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港人:享受幾十年自由 國安法下又陷中共魔手(圖)


「國安法,就是一場噩夢。感覺我的人生就像畫了一個圓圈,又回到了原點。我到香港就是要逃脫共產黨,結果幾十年後共產黨又到了香港。」圖文無關。(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0年8月22日訊】「國安法,就是一場噩夢。感覺我的人生就像畫了一個圓圈,又回到了原點。我到香港就是要逃脫共產黨,結果幾十年後共產黨又到了香港。」文革時在大陸內地曾遭受中共政治迫害,一心嚮往來到香港和家人團聚、享受一點點自由的孟剛(化名)老先生,這樣向《美國之音》描述他作為香港人的心境。

一點自由沒了

「我年輕時想要擺脫中共那種惡劣的政治環境。現在可好,國安法將香港變成了一個跟中國內地任何城市一樣的地方,『一國兩制』完了,我們僅有的一點自由沒有了。現在說話都要小心,出去參加遊行、抗議之類的活動都有顧慮。有一種恐懼的陰影壓在頭上。」

孟老先生1940年代出生於大陸南方,父母在中共建政後不久就去了香港,卻沒能帶上他。他跟著祖母生活長大,且由於喜歡技術活兒,初中後上了中專,畢業後被分配至一家重要的國營大廠做技術員。

到了1966年8月被稱為「浩劫」的文革爆發,儘管他的工廠沒有像許多一般的因為造反奪權造成混亂而停工停產,但也被捲入這場每個人都要站隊表態的空前的政治運動,加入了造反派。後來,1969年革委會成立,工廠繼續一邊堅持不能停地生產,一邊大搞革命。

政治厄運降臨

到1969年年底,他的厄運也在這場看不到頭的政治廝殺中降臨。20多歲的他當時住在職工宿舍。他室友不知何時貼在牆上已很久的中共大獨裁者、毛主席的人頭紙畫像掉到地上,上邊有兩條裂紋。結果,兩個人都給抓了起來,被逼交代是誰人為破壞、侮辱領袖,而他因父母這個「海外關係」,還被要求交代父母是否是「國民黨特務」。

「把我關在廠裡的學習班裡面,關了81天。不停地不是這個班組就是那個班組批鬥,掛著『沒有教育好的子女』的批鬥牌子,『坐飛機』,雙臂從後被高高壓起,還踢我後腿叫我下跪。」

孟先生說,被關押在學習班期間,每天由至少4名退伍軍人、多時5到6個人,分3班看管,上廁所和去飯堂都要跟著。每天晚上的8、9點鐘困了眼睛都睜不開了卻不讓睡,還被吆喝著起來,讓他拿出《毛選》(《毛澤東選集會》)念,寫學習心得,交代問題,經常是一宿一宿不讓睡,都快把他搞瘋了,而看管者白天都睡好了。

半年後,他被調到了一間干重體力活的工廠,全廠400至500人,幾個高中生,2個半中專生。一幹就是5年多,到1976年初,他又被調到另一間重體力活工廠,情況無多少改變。他曾提出到香港跟父母團聚,但公安局找到他,嚇他個半死。

「他問我你想到香港去,那我問你,是中國社會主義好還是香港資本主義好。我哪敢亂說,就說當然是社會主義好。他說,既然這樣,那你去香港幹嘛,呆在這兒不是蠻好的嘛。」

到1976年9月毛澤東死了,之後毛的遺孀江青等「四人幫」被抓,中共宣布慘無人道的文革結束,讓孟先生看到機會來了,77年再提去香港的申請,78年竟然批下來。

就是希望逃離

「我當時想的就是要脫離這種壓抑的政治環境嘛,一點點自由都沒有,沒想到香港去發財如何,或者過什麼好日子,沒去想它,就是脫離這個很難叫人理解的環境,一點人身的自由都沒有。」

1978年年中,他終於邁過了深圳羅湖橋,踏上了在當時被多少大陸人想像為「天堂」般的、一百多年來成為多少大陸人政治「避難所」的香港這塊自由的土地。

「我走的時候跟朋友聚在一起告別,朋友們都為我高興。當時還沒有看到中國大局(十一屆三中全會,改革開放)的變化,大家為我慶賀,你終於跳出這個圈子(環境)了。我剛跨過羅湖橋,我就知道,終於自由了,好開心。」

孟先生說,新近來到香港,人生地不熟,也不懂粵語,有很大壓力。但人確實快樂了,也完全沒有了在國內時的心理痛苦。

孟先生表示,港英時代是沒有民主,但卻有自由,民眾很開心,唱歌、跳舞和賭馬呀,哪怕你罵共產黨、罵英國女王都可以的,很自由。你只要肯干,能吃苦,都能夠賺錢,不愁生活,人人都很開心。

在70年代末期、80年代初期的大陸,港台歌曲風靡一時,誰能搞到一盤香港歌曲磁帶,甚至轉錄帶、一副「蛤蟆鏡」(太陽眼鏡)、一件T恤衫,皆是很稀奇的事情。香港、澳門就已經算得上「天堂」,更不用說歐美。

參與民運活動

人到了香港,孟先生仍關注大陸的政局發展,也開始參與一些政治活動,如到新華社香港分社抗議中共抓捕和判刑1979年「西單民主牆」運動的領軍性人物、現為海外民運領袖之一的魏京生等人。

到了1984年12月,中英兩國在經過2年多艱難談判後簽署有關香港主權問題之中英聯合聲明,英國同意將永久割讓的香港島與九龍半島,以及租期99年的新界的主權一併於1997年移交給中共,而當時中共則承諾給予香港資本主義制度50年不變之「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

孟先生表示,當時的港人基本上支持主權移交給中共的「一國兩制」,即便在1989年天安門學生的民主運動期間發生解放軍屠殺學生及市民的「六四事件」,激發港人全民抗議之後,民主派的主流亦是支持「民主回歸」的。

在八九民運期間孟先生參與了港人的聲援活動。「六四屠殺」的中共軍隊開槍鎮壓發生後,港人震驚,譴責、聲援和募捐,營救從大陸逃亡到香港的六四學生和異見人士。雖孟先生沒有參與「黃雀行動」的營救行動,但是從事過幫助到港大陸民運人士的活動,募捐和幫助找工作等。

中共對自己人民的暴行震驚了全球,更讓港人看到了中共的殘暴,讓港人對香港回歸後的前景感覺悲觀和恐懼。於是,1990年起出現大規模的移民潮,僅至1994年就有大約30萬港人移居海外,大部分屬於中高管階層或高學歷專業人士。此移民潮持續至少5年以上,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紐西蘭成為熱門去處。

港人設法移民

孟先生還表示,他曾眼見更多的無法移民的港人排長隊去申請和領取英國國民(海外)護照(British National Overseas,BNO),為自己選擇一個「保險」。據英國官方統計數字,至今年2月,港人持有的有效BNO共有近350萬本。

孟先生也曾恐懼主權移交後的香港前途,但他自己和家人無條件移民。不過,他的兩個弟弟的全家均移民到了西方民主國家。

「九七回歸」後,許多拿到外國籍的港人看到基本上無事,逐步開始回潮香港。而泛民主派也不斷地爭取中共能按照基本法保障的,在港逐步實現特首和立法會的「雙普選」。

2003年,當時的特首董建華曾提出就基本法有關國家安全的第23條立法,觸發50萬港人上街抗議,港府被迫撤回。孟先生也積極上街,還到中聯辦前抗議。董不久也以「腳疾」為由辭職。「至少23條國安立法,裁判權還是在香港的法庭系統,有相對的獨立性,對港人的權利有相對的保障。」

儘管中共操控的人大常委會於2007年12月通過否決2012年雙普選決議,承諾2017年之後香港可以普選行政長官,但到了2014年8月31日,該會卻對2017年特首選舉候選人「篩選」,連「落三閘」,除了2016年立法會議選舉不變之外,特首參選人須由親共建制派操控的1200人的提名委員會過半數的提名,並把參選人限制在2到3名。這直接觸發了港人長達79日的直接對抗中共的爭取「真普選」的佔領運動。

儘管此時孟先生已經年界70,不能像中輕年人那樣積極地上街抗議,他還是時常到「佔領區」聲援一下。

就像做一場噩夢

孟先生表示,做夢也沒有想到從2019年6月起的有數百萬港人參加的反逃犯條例的「反送中」抗爭、爭取包括「雙真普選」的「五大訴求」,換來的卻是中共對港人權利的漠視與鐵腕鎮壓,將「國安法」強加給港人,令香港陷入使人不敢說話的「紅色恐怖」,失去了原有的一點自由。

孟先生感嘆,雖然自認對共產黨有很深的瞭解,也沒有料到它會公然違背中英聯合聲明跟踐踏保障香港「一國兩制」50年不變的基本法承諾,對抗美英等國際社會,使香港遭受國際制裁,毀掉香港。

「香港年輕人更不瞭解共產黨了,沒有嘗過共產黨的滋味。它太惡毒了,不停地樹立敵人,把什麼人都看成敵人,扶植一部分人控制多數人。抗議對它沒有,幾百萬人,就算香港人全都上街抗議也沒用,它把國安法這種中國內地的法律用在香港,把香港變成了跟內地城市一樣的地方,就是『一國一制』了。國安法比23條立法(基本法第23條有關國家安全的條款)惡劣太多了,由當局指定法官,還可以把人抓到內地,由中共的法官審判。香港要衰敗,東方之珠爛掉了。我活了70多歲,幾十年後共產黨又到了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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