央也沒有辦法，只好打算把幾個人調離四川。蕭澤寬被中組部調到了中僑辦，當了個政治部主任。中聯部部長李初梨準備把李止舟調到他那裡去，已經擔任高教部政治部主任的曾聽林也準備把瘳伯康調到自己手下，算是【惹不起躲得起】。可是當中聯部來調李止舟的時候，四川省委主要領導人說，李止舟是我們準備開除黨籍的人，你們怎麼還要他？弄得中聯部只好作罷，而廖伯康的調動，就更無從指望了。
最後廖伯康被【留黨察看兩年，撤銷黨內一切職務】，下放到建築工地勞動；李止舟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下放到一個機磚廠到廠長。重慶原市委的五個副書記被撤了四個。于克書和趙濟被免除團市委副書記的職務；副書記王竹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下放到重慶水上運輸公司去了個副經理。（以上引文見《文摘週報》二00五年十二月三十日《我向中央講實情》）
這個冤案直到二十年後的1982年才得到真正的「平反」。
四川餓死了一千多萬人，主要是省委第一書記李井泉，按照毛澤東旨意在行事。1962年在清查他的罪行時，他氣粗腰硬一點也不承識錯誤。還有，他為什麼敢和中央書記處對著幹？中央書記處為什麼連瘳伯康等反映真實情況的幹部都保護不了？眼睜睜地看著李井泉將他們打成【反黨集團】？其原因在於有一雙比李井泉更大的黑手在捂蓋子，這就是毛澤東！遠在廬山會議上批鬥彭德懷時，李井泉是西南區的大組長，他為虎作倀，助糾為虐，故為毛澤東引為知已。就在四川省餓死人最多時候的1960年9月，毛澤東任命李井泉為中共西南局第一書記兼成都軍區第一政治員，掌管雲、貴、川三省，後又榮升為中共中央政活局委員，成為書記處惹不起的「紅人」。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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