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錫山以「公道主義」對付「共產主義」(圖)

中華民國行政院長兼國防部長、原山西省政府主席閻錫山。（網絡圖片）

1930年的美國《時代》雜誌記述：「作為山西省的『模範督軍』，閻錫山實際上聳立在一個獨立王國之中——處於各軍閥的包圍之中。儘管目前晉西南地區還存在糧食短缺，但閻為1100萬人帶來了繁榮，在中國，他們最富裕，因而使他顯得出類拔萃。閻的嗜好不是女人、酒、鴉片，甚至也不是金錢，而是優質的道路、紡織、防禦部隊、維持秩序的警察，發展優良的牛、馬、耕具、家禽、肥料——所有能為他的鄉親直接帶來好處的事物。」

以治國之策治理山西

閻錫山不好女色。他之所以娶了一房姨太太徐蘭森（5個子女皆其所出），實在是因為原配徐竹青不能生育。閻錫山是獨子，迫於壓力才續娶。

據《山西史綱》記載，從1917年9月3日北洋政府委任閻錫山為山西督軍兼省長起，他就使山西在政治、經濟上自成一體，對外以「保境安民」為由築起軍事堡壘，不許外省軍隊入晉；對內推行「自存自固」。面對北洋各派系爭雄的局面，他表示服從中央政府命令的同時採取「中立」態度，「一不入黨派，二不問外省事，三不為個人權利用兵」。他專注於保衛地方治安，提出「三事」（種棉、造林、牧畜）「六政」（禁菸、天足、剪髮、水利、種樹、蠶桑），同時興修公路、鐵路，建工廠，埋頭經濟建沒，擴充本省實力。在民國成立後的頭20年裡，確實為山西帶來了穩定與繁榮。

閻錫山造的鐵路自成一體，全是窄軌。正太鐵路局局長朱霽青曾對人說：「不知閻老西到底安的什麼心。他堅決不肯讓同蒲和正太兩條路與全國鐵路成為同樣的軌道，以便銜接，我屢次向他建議，他就是不理。」無論如何，1919年胡適陪同杜威到太原，1934年潘光旦走在正太路上，都曾留下讚美之辭。

山西教育當時在全國領先

山西教育當時也在全國領先。閻錫山很早推行國民義務教育，在《人民須知･民智篇》中他說：國民學校的功課，就是修身、國文、算術、體操、圖畫、手工等事，有四年功夫就畢業，學下算盤、寫信、記賬的本事。稍有錢的，再上高等小學校；實在窮的，也可自謀生活。這就是求知識的第一樣要事。

到1916年，山西每萬人中有小學生290名，居各省之首。從1924年起，山西適齡兒童入學率每年都在80%以上。他在家鄉河邊村創辦的川至中學也設附小，共7排140間瓦房，禮堂、會議室、生化研究室、標本陳列室、運動場等一應俱全。頭4年不收學費，每年還給學生發一身校服、一雙皮鞋（後改為帆布鞋）。這都是閻錫山自己掏的錢。

其他也得到相應發展，到了1937年，山西有55所中學、17所師範、6所大學。黃炎培在《讀中華民國最近教育統計》中說：民國初年山西學校、學生數量的增長「速而最穩」。

閻錫山對農村的民治試驗特別有熱情，從1917年起，他在山西搞起了「編村」、「村治」。在他看來，實行民主和人們的文化程度沒有必然聯繫，因為一般的是非曲直在人心中是幾近本能的東西。

中國農民的憲政水平80多年前已經很高

閻錫山在家鄉搞過《村政十年建設計畫案》，它的村級自治組織設計非常符合中國北方農村的實際，其權力制衡也落實到村監察委員會——學者謝泳感慨：中國農民的憲政水平80多年前已經很高了，自治規則也訂得相當有水準，可見不是文化水平問題，而是有沒有誠心搞的問題。

還有一些事頗能說明閻錫山的「善治」。1918年的《山西省疫事報告》中說：當年1月5日，閻錫山接到晉北肺病疫情嚴重的報告，立刻通電各縣，遮阻交通，嚴格檢查，並要求官民清潔隔離、埋屍封室——用今天的話講，就是公開事實、盡量透明；當時內務部派了個叫楊懷德的美國醫學博士赴山西，閻立刻授以醫務全權；同時，他相信並藉助一切社會力量，如聘請當時在山西的各國醫生、牧師和教士，參與救治。他以開放的胸懷和當機立斷的決策，兩天之後就控制了疫情的發展。

山西平安繁榮穩定

閻錫山「獨立王國」的形成與1920年前後各省自治、聯省自治的風潮有關。他在山西的統治與「聯省自治」有明顯不同，但目標同為「保一方平安，促一地繁榮」。他與眾不同的政策使山西成為1920、1930年代中國相對平安、繁榮、穩定、日子好過的地方。

其實，閻錫山是在用一套治國之策治理山西。他有政治組織（民族革命同志會）；有一支20～30萬人的晉綏軍；有培養人才的各類學校和訓練機關；有嚴密的安全機構（政衛組和太原特種警憲指揮處）；有較強的經濟實體和各類「公營」事業——1920年代末他名下有各種產業：銀號、錢莊、汽車公司、五金行、糧店……

他同時創建了包括採煤、採礦、煉焦、冶金、電力、機械、化工、建材、毛紡、皮革、麵粉、火柴、造紙、印刷等廠礦的西北實業公司；整頓了山西省銀行，新設了鐵路、墾業、鹽業等銀號及其實物準備庫，發行鈔票；總資產達到2億銀元。

1930年代中，上海英文報紙《字林西報》刊登過一幅閻錫山的漫畫：他身著長衫馬褂，頭戴瓜皮小帽，一邊撥拉算盤一邊念叨：今天又進多少錢。其公眾形象的一面就是：精明、會算計。

這位當家人的心細手緊應該是錢莊基因。工程師歐陽曾說：「閻錫山對成本核算，極為精細準確，如修築橋梁、道路等工程，他的估計與專家的估計，沒有多大的出入，誰也休想在這裡邊找好處。」

以「公道主義」對抗「共產主義」

閻錫山對時下流行的主義都存疑，認為各有其短：軍國主義擴張侵略，封建主義專制統治，共產主義「強做聖人」，都不可取，惟他在1920年代提出的「公道主義」才是最好的。他試圖讓人們相信，公道才是調節人與人之間錯綜複雜關係的標準，才是救世良藥，他要讓山西人信它仰它，而不去信共產主義——他要「以主義對主義」。

山西省銀行原是他控制的，但因濫發紙幣造成市場混亂。於是又設晉綏地方鐵路銀號、綏西墾業銀行、鹽業銀號3家，說這3家銀行分別有同蒲鐵路、綏西屯墾、山西鹽產做擔保，不會騙人。這些銀行號所發貨幣，就是他當年恢復和發展經濟的資本。

以往銀行發行紙幣均以現金為準備。這4家銀行號別開生面，採用實物準備：設立「山西省省鐵墾鹽四銀行號實物十足準備庫」，拿以上4家銀行號發的貨幣收買物資，收多少物發多少券，物和券永遠一一對應。這相當於憑空發行紙幣用以聚攏物資，實在是個創造性的法子。用閻錫山的話說叫「口吹大洋」。

實物準備庫利用當時市面呆滯、週轉不靈，到各縣大量收購糧食、棉花、菸葉、皮毛等大宗農副產品，僅一年多，庫裡的物資及不動產價值就超過1000萬元。

抗戰爆發前的5年裡，山西的經濟得到長足發展。5年裡累積的資本比1932年前15年的總量還多；糧食和農副產品也達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1935年前後，與山西一河之隔的陝西紅軍不斷發展壯大，令閻錫山不安。此時他大力主張的「公道主義」實際上已經直接針對共產主義了。

1936年他發表了一篇《防共應先知共》的文章，印成小冊子，另印行一本《共產主義的錯誤》小冊子。在編寫會議上，他說：「我是現代政治上的一個負責人，跟100多年以前的一個學者沒有什麼爭辯的必要。只是為了人類命運，不得不說一說。」

知人善任 賞罰嚴明

儒家傳統文化影響了閻錫山一生。成為政要後，他的大量講話中隨處可見四書五經的句子。他反覆強調，「井田的經濟制度，傳賢的政治制度，是中國文化的精髓。」儒家的修身、自省在他的生活軌跡中歷歷可尋。

在他的幕府裡，年長他17歲的趙戴文（字次隴）是民國時山西惟一可以與他相提並論的人物，曾官至山西省政府主席，也曾任職蔣介石國民政府中樞——國府委員、內政部長、監察院長。然而不論他身在何處、官居幾品，始終是閻錫山的首席輔弼。趙對人說：「我與伯川君臣名分已定。」閻則說：「次隴與吾相交三十年，公私事件飽經波濤，雖有危及身家之慮，亦未嘗憂形於色。」

為父守制期間，閻錫山曾給趙戴文寫信，提及為什麼要在父親的墓旁待上百多天：

宅中一切房舍用物幾盡為先嚴生時所住用，觸目傷心，離宅居住稍可減少感痛。二十餘年從政非特無暇讀書，亦且無暇思過，每覺名牽物誘，應事接物常處於被動地位。向思欲成自由、自主、自動的生活，非痛加克伐割斷牽誘不可。然快刀利器惟智仁勇，山生來不足，只有求補之之一道。同聲相應，同性相輔，補之之法只有借他人之智仁勇，以補自己之不足。山欲於此守制期間，處於淒涼慘淡之境，痛思己過，加以克伐。

閻錫山的幕府中人基本上符合《閻伯川先生感想錄》中的用人之道，他的「知人善任」、「賞罰嚴明」、「先求諸己而後求諸人」，最大限度地吸引了各種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