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說「反右」往事 字字血淚斥殘暴(圖)


中共將三百萬知識精英打成「右派」,圖為批鬥「右派」。(網絡圖片)

1957年夏天,席捲全國的「反右」鬥爭,使中華民族三百萬(不止官方公布的55萬)知識精英遭到了殘酷的迫害,各地看守所、監獄人滿為患。「哐當」一聲巨響,我身後的一扇大鐵門關上了,我被幾個警察領著推著從一條水泥階梯走下去,走向大連市法院設在地下的看守所。頭上幽暗的燈光,把我們的身影照在牆壁上,就像幽魂在移動。這時,我陡然想起但丁描寫地獄的名著《神曲》:地獄的大門上寫著一行大字:「來到這裡的人們,把你們的一切希望都扔掉吧!」是的,我已掉入了毛澤東製造的人間地獄,不會再有擺脫厄運的任何希望了。

我所在的看守所幾個大監室都塞滿了人,我住的那個監室只二十多平米,塞進了五十多人,大家盤腿坐在三面靠牆的炕上,不准說話和走動,除了聽看守所人員訓話,就是被要求反省各自的「罪惡」。每天吃兩頓,每頓一個窩窩頭,一塊鹹蘿蔔,坐得腿痛,餓得發慌,我閉目沉思,幾個月來的遭遇像一幕幕電影在腦中放映:

這年春天,毛澤東的一次次講話和眾多文件,不斷號召人民「大鳴大放」,揭露黨的工作缺點和錯誤,幫助黨整風。一再說「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等煌煌諾言,使心懷疑慮的廣大知識份子逐漸大膽放言。我作為大連黨報《旅大日報》文教部主任,每天跟隨市領導到各高校去參加鳴放座談會,沒有空閑參加本單位的鳴放會,只是在業餘時間與同事們聊天發表些意見。

我認為:人大是擺設,不為人民說話;黨不民主,不虛心接受各方的正確意見;黨不重視知識份子,只重視大老粗;肅反和思想改造運動傷害了不少知識份子的心。毛澤東和中共在未取得政權前不斷宣傳民主,反對蔣介石專制獨裁,為什麼現在變了呢?……

十多天後風雲突變,廣大知識份子的鳴放意見,被稱為是「向黨猖狂進攻」,「言者無罪」的諾言變成「引蛇出洞」的「陽謀」,我的這些私下議論立即被人檢舉揭發,指責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罪行」。於是大會鬥小會批,日夜不停,鋪天蓋地的大字報、漫畫,說我是「反革命的毒蛇魔鬼」,最後被定為「極右份子」而遭撤職,投入打掃廁所和大煉鋼鐵等勞動,1958年的夏天,終遭逮捕。

我的妻子是中學老師,學校當局就逼她檢舉我的罪行。她不檢舉,就逼她講對黨不滿的意見,也想把她打成右派。她受不了逼供,憤而辭職,帶著3個子女逃回南方家鄉,從此我便妻離子散。

我在看守所被拘禁一個多月後,法院人員遞給我一張判決書,不容我聲辯,判我七年徒刑。這樣,我就成為大連第一勞改隊的一個囚犯,從事製磚勞動。我們監室三十多個犯人,成天在烈日寒風中勞動,一幹就是十多個小時,彎腰曲背幹得腰酸腿痛手麻,精疲力竭,有時半夜裡下雨,警鈴一響,就得立刻起床奔赴工地搶蓋。如此強勞動,每天只吃兩頓,每頓一個窩窩頭,一小碗蔬菜,因而天天感到飢餓。

我們右派對中共以言判罪的惡毒手段無不心懷怨恨,刑事犯也對輕罪重判十分不滿。勞改當局為了強令犯人「認罪服法」,想出歪招,仿效社會上鳴放的辦法開展「交心運動」,企圖「引蛇出洞」,進行打擊。每天晚間開「交心會」,大多數犯人早已領教了共產黨的陰謀陽謀,都不再上當,只談飯菜吃不飽,勞動吃不消之類生活小事。但也有一些膽大的人發表不認罪不服法的言論,於是交心會變成批鬥會。有一位化學廠工程師對定他右派判罪不服,一再指責「共產黨不講理」,幾次批鬥仍不服,就把他的刑期從5年加到8年,他還是不服,不斷聲辯罵「共產黨是法西斯」,終於在一次公審大會上把他判處死刑槍決了。還有一位海員,說他過去出差到日本時犯了一點過失,關進日本監獄,頓頓吃大米飯和魚,還不勞動,如今吃不飽還要幹重勞動,指責「共產黨不講人道」,幾經批鬥,他還是罵,就被綁在醫務室的鐵床上施用電刑,誣蔑他有精神病……許多事實使我們認清所謂「勞動改造思想」完全是謊話。改造思想只能用說理和辯論方式才會有效,中共用繁重的勞動和恐怖手段對待有不同意見者,這是專制政權的故伎,無非是使人們內心產生恐懼,從而不敢說話和反抗而已。

1959年夏,勞改隊召開大會,宣布一批名單,說要遣送到內地去,全是政治犯和重刑犯。後來才知道,在臺灣的蔣介石宣稱要「反攻大陸」,中共擔心我們會起來響應,才把我們送到遠離海岸的內地去。在上火車的路上,我被勞動累壞的身體,實在拎不動兩只大皮箱,不得不忍痛把一只裝滿衣服的皮箱扔在路邊了。我們1000多人被押上用來裝運牛豬等牲畜的悶罐車,全車廂只有一扇小窗用來透氣透光。第二天到錦州,再轉乘大卡車到錦州西面的另一個小煤礦勞改隊。

當我們列隊進入這個勞改隊時,不見一個人影,不聞一點人聲,一片死寂。大家很驚奇,終於在一個監房裡發現有20個瘦得只剩骨架的犯人躺在炕上,一個個說不動話,也沒有氣力行動,形同殭屍一般。經再三打聽,這個原有1200人的勞改大隊,已餓死1180人,就只剩下這些等死的人了。剩下的這20個人,後來也在半個月內陸續死去了。這個勞動隊的原有統統死光,一個不剩,使這個勞改隊在毛澤東的所有專政系統中,創造了虐殺犯人的最高記錄,可與希特勒的奧斯威辛集中營媲美!這裡如此悲慘的情景,給我們精神上極大的打擊,意識到我們也將在這裡成為新鬼了。

事實正是如此。我們每月只有12斤口糧(每天四兩),根本吃不飽,卻強迫去抬石、抬土。不久我們這批新來的人開始以每天三四人的頻率走向死亡。屍體由身體較好的犯人抬上板車,拉到附近的一座荒山扔下餵給狼吃(大概也是因為沒有人有力氣天天去挖坑埋屍吧)。有時屍體扔下後忽然又動起來,好心的難友把他再拉回來,其實這人還能再活幾天呢?在這塊荒無人煙的丘陵地上,茂密的野草叢中,無數屍體難以數計,或仰著或俯著或屈著,慘不忍睹。在「毛澤東紅太陽」的照耀下,這裡陰風淒淒,白骨閃著刺眼的青光,空氣中瀰漫著腐屍的惡臭,不時傳來鬼哭狼嚎的聲音,令人毛骨悚然。還有些拉去不久的屍體,被狼撕咬得血肉模糊,肢體殘缺得不成人形,看了令人心酸。總之這裡悲慘可怖的情景,就像傳說中的十八層地獄,使人不寒而慄。毛澤東暴政使大量無辜人民遭受迫害死去,其罪行令人髮指!

我們每天生活在死亡的恐懼中,久而久之神經反而麻木了。早晨醒來,可能發現睡在左邊的難友停止了呼吸,明天早晨又可能發現睡在右邊的難友又不動彈了,誰都不知道後天自己會不會成為冤鬼!落在毛澤東的絞肉機裡,誰還有生的希望呢!有些難友預感到自己快死了,乾脆把好衣服或被子拿給身體較好的難友換根香菸抽,免得白白死去。在監房旁邊有兩間大房間,從地面到屋頂堆滿了鋪蓋卷,上面寫著主人的名字,它們都是冤鬼的遺物,等待家屬前來認領,可從未見到有人來領,又有誰敢來領呢?

「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儘管餓死的人越來越多,勞改當局完全不需為此擔心,因為各地政府源源不斷地把犯人輸送進來,每天三五個十幾個從不間斷,就像開足了馬力的生產線。我們好奇地問新來的犯人犯什麼罪?有的說:「我餓得不行,罵共產黨不顧人民死活,就判了5年」;有的說:「我偷了公社食堂兩個窩窩頭,判了3年」;有一個十二三歲的小犯人,他說:「我的父母都餓死了,我在筆記本上寫『我們要起來幹,不能等死』,被人檢舉就進來了。」

據他們說,當時遼寧省創造了名為「群眾審判」的所謂「先進經驗」——針對反抗暴政犯法的人越來越多,司法部門來不及審判和處理,為了「提高效率」,決定實行新辦法:鄉鎮縣各級召開群眾大會,要求群眾檢舉揭發「犯罪份子」,當場就把被檢舉人抓到會場台上,大會主持人簡單說明此人「罪行」後,問:「怎麼處理?」台下的黨員或積極份子就喊:判他勞改三年五年!主持人又問:大家同意嗎?台下的人三三兩兩舉手就算審判完成,既沒有被告和律師的申辯,也不需要任何證據,不經任何法律程序,一批批犯人就這樣製造出來了,勞改事業怎能不興旺發達?!這正是毛澤東「無法無天」殘害無辜人民倒行逆施的一個例證。

犯人們餓得沒有力氣幹活,勞改隊的生產任務難以完成,勞改當局想出了妙計:號召大家爭當「勞動模範」,給予減刑、假釋的獎勵。有些老實人就拚命地幹,甚至放棄休息,結果營養和體力消耗過快,還未評上「勞模」就先去見了閻王。

在蔣介石「反攻大陸」的叫聲中,中共當局認為政治犯和重刑犯是可能反叛的危險分子,於是我們幾百個人又被押上悶罐車,駛向離海岸更遠的地方——遼寧省北邊靠近內蒙的凌源縣勞改農場,從事種水稻、玉米、大豆等農業勞動。無論在大連、錦州或凌源,我們親眼目睹到處風調雨順,沒有任何天災的跡象,可是各地農田卻千里荒蕪,雜草叢生,不見有耕作的農民。大家心裡清楚:正是毛澤東一意孤行「高舉三面紅旗」的錯誤政策,才是全國糧荒,餓死大量老百姓的根本原因。所謂「三年自然災害」完全是欺騙人民的謊話。

為了應付全國人民對飢餓的不滿,當局想出了新花招:在全國宣傳和推廣所謂「糧食增量法」,說只要把糧食放在水裡泡上幾天,然後蒸煮成食物,糧食就會增量,就吃得飽了。這個「先進經驗」很快傳進我們勞改隊,廚房如法炮製,開飯時每人領到一塊比平日吃的窩窩頭大一倍的玉米麵方糕(大概因含水量多,做不成圓形的窩窩頭),吃後確有脹飽感,可一次小便肚子又癟下去了,肚子又餓了,大家這才明白:這哪裡是增量,不過是增水,多吃水能吃飽嗎?共產黨不是在騙人嗎?這個花招被戳穿了,又有新花招:把玉米桿磨碎後摻進玉米麵裡做窩窩頭。這下窩窩頭的體積大了,但玉米桿很難磨得細碎,吃後腸子和肛門被玉米桿刮出血來,疼痛不已。大家氣憤地說:「共產黨不是把我們當牲畜嗎?」

為了自救免於餓死,大家在勞動中千方百計尋覓一切可吃的東西,把各種野菜塞進口袋裡,不管有毒無毒,拿回隊裡用水稍稍漂洗就吞下了肚。這樣人人的肚裡長滿了蛔蟲,多得從鼻孔裡、嘴裡爬出來,令人見了噁心得作嘔。還有多位難友因蛔蟲多得把胃腸或心肺堵塞不通而活活憋死,真是人間慘劇!有次我大便後發現糞便中有一堆蛔蟲在蠕動,用小樹枝把它們扒開來一數竟有120條,而別人都說我肚裡的蛔蟲是最少的。

一天在田裡,我看到一隻青蛙,求生的本能提醒我:它是蛋白質和脂肪啊!不能錯過這個難得的機會啊!我們每年只有新年和國慶才能吃到指甲般大小的幾塊肉,這隻青蛙對我太重要了,我使足全身力氣猛撲上去把它抓住,隨即用指甲劃破它的肚皮,扔掉腸胃,連心肺一起送進嘴裡吃掉,青蛙還在吱吱叫呢!有時發現蜢蚱、蝴蝶等昆蟲,也毫不猶豫地捉來帶回隊裡,在廚房火爐上一烤就吃掉。

大家都跟我一樣在掙扎著求活命,我們沒有思想,也不需要文化,大腦被剝奪了一切功能,只剩下填飽肚子的本能,都成了野獸了。其實這正是毛澤東的陰謀或陽謀——把人改造成沒有思想沒有文化只有求生本能的獸民、順民、愚民,只有這樣才能保住他的專制統治。

由於極度缺乏營養,特別是維生素A,全體犯人都患了夜盲症和浮腫病,每天夜裡都成了瞎子,走路飄忽無力,這樣就出現了一種十分奇特可怖的景象——每天晚上在監房裡行動或上廁所,所有的人都向前伸出兩隻手,以防碰上牆壁或別人,加之兩腿乏力,行走時飄浮搖擺,在幽暗的燈光下,宛如一群群幽靈飄來飄去,伸著雙手,像在傾訴冤屈,像是要抓個活人作「替死鬼」,如果有外人進來看到這番景象,準會以為進入了地獄或鬼域而驚駭得癱倒的。這堪稱毛澤東時代輝煌成就的一道「風景」吧!

犯人在死亡錢上掙扎,社會上的景況也一樣。一天我們在田裡幹活時,突然一個中年農民闖進我們工地,這人瘦骨嶙峋,面色死灰,走路踉踉蹌蹌,他問我們:「我能到這裡過活嗎?」我們問他為什麼?他說:我們村裡樹皮草根早吃光了,快沒有活人了。你們雖也挨餓總還有點皇糧吃。我們告訴他:要來還不容易!只要在幹部面前罵聲害死人的毛澤東,你就一定能進來了。這人後來再沒有來,估計已餓死了。

暴政必然引起廣大人民的不滿。當時不僅犯人們心懷怨恨,就是共產黨員管教幹部也多半敢怒不敢言。其實這些管教幹部在上層領導眼中,也不過是半犯人,他們或因不滿領導,不聽指揮,或因工作上的過失,被貶謫到基層勞改隊、教養隊作為變相的懲罰,只是名義上好聽點和比犯人多一點自由而已,所以內心是忿忿不平的。終於有一天,他們的怒火爆發了——

凌源縣一個勞改隊的幾個管教幹部,率領一批犯人攜帶槍枝逃了出去,逃進附近深山打游擊去了。這可不得了,因為凌源是勞改城,有多個勞改隊、教養隊集中在這裡,有犯人幾萬,超過了縣城的人口總數。如果這個星星之火發展成犯人大暴動,對毛澤東政權無疑是個很大的威脅。當局立即調來幾萬軍隊包圍深山搜剿,最後把反叛者捕獲,隨即召開上萬犯人的公審大會,把他們槍決了。這件事使「勞改城」的所有犯人心靈受到震動:勇敢的反叛者們受鎮壓了,但暴政造成的反叛思想和意志能用暴力鎮壓住嗎?

熬過了七年人間地獄的悲慘生活,九死一生,萬幸沒成餓殍,1965年秋我被釋放了,先在勞改農場幹了幾個月農工,後被遣送回江南的家鄉。我是自由公民了嗎?不,是「二勞改」。——要向派出所經常報告思想和行動,到東到西要經批准,每到節日就和「地富反壞分子」一起集中禁閉,不准「亂說亂動」。為了謀生,我做各種艱苦的體力勞動,拉車運貨,當建築隊小工,受盡歧視凌辱。我方明白:我從小監獄進入了大監獄,「右派份子」的惡名烙印在身上,我成了永世的賤民了。

「文化大革命」開始,我全家又被強迫「下放」,我和妻子及3個子女被放逐到附近縣城的農村,又使生活雪上加霜。江南素有「魚米之鄉」美稱,解放前農民生活都過得去,就是貧下中農也很少有挨餓的,餓死人是從未有過的。可是在毛澤東宣稱「人民公社好」的時候,這裡儘管風調雨順,全公社卻餓死了二百多人。我來這個公社後,就和貧下中農一樣從事繁重艱苦的勞動——鋤地翻土、挑稻挖溝,農忙時節下田插秧,空氣和水的溫度高達攝氏40度左右,兩腿被水中的螞蝗咬得血跡斑斑,面孔被成群結隊的「蠓獅子」(一種比普通蚊蟲更小的蚊蟲)叮咬,揮之不去,奇癢難忍。從早晨幹到日落,很少休息時間。特別是夏初小麥收割後,一向是農閑時期,農民可休養一二個月,等待種晚稻,但當局為了增產糧食,強迫農民放棄休息,加種一茬「雙季稻」,不僅農民在烈日下幹得疲累不堪,且因地力消耗過大而肥料不足,畝產量只三四百斤,根本得不償失。每年從稻麥兩茬變成三茬,農民終年辛勞,收穫的糧食卻大部分被公社「統購統銷」搜刮去了,這樣就使勞動工資降為每天8分錢,所有農民全都過著極度貧困的生活,除了賣掉飼養的豬雞有點收入,平日連買油鹽醬醋的零錢都沒有。加之口糧不夠吃,家家都在挨餓,不得不借錢或賣掉和當掉財物,到山區去買粗劣的雜糧(如山芋乾)來填飽肚子。所以我在那裡,貧下中農並不因我是右派份子而對我歧視或疏遠,相反還對我表示親近。他們知道,大家同受欺壓剝削,都沒有選擇種什麼作物的自由、經營謀生的自由、休息的自由,甚至沒有逃荒求生存的自由。我們等於被手銬腳鐐鎖在這塊土地上,被強迫幹繁重的勞動,被強迫挨餓受苦,我們都是人民公社的農奴啊!人民公社是世界歷史上最黑暗最殘酷的農奴制,比西藏農奴制更黑暗更殘暴,它還迫使四千萬農民死於飢餓。

我在生產隊什麼活都幹,由於長年累月的困苦加速了身體衰老,後來我幹不動重活了,生產隊派我專職管一頭牛,於是我天天牽著牛到處溜躂,讓牠吃草,讓牠下河喝水洗澡,再清掃牛舍。我預料我將當「放牛翁」直到老死了,想不到1978年傳來好消息:我得到「改正」摘掉了右派帽子,從此結束了十多年農奴生涯,在家鄉一家地方黨報恢復了工作。我的妻子因在鳴放中不堪逼供,辭職回家失掉組織關係,只能當代課老師,作為右派家屬的她,為我受盡凌辱打擊,精神刺激太大,使其高血壓越來越嚴重,就在我「改正」不久去世了。她實際上也是被毛澤東的暴政迫害死的。

回想漫長的22年中我和全家老小經歷的苦難,刻骨銘心,難以忘懷,至今午夜仍不時為惡夢驚醒,思之心酸。這段歷史不僅是個人的苦難史,也是幾百萬右派份子和幾千萬家屬的苦難史,更是全民族的苦難史。現在當政者中有些人想方設法隱瞞和掩蓋歷史真相,以維護罪行累累的毛澤東的形象,維護毛澤東傳下的專制制度,以保護他們的既得利益,這是違反人民意願的。我寫這篇回憶文章,目的在於告訴後人毛澤東時代的真相,毛澤東統治中國三十年,是中國歷史上最黑暗、最暴虐的專制統治,希望大家不要受謊言的矇蔽,要牢記歷史,吸取歷史的慘痛教訓,要努力推進民主憲政,維護人權,實行言論和新聞出版等自由,不能再讓侵害人民自由權利的專制制度(如以言定罪)繼續施虐,再貽子孫以無窮的禍害。

感懷往事,心潮難平,爰作小詩,以抒衷曲:

響應號召成右派,百萬精英陷牢籠;

陽謀陰謀勝秦嬴,翻雲覆雨憑哄蒙。

廿載勞役險成鬼,餓殍遍野泣哀鴻;

士林黎庶同遭難,斑斑血淚應記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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