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毒揭示的中國模式陷阱(圖)

4月4日，北京警察在北京火車站低頭默哀三分鐘，但中國（中共）模式才是造成疫情大爆發的元凶。（圖片來源：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0年5月19日訊】「中國模式」給世界的一般印象是利用舉國之力進行前瞻的規劃和高效的運作，這種模式只允許存在唯一的聲音、唯一的領袖、和一個控制一切的黨，正如毛澤東所說的：「黨是領導一切的」。在這種簡單粗暴的執政理念之下，無數微觀的問題得不到解決，政府的瀆職、腐敗問題層出不窮，而這些瀆職、腐敗正是此次疫情爆發的直接原因。2019年，一場爆發於中國心臟城市的新冠疫情最終在中國和全世界範圍內製造了巨大的混亂和傷亡，截至本文發稿，全球已有接近500萬人感染，超過30萬人喪命。等世界從噩夢中醒來之後，這場瘟疫浩劫將會給中國和人類歷史留下怎樣的註腳？

瀆職：一場本應避免的災難 

關於病毒的來源，學術界提出的證據普遍更支持病毒來源於中科院武漢國家生物安全實驗室的說法，但由於缺乏大量直接證據，本文無法作出確切的判斷，也無法證明這是一次無意的泄漏還是蓄意的投放。但是，無論病毒由何而來，中國政府都需要為全國和全球的慘痛代價承擔沈重的責任。

《南華早報》在一篇題為《首名冠病患者可追溯到去年11月17日》的報導中表示，一份中國政府的非公開文件顯示了一名55歲的湖北男子早在2019年11月17日就已經被確診了新冠肺炎，而截止到12月底，確診病例就已經達到了266起。2020年1月1日，武漢市中心醫院醫生艾芬因為「造謠生事」受到醫院檢查科紀委領導訓斥，她當即向領導表示該病毒確實可以人傳人，但沒有獲得任何回應。然而，直到2020年1月3日，武漢警方還迫使被譽為疫情「吹哨人」的武漢中心醫院眼科醫生李文亮簽署了《訓誡書》。1月20日，中國《央視新聞1+1》欄目採訪鐘南山院士，中國民眾才第一次得知新型冠狀病毒可以人傳人，需要採取防護措施。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在2月3日的網上例行記者會上承認，中國外交部從1月3日開始，也就是武漢警方訓誡李文亮等八名醫生「造謠」的當天，就已經開始向美方通報新冠病毒疫情信息和防控信息了。

如果《南華早報》的報導真實，那麼從2019年11月17日到2020年1月3日，中國公眾應當得知疫情發生的時間至少被延後了47天；如果艾芬醫生作出的「人傳人」判斷是被武漢中心醫院刻意隱瞞，那麼從2020年1月1日到2020年1月20日，中國公眾應當得知病毒可以人傳人的時間至少被延後了19天。根據英國南安普敦大學的一項最新的研究成果顯示，如果中國能夠提前一週採取防疫行動，疫情擴散可減少66%；如果提前兩週，擴散可以減少86%；如果提前三週，即在李文亮等醫生「吹哨」的時候就採取行動，擴散可以減少95%。1月31日，時任武漢市委書記馬國強在中央電視臺的連線採訪中承認失職：「我現在是一種內疚、愧疚、自責的心態，如果早採取嚴厲的管控措施，結果會比現在好，對全國各地的影響要小，也會讓黨中央、國務院少操心」。

直到2020年1月18日，武漢市江岸區百步亭花園社區還有四萬戶多不知疫情的家庭參加了一場「萬家宴」，後來百步亭成為了武漢疫情最嚴重的幾個社區之一。自病毒爆發到1月23日武漢實施封城之前，約有500萬人離開了武漢。截至2月4日，超過20500例新冠病毒病例在27個國家和地區被確認。中國官場長期以來的官僚主義、害怕擔責的作風、「穩定壓倒一切」的政治氣氛和打壓異己的輿論環境，使得民眾無法在第一時間獲知重大公共危險訊息，無法做出防範措施。

在這場爆發於武漢的疫情之中，因為腐敗、瀆職而引發的直接問題層出不窮——武漢工商局連續十幾年縱容華南海鮮市場違法販賣野生動物、瞞報疫情、粗暴封鎖、讓大量疑似患者返家產生二次傳染、湖北省長王曉東對湖北口罩產量三度改口、湖北紅十字會貪污捐贈的物資、歧視對待在華非洲人...... 最終，在2020年4月8日，武漢被封城76天以後，中國看似終於抑制住了病毒的傳播，但武漢以慘重的死亡人數付出了本不應承擔的巨大代價：迄今為止，武漢的官方死亡總數僅為三千餘人，但疫情暴發時，當地的殯儀館每天都能接收2500多具屍體，每日焚化量是平時的四到五倍。

極權：絕對權力下的事與願違 

在這次中國調動舉國之力進行的戰役中，中國主要利用其「制度優勢」做了以下五件事：1. 封口，全面禁止異議人士言論；2. 封省、封城、封門，讓14億人民徹底居家隔離；3. 建設臨時性收治醫院，調動全國醫護人員援助重災區；4. 調動全國工業力量生產醫療物資，並嚴格限制對美國出口；5. 調動全國媒體和自媒體掀起對美國的輿論戰。

中國的確先於西方一步從疫情的泥沼裡得到緩解，但中國政府粗暴的執政方式卻招致了重大的政治損失。2020年2月6日，疫情「吹哨人」李文亮的去世引爆了中國內地建國以來最強烈的反政府抗議：微信上數以億計的中國網民排山倒海式地自發悼念李文亮，並控訴政府將政治置於公共安全之上。一度有超過200萬人參與的微博熱門話題「我們要言論自由」迅速遭到刪除，海內外掀起將李文亮忌日定為中國「言論自由日」的聯署，又遭致當局的強力鎮壓。

2020年1月23日，一道沒有預告的強硬封城命令造成了武漢不計其數的人道主義悲劇：一位女子因其母親得不到醫治而在陽台上敲鑼求助、一位貨車司機在高速上連續七天找不到能下高速的出口、一位無處就醫的男子擔心傳染妻小而跳入長江、一名12歲的男孩拿著爸爸媽媽爺爺奶奶的死亡證明獨自前往民政局申請去孤兒院、一名70歲的老人哀求社區和街道做血液透析無果後跳樓自殺而遺體6小時後才被拖走、一名6歲的男孩獨自守著爺爺的屍體過了五天無人發現、一名8歲的男孩前往殯儀館聽說是要「接爸媽回家」了高興得跳了起來、一名被治癒的患者回家後發現家人全部離世遂在樓頂上吊自殺...... 這些被中國網民廣為傳播的悲慘故事共同描繪了武漢被粗暴封城後的慘烈圖景——大量的人無法回家、無法吃飯、無人看護、無法就醫、全家滅口，進一步引發中國民眾對政府的憤怒的控訴。

儘管中國商務部矢口否認利用行政手段禁止了防疫物資的出口，但很多中國大型防疫物資生產企業均傳遞出了一致的信號：出口很難，尤其是不可能允許出口到美國。3M和霍尼韋爾等中國美資企業從一月開始就已經被嚴格禁止出口N95口罩等物資。美國總統特朗普指責稱中國這一行為「等同於一級謀殺」。中國外交部另一位新聞發言人趙立堅於2020年3月12日在推特上發表言論稱「可能是美軍把疫情帶到了武漢」，而全世界似乎都逐漸與中國站到了對立面。一名埃及律師起訴習近平，要求中國賠償埃及10兆美元病毒引起的損失；一個美國律師團體在得克薩斯州起訴中國，要求賠償20兆美元；印度律師協會向聯合國人權理事會起訴中國，要求賠償20萬億美元；密蘇里州起訴中國政府要求賠償巨額經濟損失。4月14日，在特朗普宣布暫停向世界衛生組織撥款之後，美國行政部門和國會發起了對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的收入來源和新冠病毒來源的調查，矛頭直指中國。5月14日，特朗普進一步威脅稱美國可能切斷與中國的「一切關係」。

中國引以為傲的「黨管一切」的發展模式被西方稱為「國家資本主義」，即國營企業主導的資本主義制度。這一制度成功地為中國創造了諸多世界第一：中國的GDP按購買力平價計算已經超過了美國和歐盟；世界最多的農業和工業產出；世界最大的汽車生產國和汽車購買力；世界最大出口國；世界最多的網際網路和手機用戶；世界最長的高鐵、高速公路和地鐵總長度；中國的世界五百強公司數量超過了美國（其中八成為國有企業）。但是這些世界第一背後的另一個現實是：中國擁有全世界最高的強制墮胎數量，且為中國獨有；擁有全世界最多的與父母分離的兒童，且為中國獨有；擁有全世界最高的青少年自殺率；擁有全世界住房最高的住房負擔；人均擁有全世界最多的監控攝像頭；擁有全世界最先進的網路審查手段；是全世界監禁記者數量最多的國家；每年執行死刑的數量超過其他所有國家的總和。

習近平於2012年開始擔任主席，標誌著對鄧小平時代傳統的重大顛覆。上任後，他架空了總理和其他高層領導人，提拔親信，將自己冠以「核心」稱謂，將「習近平思想」載入憲法並廢除了主席任期限制。 他的個人權力得到極大的鞏固，以至於許多人將他稱為「萬能主席」。 一個高壓的極權政府，和14億言論、思想、生育、隱私、居住等基本人權被嚴厲限制的人民，組成了一個世界第二的超級大國，而這個超級大國的繁榮之下孕育著巨大的隱患——道德、環境、法制狀況的嚴重滑坡，層出不窮的暴力反抗事件，和越來越不受個別統治者掌控的日漸龐大的國家機器。

早在中國建國之初的1958年，毛澤東錯誤的「大躍進」政策就導致了近四千萬人無辜死亡的大飢荒。十年的文革浩劫和四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後，中國始終沒有孕育民主的種子。如今，中國無限擴張的公權力和無限增大的民生、民權壓力已然形成了巨大的分野。習近平政府目前正面臨空前嚴峻的內部和外部挑戰：遠未停火的貿易戰、黨內激烈的權力爭奪、隨時復燃的香港示威運動、不時復發的新冠疫情、越來越多的天價索賠壓力、國進民退下的經濟危機、全球經濟衰退帶來的出口壓力。

華盛頓對北京的一系列貿易、軍事、外交層面的強硬舉措，根源在於美國對「中國的改革開放將使其自然轉型為一個民主國家」這一期待的徹底否定。和貿易戰、香港示威運動一樣，新冠疫情的爆髮根源也在於中國日趨激進的極權統治方式。中國執政者應當反思的是，這一曾經帶來無數榮耀的「中國模式」，是否正是導致新冠疫情的「元凶」，以及正在滋生更多適得其反的極端後果。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