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搞大躍進,沒有多少知識的農民可當教授,教授權威要下崗。圖為中共組織農民學毛著。(網絡圖片)
「大躍進」是全方位的,教育自然也不例外。1958年3月成都會議,柯慶施提出15年全民都成為大學生。同年9月,劉少奇在河南說:要採取新的辦法辦工廠、辦教育。新工廠也可以辦學校,招一批中學生,就在這裡上課,一個工廠就是一個高中,一天讀幾小時書,做幾小時工,工廠即學校,學校即工廠。將來出來,既是大學畢業,也是技術工人,這也是過渡到共產主義的一個條件。
河南方城縣城關鎮,共有人口1萬1千多人,在幾個月之內就建起了綜合紅專大學、衛生、戲劇音樂、舞蹈及師範等9所專科學校。各地工農大學、紅專大學,如雨後春筍,茁壯出生。
教授要按所種作物的產量評級
中共《人民日報》刊登的畝產3萬多斤的造假新聞。(網絡圖片)
1958年7月至10月,「大躍進」期間,康生以中共中央文教小組副組長的身份,到北京與河南省的一些學校視察「教育革命」的進展情況。在北京師範大學,他說:師大有兩大任務,大辦學校,大辦工廠。每一個班都可以辦一個工廠。大辦學校,可以從小學、中學到大學,1958年至少要辦100座這種亦工亦學的學校。至於有沒有條件辦,他不管。
既然農業生產可以「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辦學校不也可以「人有多大膽,多少都能辦」嗎。在河南他又說:學校是社會勞動大軍的一個組成部分。學生可以每天上課2小時,勞動3小時;也可以上課2小時,勞動6小時。在大煉鋼鐵的熱潮中,農民可以撇下農活不幹,都去大煉鋼鐵,學生也可以只參加勞動,不讀書。
看起來,「文革」中的「讀書無用論」、「白卷先生」、「憑雙手的老繭上大學」的構想,在10年前的「大躍進」中,就已經在這位搖羽毛扇的人物心中形成了。
關於評教授,康生在「大躍進」中又有高論。他視察北京農業大學時,明確指示:學校最少要掛五塊牌子:一、學校,二、工廠,三、農場,四、研究所,五、農林局。如能掛十幾塊牌子則更好。教授要按所種作物的產量評級,畝產1000斤的只能當五級教授,2000斤的四級,3000斤的三級,4000斤的二級,5000斤的一級。
按照「大理論家」康生的這個標準,學識淵博、白髮蒼蒼的老教授只能下崗待業;年輕力壯的農民不但能聘為一級教授,當院士也是有可能的。這可不是什麼笑話,是「大躍進」中「教育革命」的事實。
狂熱躁動的「大躍進」歌謠
「大躍進」歌謠,像一面鏡子,折射出那個狂熱浮躁時代的社會面貌、人民心態。全國人民充滿幻想,在歌謠中編造著億萬個美麗的神話。
像《舉得起天提得起地》:「天有把,我們舉得起,地有環,我們提得起。毛主席叫我們做的事體,你看哪項不勝利?」
西域邊陲維吾爾族的歌謠《毛主席向高山招手》:「一座高山頂破天,山頂上有無盡的清泉,毛主席向高山招手,泉水就奔下來灌溉我們的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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